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当我躺在城市里宽大柔软的床上,偶尔还会被一种彻骨的寒冷惊醒。那一瞬间,我会恍惚地以为自己还睡在那间土屋冰冷的地铺上,而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个女人沙哑又温暖的声音:“炕上暖和,上来睡。”
那声音像一根烧红的针,轻轻扎在我记忆最深的地方,不疼,却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烙印。
那是1979年的冬天,一场封锁了大巴山整整二十七天的大雪,也封存了我一生都无法释怀的一段记忆。那年我二十二岁,刚从林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山里的红星林场做技术员,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和写在脸上的理想。
故事,要从那场雪落下之前说起。
第1章 初识王秀莲
1979年的秋天,大巴山的色彩浓烈得像一幅油画。我叫李文轩,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几本专业书和换洗的衣物,从县城坐了两天长途车,又搭着运木材的拖拉机颠簸了一整天,才终于抵达了地图上那个小小的红点——红星林场。
林场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所谓的宿舍,就是山坳里一排用木头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四面漏风。晚上睡觉,山风从木板缝里灌进来,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吃的更是简单,顿顿都是玉米糊糊配咸菜疙瘩,偶尔能改善伙食,就是炊事班长老王炖上一锅土豆白菜。对于我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最初的日子确实是一种煎熬。
但年轻的好处就是适应力强,加上林场里都是些朴实爽朗的汉子,日子久了,我也就习惯了这种粗粝的生活。我的工作是跟着场里的老技术员张师傅,对周边的林区进行勘测,为来年的采伐计划做数据准备。我们每天都要背着仪器和干粮往深山里钻,一走就是一整天。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认识了王秀莲,我们都叫她陈嫂。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去往二号伐木点的小路上。那天我和张师傅刚结束工作,正往回走,看到一个女人背着一个比她身子还宽的背篓,正费力地往山坡上爬。背篓里装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把她的腰都压弯了。她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用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
“是秀莲啊,又上山掰苞谷了?”张师傅热情地跟她打招呼。
女人抬起头,一张被风霜和劳作刻画过的脸庞露了出来。她的皮肤是健康的黝黑,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皱纹,但那双眼睛却格外明亮,像山里的清泉。她看到我们,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张师傅,是你们啊。家里存粮不多了,趁天好赶紧多收点。”她说着,视线落在我这个生面孔上,带着一丝好奇。
“这是新来的大学生,小李,李文轩。”张师傅向她介绍我,“以后就在咱们场里干了。”
我有些拘谨地冲她点了点头,喊了一声:“陈嫂好。”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得更灿烂了,“哎,好,好。小李技术员,看着就是个文化人。”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温和。
那天,我和张师傅顺手帮她把那背篓玉米扛回了家。她的家就在林场家属区最边缘的地方,一栋孤零零的土坯房,院墙是用石头和泥巴垒起来的,收拾得倒是很干净。院子里晒着干辣椒和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草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院子里用泥巴捏小人,看到我们,怯生生地躲到了门后。
“小刚,快叫人!”陈嫂放下背篓,拍了拍身上的土。
小男孩探出半个脑袋,小声地喊了句:“张伯伯好,叔叔好。”
陈嫂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里,给我们倒了两碗滚烫的热水。屋里光线很暗,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陈设极其简单,一张吃饭用的方桌,几条长板凳,靠墙立着一个掉了漆的旧木柜。最占地方的,就是那盘几乎占据了半间屋子的火炕。炕上铺着芦苇席,叠着两床洗得发白的被子。
在屋里坐着,我才从张师傅和她的闲聊中,零零散散地拼凑出了她的故事。陈嫂的丈夫老陈,曾经是林场最好的伐木工,三年前在一次雨季作业时,被一棵突然滑坡滚落的松树砸中,当场就没了。林场给了些抚恤金,但对于一个要拉扯孩子的寡妇来说,又能顶什么用呢?从那以后,她就一个人守着这间土房子,靠着几分薄田和上山采些山货,艰难地把儿子小刚拉扯大。
我看着这个女人,她比我母亲的年纪还要小上几岁,可眉眼间的沧桑却仿佛经历了一整个世纪。她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笑,可我能感觉到那笑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从那以后,我和陈嫂的交集就多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她丈夫曾是林场工人,她对我们这些场里的人总有种特别的亲近。我每次从她家门口经过,她只要看见了,总会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喝口水。有时候,她会塞给我两个刚出锅的烤红薯,或者一把炒熟的南瓜子。她说:“你们这些小年轻,在山里吃不好,多吃点。”
我的工服破了,自己笨手笨脚地缝不好,被她看见了,二话不说就拿过去,第二天再见到我时,衣服上已经是用细密针脚缝补好的补丁,平整又结实。她说她的针线活是跟她妈学的,老陈在世的时候,一身的衣服都是她做的。说这话时,她的眼神会飘向窗外,带着一丝遥远的温柔。
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想给她些钱或者粮票,她却每次都把我的手推回来,板着脸说:“小李,你这是看不起你嫂子。你们在山上为国家做贡献,我一个农家妇女,做这点事算啥?”
