谢方 | 不该忘却的长者：宋云彬先生

本文转自“中华书局1912”，原载《书品》2005年第6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中华书局三年前庆祝成立90周年时曾出版了一册厚重的《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书中以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显示了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业绩，令人高兴。但翻读之余，也使我感到失落，过去我所敬仰的对中华书局有过重要贡献的“凌烟阁”式的人物，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等先生的事迹甚至名字，书中竟只字不提。他们不仅是上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的“开国功臣”，而且也是上世纪我国文化界、出版界很有名望的人物，怎么可以略去他们不提呢?但继而一想，这也难怪，现在中华的出版物和一些回忆文章中，也都很少看到他们的名字了，新一代的中华人哪里还知道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人和事！最近我从友人处借到一本宋云彬先生的日记《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读后感慨良多!其中记述宋先生在晚年到中华书局从事“廿四史”点校工作期间，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对工作一丝不苟、极端负责的精神和他那很有“名士风度”的不羁性格，都使我记忆犹新，如在眼前，也促使我产生了想写点什么的想法。现在，就根据他在《日记》中所述的片段材料，写一点他在中华书局从事《史记》点校的一些情况，借此也略表我对这位长者的怀念与敬意!

宋先生是怎样进入中华书局的，过去我只知道他是从“上面”调进来的，但却不知其详。看了他的《日记》，才知道这完全是一次“机缘”。原来宋先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一切职务撤消，由浙江省统战部管辖。部里要他订一个“改造计划”，他便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他是著名学者朱起凤的得意弟子，曾在开明书店整理出版过他老师的《辞通》)，拟了一个编纂《史记集注》的计划，作为报效人民的具体行动。他在1958年2月23日的日记中说：

下午二时，应江华书记之邀，赴大华饭店参加座谈……余以《编纂史记集注计划》一份交江华。

江华是当时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宋要把材料当面交给他，说明宋先生对此一工作非常重视。接着他又将此一计划用蜡纸刻印60份，分送在杭州和北京的一些要好朋友，征求意见。其中就有他的挚友、北京的叶圣陶先生。宋先生又在3插图月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的诗作：

驱遣牢愁酒一杯，名山事业敢心灰。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

从诗中可看出，编纂《史记集注》是他多年的宿志，现在才有时间将它作为晚年的“名山事业”来做。

但很快，一个意外的机缘便降临了，3月8日的日记说：

上午十时接圣陶函。词意恳挚，雒诵再四，为之泪下。当作复函，并寄去《编纂史记集注计划》三份，请其分别转交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历史分组及翦伯赞、胡绳两君。

日记虽未说出叶圣陶信的具体内容，但可以猜到，肯定是叶圣陶把成立不久的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叶是“小组”的成员)的消息告诉了宋先生，并要他把计划寄给小组，供他们考虑。对挚友提供的讯息和帮助，宋先生万分感动，便马上给叶先生复信，再寄去《计划》三份，请他转交规划小组和翦、胡二人。宋先生与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最早的联系，就是这样开始的。

很快，规划小组的负责人齐燕铭和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也获知此事。他们当时正在为问题不少的顾颉刚先生的《史记》标点稿而骑虎难下(此标点稿原是古籍出版社组的，古籍社合并入中华书局后，此稿便归中华)，在进退两难之际忽然获知宋先生也要整理《史记》，大喜过望，何不两事合成一事，请宋先生来处理其事呢!于是便决定了请宋先生到中华书局来，这既可解决《史记》标点整理的问题，又可让他负责今后“前四史”的“责编”工作。在经过中央有关人事、统战部门的“审批”手续后，到7月11日，宋先生的日记便出现了如下记事：

省统战部负责人转告说，中华书局要调你入京，参加整理古书工作，有愈快愈好之语。

这表明了宋先生可以入京实现他的“宿愿”了。他马上给在中华的好友傅彬然先生写信，了解中华对他如何安置；又直接写信给金灿然，落实赴京日期。

9月13日，宋先生终于举家乘火车抵京。次日到东总布胡同10号大院内中华书局报到。他在16日的日记说：

上午七时一刻，赴中华书局上工……历史一组负责人为余介绍同组同志凌珊如、徐溥泽、孟默闻、瞿瓞初、朱彦、原孝铨、刘光业。下午，陈乃乾为余介绍彼组丛书组同志章熊、周云青。

这是宋先生上班第一天，他记下同组内许多同志的名字，但他却没有说出“负责人”和丁晓先二人的名字，却颇耐人寻味。当时历史一组组长为姚绍华，副组长张北辰，姚是老中华著名历史编辑，宋先生应认识他；张则是党员老干部，管组内思想学习的。姚可能当时有事没来，由张来介绍组内同志。宋先生对这种领导已习惯上敬而远之，故日记当天不提其名。丁晓先则是宋先生的老相识了，也在20年代参加革命，后来变节，1957年又被划“右派”，故宋先生也不屑提他。陈乃乾则是宋先生敬仰已久的版本专家，也是他的同乡(浙江海宁人)，时任丛书组(为影印组前身)组长，故宋先生特地到他的办公室拜望他。我在1957年秋进入历史一组，但不久即下放劳动一年，这时还未回来。

宋先生很快就进入角色，开始“廿四史”工作，请看有关日记：

9月21日：“余在乃乾之工作室草拟《标点廿四史凡例》。”

9月22日：“拟《标点二十四史凡例》。”

9月23日：“拟《标点二十四史分段提行说明》。”

9月26日：“与金灿然谈《史记》标点问题。将顾标与我标的式样寄聂崇岐等，拟开会讨论。顾之标点问题甚多，改正需要甚长时间。”

