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精致利己主义”已经变成老登规训年轻人的标签

本文是圆方的第1355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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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利己主义”这个词最早被提出，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

2008年前后，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在探讨大学教育问题时，提出了这个观点。

在一次会议上上，他是这么阐述这个词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

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会议上，钱理群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

……他的一位学生在他课上表现得异常积极，课后也常来请教问安，极尽谦逊好学之能事。时间一长，钱教授对其产生好感，并应其请求写了留学推荐信。然而，推荐信到手后，该学生便再无踪影。

在最后，钱理群教授说：

……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其实想来，钱理群教授的发心大概是好的，而且他这番话所指责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也不是在说所有的青年。

是指的那些已经考上了北大的，“百里挑一”的青年。钱理群教授是希望，这样的“精英青年”：

“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

只不过，时移世易。

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当这个词的使用可以逐步泛化。

而今天，或许“精致利己主义”这个词，已经变成“老登”规训年轻人的标签。

02

这几天，如果说舆论场上最翻车的，大概就是俞敏洪的全员信了。

在全员信中，俞敏洪老师在信中写道：

“此刻，我正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四周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冰川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力量与坚守的意义...”

俞敏洪老师在信中简短回顾了他的创业历程，并表示，从一间简陋的教室起步，到如今见证彩虹，离不开每一位曾经在新东方，或者今天还在新东方的教职员工的付出与奉献。表示对此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

在信中，俞敏洪老师动情的说：

“……新东方的今天，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卓越，而是因为每一个“你”的默默耕耘。你们在讲台上挥洒汗水，在办公室里挑灯夜战，在挫折中依然选择相信，在挑战中始终不言放弃。这份平凡中的伟大，让我深深感动，也让我对新东方的未来充满信心。”

不过，这样一份“晓之以情”的公开信，并没有得到预想的“好评”，迎来的更多是吐槽。

有教育板块的员工吐槽（不确定真实与否），纪念日当天仍在上完课连夜加班做续费方案，看到信中对南极风光的描述“只觉得讽刺”。还有一些员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法共情”，“发5次南极感悟不如发一次加班费”，甚至有员工直接模仿起俞敏洪的文笔，写了一封回信……《今夜所有xdfer都是南极人。》

其实严格意义上，俞敏洪老师的这篇全员信很难说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问题。

不管是回顾过去，还是感谢团队，以及展望未来，包括最后一段的“鸡汤”，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哪里错了，可能只是时代变了。

03

当“精致利己主义”从学术讨论滑向公共话语，这个词的意义就已经悄然转变了。

钱理群当年批判的，是那群“智商与演技并存”的精英学子对体制规则的娴熟驾驭。

而今天，当普通青年在社交平台上抱怨加班费太低、拒绝团建聚餐、跳槽追求更高薪资时，评论区往往会飘过一句轻飘飘的判词：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精致利己。”

词语的泛化往往伴随着意义的坍缩。

当“精致利己”从特指高智商者的系统性利益计算，被简化为“任何不愿无条件奉献的行为”。

这个词就成了一枚随处可贴的道德标签。

老登们用它来解释一切难以理解的现象：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为公司“奋斗终身”？

精致利己。

为什么拒绝免费加班？

精致利己。

为什么敢于和领导谈待遇？

精致利己。

在上一代人成长的经验里，个人与集体的绑定是天然的道德前提。

而在年轻人面临的现实中，当房价遥不可及、职场“画饼”通货膨胀时，那份精心计算得失的“理性”，又何尝不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存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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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上面这些“不得已”相比。圆方觉得，更值得玩味的是权力关系的倒置。

钱理群当年担忧的是“精致利己者掌握权力”的危害。

而今天的使用场景里，掌握话语权的人正挥舞着这个词汇，指责弱势方的“不够顺从”。

就像俞敏洪老师那封南极来信引发的嘲讽当老板在南极感慨“坚守的意义”时，员工正在深夜赶制续费方案。

这种情境下，如果这些年轻人的“吐槽”被指责为“精致利己”，那么这种指控，是否会显得苍白呢？

因为它无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

当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存发生断裂时，谁更有资格定义“利己”的边界？

词语的流浪史，也是一部社会心态的变迁史。

当“精致利己主义”逐渐褪去了它的学术外衣，那么，它就已经变成了代际对话中那堵无形的墙。

老登们用它表达对年轻一代“不理解”的焦虑，年轻人则在这标签下筑起更高的心理防线。

或许真正的问题不再是“年轻人是否变得精致利己”而是：

当一个社会开始频繁使用道德词汇来解释结构性矛盾时，是否已经在回避那些更棘手的问题？

当“精致利己”成为规训的标签，它测量的或许不是年轻人的道德水准，而是这个时代信任缺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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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们再往深度去想。

所谓的年轻人的“精致利己主义”，又是在为了适应谁和讨好谁呢？

钱教授所吐槽的那个学生，在拿到推荐信之后，对他就没有那么热情了。那在他心目中，这个学生应该怎么做，才不算“精致利己主义”呢？

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那种“热情”，才算不忘初心？

而当推荐信成为通往未来的“通关文牒”，而真诚却要用持续表演来证明时，这套规则本身，又在鼓励怎样的“真实”？

那个学生或许从未将钱教授视为值得深交的师长，而只是视为一个需要攻克的“关卡”。

但反过来看，又是怎样的评价体系，将教授的个人好感变成了稀缺资源？

当一封推荐信能决定命运时，或许问题不在于年轻人学会了算计，而在于：

我们共同构建的这个世界，到底在奖励怎样的行为？

那要如何适应和看待这个时代的变化呢？或许可以用俞敏洪老师全员信的最后一段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人生和事业，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修行。让我们始终保持学习的姿态，倾听时代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