我拗不过她,只能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份情。偶尔从县城回来,我会给她带一些小孩子吃的糖果,或者一包给小刚写字用的作业本。每次看到小刚拿到礼物时开心的样子,陈嫂脸上的笑容就格外真切。
那段时间,陈嫂的家,成了我在这个陌生山林里一个温暖的港湾。在她那里,我能吃到热乎的饭菜,能喝到暖身的姜茶,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类似家的感觉。我从未多想过什么,只觉得陈嫂是个善良、坚韧又让人敬佩的女人。我把她当成一个值得尊敬的长辈,一个亲切的邻家大嫂。
直到那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落下,所有平静的表象都被撕得粉碎。
第2章 风雪困孤屋
十一月底,大巴山的天说变就变。前一天还是秋高气爽,一夜之间,寒流就卷着乌云席卷了整个山脉。北风像狼嚎一样在山谷里穿行,刮得树木东倒西歪,也刮得人心头发紧。
那天早上,我推开工棚的门,一股夹着雪子的冷风猛地灌了进来,冻得我一哆嗦。外面已经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鹅毛般的大雪正铺天盖地地往下砸,能见度不足十米。
“坏了,这雪下得太大了。”张师傅披着一件军大衣,站在门口,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小李,看这架势,今天怕是没法上山了。”
林场里的工作立刻停摆了。汉子们三三两两地聚在宿舍里,抽着旱烟,讨论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有人说这是十几年来最大的一场雪,也有老人说,这雪一下,恐怕要封山了。
“封山”这个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还是个很遥远的概念。我只是觉得,下雪天不用出工,正好可以在宿舍里看看书,整理一下勘测数据。我甚至还有点小小的兴奋,觉得这雪景很美。
然而,我很快就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
雪一连下了两天两夜,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地上的积雪已经没过了膝盖,整个红星林场像是被埋在了一个巨大的棉花堆里。工棚的门被雪堵住了,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推开一条缝。最糟糕的是,我和外界的联系彻底断了。林场那部唯一能对外联络的手摇电话,线路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被大雪压断了,变成了个哑巴。
第三天下午,灾难发生了。我正在工棚里看书,忽然听到头顶传来一阵“嘎吱嘎吱”的、令人牙酸的声音。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轰隆”一声巨响,我住的那间工棚的屋顶,西南角被厚厚的积雪压垮,塌下来一个大洞!
雪和碎木头哗啦啦地往下掉,瞬间就把我的床铺给埋了。我当时正坐在靠门的桌子边,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冲了셔去。等我站在门外回头看时,只见半边屋顶都耷拉了下来,冷风裹着雪花疯狂地往屋里灌。
这下,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场长老马叔闻讯赶来,看着我那破烂的工棚,也是一脸愁容。场里其他的宿舍也都挤满了人,根本腾不出一个床位。他叼着烟斗,在雪地里来回踱步,半晌,才一拍大腿。
“小李,这样,你先去陈嫂家凑合几天。”他看着我说,“她家是土坯房,结实,比这木头棚子安全。而且她家就娘俩,屋子也宽敞。等雪停了,场里再想办法给你修屋子。”
我一听,顿时有些犹豫。去陈嫂家住?一个单身女人家,我一个大小伙子住进去,这……这算怎么回事?村里人会怎么看?陈嫂自己又会怎么想?