9月30日：“开会讨论标点《史记》问题。有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陈乃乾、章雪村(即章锡琛，曾任古籍出版社总编)、金灿然等。”

10月16日：“写成《关于标点史记及三家注的若干问题》七千字，交姚绍华转金灿然。”

11月6日：“中华邀顾、聂、贺次君(按：为顾之助手，“顾标”实际上是他初标的)、叶圣陶、王伯祥(按：《史记》专家，老“开明”人)来座谈《史记》标点及三家注问题。”

11月11日：“写《标点史记凡例》交姚绍华。”

就这样，从宋先生拟标点凡例和对顾标的审读意见开始，经过专家会议讨论到最后通过，用了两个月时间，可见领导上对顾标《史记》处理考虑之慎重。经过了这次讨论，宋先生获得了领导、专家的信任，也一扫一年多来压在心上的郁闷心情，开始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史记》的标点工作。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高潮，《史记》标点本和陈乃乾先生点校的《三国志》都列入了中华书局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书”，其他的项目都要为它“让路”。宋先生也日以继夜地工作，不多久，《史记》标点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他在1959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史记》一百三十卷于昨天点校完毕。日记中断了两个月，其原因为标点《史记》工作之紧张，每夜工作到10点左右，筋疲力尽，无兴趣写日记了。

作为一位已年逾古稀的老人，除白天上班工作外，下班后还工作到晚上10点，也真正感到“筋疲力尽”了。

也就在这时，一位对古典文献有深厚素养和对编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中年人从商务印书馆调进中华书局历史一组，这就是后来被金灿然先生委以领导点校“廿四史”重任的赵守俨同志。有了守俨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宋先生的工作也就顺利多了。他在4月21日的日记中说：

上午赴中华书局，与傅东华等讨论前四史标点问题。参加者：陈乃乾、赵守俨、姚绍华、张北辰等。《后汉书》问题最多，决定暂不发稿。

4月24日的日记又说：

下午一时赵守俨来，将《史记》目录及附录交给他。如此，全部《史记》点校工作已毕，只《点校说明》未写。

这时，宋、赵二人工作中互相配合，《史记》排校进度大大加快。最后，宋先生还要写一篇《史记》的《前言》。这又是一个难题，解放后整理古籍要强调贯彻“阶级观点”，又说标点也有阶级性，可是如何贯彻，如何才能“批判继承”，大家都心中没底。当时许多学术文章也说司马迁的史学观有“人民性”，可是具体如何表现，也不易弄清。赵、宋二人几经研究，决定不在《前言》中乱贴标签，便把《前言》分成《出版说明》和《点校说明》两文。前者主要是交代版本，后者主要是交代标点用法，讲透彻了便可以了。在几易其稿后，宋先生又在5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改写《史记点校说明》毕。……下午赴中华书局。赵守俨语余：金灿然对改写后之《出版说明》甚满意，嘱油印分送专家提意见。

宋先生写的《出版说明》和《点校说明》最后终于顺利通过。接着《后汉书》点校问题又提出来。由于《后汉书》原点校者傅东华要负责《汉书》的复点统一工作，故《后汉书》又安排由宋先生来点校。有关宋先生此后点校《后汉书》的情况，此处就不谈了。

很快到了1959年8月，《史记》签字付型毕，终于在国庆节前出书，宋先生这时才把紧张的心情舒解开来。实际上他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史记》从审稿到重新标点、看校样的全过程，这也是“大跃进”年代中的“奇迹”，它倾注了宋先生多少心血啊!到1960年，宋先生在中华书局也终于摘去被戴了三年的“右派”帽子。这一天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支部书记王春同志对他的谈话。宋先生日记的文字本来非常简短，寥寥两三行，但这一天记载王春谈话的日记却很详细，几乎占了一页，是日记中最长的一篇。不久，日记又记下了他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周总理在休息时间到他面前和他握手。解放前宋先生就受过周总理的直接教诲，现在总理仍没有忘记故人，也知道他在点校《史记》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使他万分感动。

1961年10月，中华书局从东城一隅迁到了西郊翠微路原文化学院大楼，这里地方开阔，而且众多家属宿舍也在一起，条件大大改善。这时“廿四史”点校工作也开始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即通过高教部抽调了一批专家教授到中华来集中工作；校勘方法也从“本校”扩大到“他校”，并强调要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当时就有十余位专家教授来到中华专门从事廿四史点校，这不但提高了点校质量，也加快了点校进程。在“谈笑有鸿儒”，“往来皆君子”的环境中，宋先生度过了工作心情最舒畅的一个时期。

可惜的是，这为时并不长，到1965年，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在全国开展了。开始时是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华的外地教授们纷纷离京返原单位“学习”。不久，中华“二十四史点校小组”也被人指责为“阶段斗争的避风港”。宋先生意识到有点不妙，本来简短的《深柳堂日记》这时更简短了。到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宋先生自然成为“走资派”重用的“反动权威”，被揪了出来。但幸运的是，据我回忆，宋先生只被“陪斗”，还未被专门“批斗”，未受“皮肉之苦”，这大概因他已是“死老虎”的缘故吧!到干校后，开始他是和被揪老人一起参加打扫厕所劳动。后来因为年事已高，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他是较早地离开干校返回北京的。此后我便再不知道他的消息了。陈乃乾先生则在“文革”中被街道(他住在城内北长街99号)红卫兵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后来投靠到浙江天台他的女儿处，在凄寂中去世，无片言只字流传下来，其珍贵的藏书也星散了。惜哉!

2005年6月于上海浦东香山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