“马叔,这……不太方便吧?”我迟疑着说。
“有啥不方便的!”老马叔把烟斗在鞋底上磕了磕,“都什么时候了,还讲究这个!活命要紧!秀莲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心善,不会有啥想法的。就这么定了,我带你过去跟她说。”
老马叔的语气不容置疑,我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我的行李和被褥都埋在废墟里,就算挖出来也湿透了,根本没法用。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夜里,没有一个遮风挡雪的地方,是真的会冻死人的。
就这样,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老马叔,来到了陈嫂家门口。老马叔扯着嗓子喊了几声,陈嫂披着一件旧棉袄出来开了门。当她看到浑身是雪、狼狈不堪的我,和老马叔说明情况后,她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关切和焦急的神情。
“哎呀,这可咋整的!人没事吧?”她一边问,一边把我往屋里拉,“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
她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那种发自内心的关切,让我心里那点因为“不方便”而产生的顾虑,顿时消散了不少。
“秀莲啊,小李这几天就先麻烦你了。”老马叔站在门口,没有进屋,“场里现在乱糟糟的,等雪停了路通了,我再来接他。”
“马叔你说的这是啥话,啥麻烦不麻烦的。”陈嫂一边帮我拍打身上的雪,一边回头说,“老陈当年也是场里的人,小李技术员就跟我自家兄弟一样。你放心吧,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他。”
老马叔点点头,又嘱咐了几句注意安全的话,就转身消失在风雪里。
屋门关上,隔绝了外面的寒风和呼啸。屋里烧着火,暖意融融。小刚看到我来了,显得很高兴,围着我打转。陈嫂让我赶紧到炕边坐下,又给我倒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
“快喝了,驱驱寒,可别冻病了。”她把碗塞到我手里,自己则转身去灶房忙活。
我捧着那碗滚烫的姜汤,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感激、不安、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交织在一起。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场大D雪,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将我和这个只认识了几个月的女人,困在同一个屋檐下。
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在这间与世隔绝的土屋里,在接下来漫长的二十几天里,我将要面对的,是比严寒和饥饿更严峻的考验。
第3章 炕沿边的距离
住进陈嫂家的第一天,是在一种微妙的局促中度过的。
陈嫂的家不大,一明两暗的格局。明间是堂屋,吃饭待客都在这里,那盘大炕也在这儿。里间的两间小屋,一间是陈嫂和小刚的卧室,另一间是堆放杂物和粮食的储藏室。我的住处被安排在了堂屋。
晚饭后,陈嫂从储藏室里抱出一床旧被褥,在靠墙的地上给我打了个地铺。被子虽然旧,但被太阳晒过,有一股好闻的干草味道。
“小李,家里条件不好,就委屈你先在地铺上将就一晚了。”她一边铺着褥子一边说,“地上凉,我给你多铺了一层稻草。”
“不委屈,不委屈,陈嫂,给您添大麻烦了。”我赶紧说,心里充满了感激。能在这样的天气里有个遮风挡雪的地方,我已经别无所求了。
小刚对我的到来充满了新奇,一直缠着我问东问西,问我城里是不是有看不完的小人书,问火车是不是像一条很长很长的蜈蚣。我耐心地回答着他的问题,给他讲山外面的世界。陈嫂就在一旁,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纳着鞋底,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静静地听着。
那一刻,屋子里昏黄的灯光,小孩子清脆的童声,女人低头缝补的剪影,构成了一幅异常温暖的画面。我恍惚间觉得,这不像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而更像一个真正的家。
晚上睡觉的时候,问题来了。
堂屋和里屋之间只隔着一道布帘。陈嫂带着小刚去里屋睡了,我躺在地铺上,能清晰地听到帘子后面传来的动静。她哄小刚睡觉的哼唱声,翻身的窸窣声,甚至轻微的咳嗽声,都一清二楚。
这让我浑身不自在。我长这么大,除了在学校的集体宿舍,还从没有和任何一个女性在如此近的距离下共度一夜。尽管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帘子,隔着清白和道德,但那种无形的尴尬,还是像蚂蚁一样在我心上爬来爬去。
我能感觉到,帘子那头的陈嫂,似乎也一样不自在。她好像很久都没有睡着,我能听到她辗转反侧的声音。
我们就这样,在一个屋檐下,各自怀着心事,听着屋外呼啸的北风,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
接下来的几天,大雪依旧没有停。我们被彻底困在了这间小小的土屋里。日子变得简单而漫长。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着生存这件最基本的事情展开。
早上,我跟着陈嫂一起,把堵在门口的雪清理出一条小道。她的力气很大,一把铁锹使得呼呼生风,完全不像个女人。清理完积雪,我们就开始准备一天的食物。家里的粮食不多,必须精打细算。每一顿饭,都是玉米糊糊配上一点咸菜,偶尔陈嫂会从咸菜坛子里捞出几块去年腌的萝卜干,切成小丁,用猪油炒一下,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我一个大男人,饭量大,总觉得吃不饱。陈嫂看在眼里,每次盛饭,都会偷偷把稠的拨到我碗里,她自己和小刚则喝那些清汤寡水的。我发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要把饭换给她,她却总是虎着脸说:“你是男人,要干力气活,不多吃点哪行!我们娘俩在家不动弹,喝点稀的就行。”
我争不过她,只能把这份恩情默默地记在心里,然后抢着去干那些劈柴、挑水之类的重活。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谁也不多说什么,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维持这个临时的“家”而努力。
闲下来的时间,我会教小刚认字,给他讲《西游记》的故事。小刚很聪明,学得很快,对我的崇拜也与日俱增,整天“李叔叔”、“李叔叔”地跟在我屁股后面。陈嫂则在一旁缝缝补补,或者搓着准备过冬用的麻绳。
她的话不多,但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递过来一杯热水,或者在我看书看得眼睛累了的时候,提醒我歇一会儿。她的关心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不着痕迹,却又无处不在。
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初的那种尴尬和局促,渐渐被一种习惯和亲近所取代。我们开始像一家人一样,在饭桌上讨论今天雪是不是小了点,或者屋顶的积雪是不是该清理了。
然而,平静的表面下,暗流却在悄悄涌动。
村里人是闲不住的。尽管大雪封路,还是有那么一两个邻居,比如住在不远处的张大娘,会踩着厚厚的雪过来串门。她每次来,眼睛总是在我和陈嫂之间滴溜溜地转,问的话也总是意有所指。
“哎呦,秀莲,你这可真是积德了,救了咱们场里的大学生啊。”张大娘坐在炕沿上,磕着瓜子,拉长了声音说,“不过话说回来,这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总归是不太好听。小李技术员,你在城里有对象了吧?”
她突然把话头转向我,我顿时闹了个大红脸,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陈嫂的脸色也沉了下来,她放下手里的活计,淡淡地说:“张大娘,你说的这是啥话。小李的宿舍塌了,老马叔安排他住我这儿的。现在大雪封山,救人一命比啥都重要,哪还顾得上那些闲言碎语。”
“我这不是替你操心嘛。”张大娘嘿嘿一笑,“你一个寡妇人家,名声要紧啊。”
张大娘走后,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沉闷。我能感觉到陈嫂心情不好,她一整个下午都没怎么说话,只是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用力纳着鞋底,仿佛要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懑都缝进那厚厚的布料里。
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我知道张大娘的话虽然难听,但说的却是事实。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里,“寡妇门前是非多”是一条铁律。我的存在,无疑是把陈嫂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久久不能入睡。我听着帘子后面陈嫂均匀的呼吸声,心里第一次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我想离开这里。我想等雪一停,就立刻离开,离得远远的。我不想因为自己,让她承受这些本不该她承受的非议。
我甚至开始有些后悔,后悔当初为什么要答应老马叔住到这里来。
可我又清楚地知道,在这冰天雪地里,没有她的收留,我可能早就冻死在了那个塌掉的工棚里。
感激与愧疚,像两只手,死死地揪住了我的心脏。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和她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一道布帘,更是整个世俗的眼光和无法逾越的道德鸿沟。而我们,就站在这条鸿沟的两岸,隔着炕沿,遥遥相望。
第4章 尘封的往事
雪,还在下。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埋葬掉一样。
被困在陈嫂家的第十天,我们面临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食物开始告急了。地窖里储存的土豆和白菜已经见了底,米缸里的玉米面也只剩下薄薄的一层。
陈嫂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她开始更加精打细算,每天只做两顿饭,而且稀得能照出人影。小刚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得哇哇叫。陈嫂就把自己碗里的那点干的,全都拨给儿子,自己喝那点清汤。
我看着心里难受,几次想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他们,都被陈嫂严词拒绝了。
“你是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不吃饱怎么行!”她总是这么说。尽管我明白,在这个临时的家里,我什么也顶不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围着一张小桌子,喝着几乎看不见米粒的菜叶汤。小刚喝完一碗,还眼巴巴地看着锅里。陈嫂狠了狠心,把锅盖盖上,对他说:“没了,睡觉去,睡着了就不饿了。”
小刚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但还是懂事地没哭没闹,自己爬上炕,用被子蒙住了头。
屋子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煤油灯的火苗在寂静中跳动,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土墙上。
“小李,”陈嫂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让你跟着我们娘俩受苦了。”
“陈嫂,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赶紧道,“要不是你,我……”
“别说了。”她摆了摆手,眼神里满是疲惫。她抬起头,看着煤油灯那一点微弱的光,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
“以前老陈在的时候,日子虽然也紧巴,但从没让孩子饿过肚子。”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颤抖,“他是个好人,就是命不好。”
那个晚上,或许是饥饿和绝望催化了人的情绪,陈嫂第一次向我敞开了心扉,讲述了她和她丈夫老陈的往事。
她的丈夫陈建军,是林场里数一数二的伐木好手,人长得高大壮实,性格却很憨厚。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陈嫂说,她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个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男人。结婚后,日子过得很幸福。陈建军把她当宝一样疼,什么重活都不让她干。他说,女人的手是用来绣花的,不是用来劈柴的。
“他那时候总跟我说,等以后政策好了,咱们就去县城买个房子,让小刚在城里上学,再也不让他待在这穷山沟里了。”陈嫂说着,眼角泛起了泪光,“他还说,要给我买一条城里女人戴的那种真丝围巾,红色的,说我戴着肯定好看。”
我静静地听着,仿佛能看到那个憨厚壮实的男人,正对着他心爱的女人,许下那些朴素而真诚的诺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前那个多雨的夏天,林场为了赶任务,冒雨上山作业。陈建军是为了救一个刚来的年轻工人,才被滚落的巨石砸中的。他把那个年轻人推开了,自己却永远地留在了那片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山林里。
“他走的时候,小刚才五岁。”陈嫂的声音哽咽了,“场里的人把他抬回来,浑身都是血……我当时就觉得,天塌了。”
她没有嚎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泪水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滑落,滴在满是补丁的衣襟上。那种无声的悲伤,比任何撕心裂肺的哭喊都更让人心碎。
丈夫去世后,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有人劝她改嫁,找个男人依靠。可是在这个小山村里,一个带着拖油瓶的寡妇,能找到什么好人家呢?要么是年纪大的鳏夫,要么是家里穷得叮当响的光棍。她不愿意,她说她不能让小刚受委屈。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泪,长长地叹了口气,“就盼着能把小刚拉扯大,让他有出息,走出这大山,别像他爹,也别像我,一辈子被困在这里。”
听着她的讲述,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又酸又涩。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理解了她这些年来的艰辛和不易。她不仅仅是一个善良的农妇,更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个用自己孱弱的肩膀,为儿子撑起一片天的女人。
或许是她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鬼使神差地,说起了我自己的事。我跟她讲了我在城里的家,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讲了我的大学生活,讲了我对未来的憧憬。我还跟她讲了我的未婚妻,苏晓。
苏晓是我的大学同学,一个像丁香花一样美好的城市女孩。我们已经订了婚,等我这次勘测任务结束,回到单位稳定下来,我们就准备结婚。我给她看了我贴身存放的、苏晓的照片。照片上的苏晓,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扎着两个辫子,笑得灿烂又明媚。
陈嫂凑到煤油灯下,仔细地端详着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真俊啊。”她由衷地赞叹道,“像电影里的演员。小李,你有福气。”
她的语气里没有丝毫的嫉妒,只有真诚的祝福。可我却从她的眼神里,读到了一丝难以察觉的落寞。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苏晓所代表的那个光鲜亮丽、充满希望的世界,对于陈嫂来说,是多么的遥远和陌生。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很久。我们聊各自的过去,聊那些被深埋在心底的痛苦和希望。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这间与世隔绝的土屋里,我们两个来自不同世界、年龄相差了十六岁的人,灵魂仿佛有了一次短暂的交汇。
我不再仅仅把她看作一个需要我报答的恩人,我开始真正地同情她,理解她,甚至……敬佩她。而她,似乎也不再仅仅把我当成一个需要照顾的“小李技术员”,她的眼神里,多了一些我当时还读不懂的、更复杂的东西。
我们之间的那道布帘,仿佛在那个夜晚,被悄悄地掀开了一个小角。
第5章 炕上暖和
日子一天天过去,雪山里的寒冷愈发刺骨。地铺上的那点稻草根本抵挡不住从地底冒上来的寒气。我每晚都被冻得翻来覆去,睡不安稳。有时候半夜醒来,感觉自己的手脚都快失去了知觉。
终于,我还是病倒了。
那天早上,我挣扎着想从地铺上爬起来,却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头痛欲裂,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陈嫂发现了我的不对劲,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惊呼道:“哎呀,小李,你发烧了!烫得吓人!”
她的脸上立刻写满了焦急。在这大雪封山、缺医少药的时候,一场高烧是足以要人命的。
她立刻行动起来。她把炕烧得热热的,让我躺到炕沿上,又把家里仅有的两床被子都盖在了我身上。她翻箱倒柜,找出几片干姜,给我熬了一大碗辛辣滚烫的姜汤,逼着我喝下去。然后,她又用毛巾蘸了雪水,一遍遍地给我擦拭额头和手心,用这种最原始的土办法给我物理降温。
我烧得迷迷糊糊,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世界。一会儿冷得浑身发抖,牙齿咯咯作响,一会儿又热得口干舌燥,像是被架在火上烤。在混沌的意识里,我能感觉到陈嫂一直在我身边忙碌着,她给我喂水,帮我掖好被角,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会好的,会好的,睡一觉就没事了。”
她的声音,成了我在那个昏沉世界里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到了晚上,我的高烧不但没退,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开始说胡话,嘴里胡乱喊着“妈”、“苏晓”的名字。
陈嫂守在我身边,急得团团转。她不停地更换我额头上的冷毛巾,又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白酒拿出来,倒在手心,给我搓着后背和脚心。冰凉的酒精接触到滚烫的皮肤,让我舒服得呻吟了一声。
深夜,风雪似乎更大了。风声像是鬼哭狼嚎,拍打着门窗,让这间小小的土屋显得更加孤立无援。
我从一阵剧烈的寒战中清醒过来,意识有了一丝清明。我看到陈嫂还坐在炕边,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上满是疲惫和担忧。
“陈嫂……”我虚弱地叫了她一声。
“哎,小李,你醒了?”她立刻俯下身,把耳朵凑到我嘴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想喝水吗?”
“冷……”我控制不住地哆嗦着,牙齿上下打颤,“我……好冷……”
被子好像失去了作用,寒气从四面八方侵入我的身体,仿佛要将我的血液都冻结。
陈嫂看着我在被子里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样子,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她咬着嘴唇,似乎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声和柴火在炕洞里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过了许久,她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用一种近乎耳语的、沙哑又温暖的声音,对我说:
“炕上暖和,上来睡。”
这七个字,像一颗小石子,轻轻地投进了我混沌的脑海里,却激起了千层巨浪。我瞬间清醒了大半。
上来睡?和她,和小刚,一起睡在这盘大炕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不行,绝对不行!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我一个未婚的年轻男人,怎么能和一个寡妇同睡一盘炕?这要是传出去,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陈嫂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苏晓要是知道了,她会怎么想?
无数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炸开,像一团乱麻。
可是,那股彻骨的寒冷,又是那么真实地啃噬着我的身体。我知道,如果再这样冻下去,我可能真的撑不过这个晚上了。求生的本能,和我从小接受的道德教育,在我脑海里展开了一场天人交战。
我看着陈嫂。在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一半在光明里,一半在阴影里。她的眼神很复杂,有怜悯,有关切,有挣扎,甚至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属于女人的羞怯。但那眼神的底色,是清澈的,坦荡的。
我知道,她说出这句话,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是冒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风险。她只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个被困在她家的年轻人,就这么被一场高烧夺去性命。她的动机,是如此的纯粹和善良。
如果我再用那些世俗的条条框框去拒绝她,那不仅是对她善意的一种侮辱,更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
“陈嫂,我……”我的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
她似乎看穿了我的犹豫和挣扎。她没有再劝,只是默默地站起身,把炕上属于她的那床被子往里挪了挪,又把小刚往最里面推了推,在炕的外沿,给我空出了一个人的位置。
然后,她转过身,背对着我,低声说:“你睡外面,我睡里面,中间隔着小刚。别多想,救命要紧。”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
我挣扎着,用尽全身的力气,从冰冷的地铺爬上了那片温暖的所在。当我躺下的那一刻,一股巨大的、无法言喻的暖流,瞬间包裹了我的全身。那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温暖,几乎让我舒服得想哭。
火炕很宽,我们三个人躺在上面,并不显得拥挤。我睡在最外面,陈嫂和小刚睡在最里面。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孩子的距离。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味,和被子上阳光的味道。
我僵硬地躺着,一动也不敢动,连呼吸都小心翼翼。我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快得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也能听到身边,陈嫂同样有些急促的呼吸。
我们都没有说话。
在这间被风雪包围的土屋里,在这盘温暖的火炕上,我和一个38岁的寡妇,以及她的儿子,头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躺在一起。我们之间隔着世俗、隔着道德、隔着年龄,却又因为最原始的求生本能和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善意,而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那一夜,我终于没有再感觉到寒冷。高烧,也在后半夜奇迹般地退了下去。
可那一夜,我也同样彻夜无眠。
第6章 雪停后的闲话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在火炕上睡了一夜,又喝了两天陈嫂熬的草药汤,我的高烧总算是彻底退了。人虽然还有些虚弱,但总归是捡回了一条命。
我心里对陈嫂的感激,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知道,如果不是她,我可能真的就交代在这场大雪里了。
病好之后,我主动从炕上搬回了地铺。陈嫂劝了我两次,见我态度坚决,也就没再多说什么。我们之间似乎又回到了之前那种相敬如宾的状态,但彼此心里都清楚,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那种微妙的变化,体现在很多细节里。比如,我们说话的时候,会下意识地避免眼神的直接接触。比如,在递东西的时候,手指偶尔的触碰,都会让两个人像触电一样迅速缩回。再比如,屋子里沉默的时候更多了,那沉默里,既有尴尬,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
我急切地盼望着雪停,盼望着路通。留在这里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我既感激陈嫂的照顾,又害怕这种朝夕相处会滋生出什么不该有的情愫,更害怕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把陈嫂压垮。
终于,在被困的第二十天,下了半个多月的雪,停了。
久违的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钻了出来,金色的阳光洒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
雪一停,村子里就恢复了生气。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出了炊烟,男人们扛着铁锹和锄头,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清理村里的主干道。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需要用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消耗掉内心的烦躁和不安。
在和村里人一起干活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气氛的异样。有些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带着探究和一丝不怀好意的揣测。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地叫我“小李技术员”,而是变得有些疏远。
有一次午间休息,我蹲在雪堆旁啃着干粮,听到不远处几个婆娘在窃窃私语。
“哎,你们说,那李技术员在王秀莲家住了快一个月了吧?”是张大娘的声音。
“可不是嘛,一个年轻后生,一个年轻寡妇,干柴烈火的,谁知道晚上都干点啥。”另一个尖酸的声音附和道。
“我前两天去她家借盐,你猜我看见啥了?看见那小李技术员就躺在人家炕上呢!秀莲还一口一口地喂他喝汤呢!”
“哎呦喂,真的假的?这可真是……啧啧啧……”
那些污秽的言语像一根根毒刺,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耳朵里。我手里的干粮瞬间变得难以下咽。我的脸涨得通红,血气直往脑门上涌。我真想冲过去,跟她们大吵一架,告诉她们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们陈嫂是为了救我的命!
可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确实在她家住了,也确实在她家的炕上睡过。在她们眼里,这些就是无法辩驳的“事实”。我的任何解释,都只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会被认为是欲盖弥彰。
我只能把愤怒和屈辱死死地压在心底,默默地走开。
那天晚上,我回到陈嫂家,情绪很低落。陈嫂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把白天听到的那些闲话,告诉了她。
我本以为她会生气,会委屈,甚至会哭。可没想到,她听完后,只是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脸上是一种出乎我意料的平静。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她的声音很淡,“我王秀莲这半辈子,什么难听的话没听过?早就习惯了。只要咱们自己心里是干净的,就行了。”
看着她那双坦然的眼睛,我心里一阵惭愧。我一个大男人,竟然还没有她一个女人家看得开,想得透。
为了避嫌,也为了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第二天,我找到了村长老马叔。我没有提那些风言风语,只是说想问问,场里什么时候能派人来清理通往外面的路。
老马叔正领着几个民兵在清理村委会大院的雪。他看到我,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
“小李啊,这几天在秀莲家,还习惯吧?”他看着远处的雪山,意有所指地问。
“挺好的,马叔。多亏了陈嫂,不然我这条小命都悬了。”我实话实说。
老马叔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习惯就好。秀莲是个好女人,就是命苦了点。你是个有文化、有前途的年轻人,有些事,自己心里要有数。”
他的话虽然说得含蓄,但我完全听得懂。他是在提醒我,要注意分寸,不要辜负了陈嫂的善意,也不要毁了自己的前程。
“我知道的,马叔。”我点了点头,心里沉甸甸的,“等路一通,我就回场里去。”
“嗯。”老马叔掐灭了烟头,“我已经让民兵去探路了,估计再有三五天,通往场部那条路就能清出来了。到时候,场里会派车来接你。”
得到这个消息,我心里说不出是喜是忧。喜的是,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到我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了。忧的是,离别的日子,就这么突如其来地摆在了眼前。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陈嫂开口,说我要走了。
第7章 无声的告别
能离开的日子,比预想的来得更快。
在雪停后的第五天,通往林场场部的主路,终于被清理出了一条可供拖拉机勉强通行的道路。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帮陈嫂修补被积雪压坏的院墙。
是老马叔亲自来通知我的。他站在院子门口,冲我喊:“小李,赶紧收拾东西!场里的拖拉机来了,就在村口等着,接你回去!”
我的心猛地一沉。手里搬着的石头“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正在屋里做饭的陈嫂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她看到老马叔,又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她什么都明白了。
“这么快?”她喃喃地问了一句,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路一通,场里就赶紧派车过来了。小李的工作要紧啊。”老马叔说,“秀莲,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应该的。”陈嫂低下头,用围裙擦了擦手,转身走回了屋里。
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压抑。我没有什么东西好收拾的,我的行李早就被埋在了塌掉的工棚里。我能带走的,只有我自己。
我站在屋子中央,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谢的话,这二十多天里,我已经说了无数遍,此刻再说,只显得苍白。
陈嫂默默地从灶上端下刚烙好的玉米饼,又从咸菜坛子里捞出几块最好的咸菜,用一张油纸仔细地包好。她把包好的干粮塞到我手里。
“路上吃。”她的声音依旧沙哑,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拖拉机开得慢,到场里得半天呢。别饿着。”
我接过那包还带着余温的干粮,感觉它有千斤重。
“陈嫂,我……”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小刚从里屋跑了出来,他似乎也意识到了我要走,小脸蛋上满是失落。他跑过来,一把拉住我的衣角,仰着头,用带着哭腔的声音问:“李叔叔,你要走了吗?你以后还会来看我吗?”
我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头,强忍着眼里的酸涩,对他笑了笑:“叔叔要回去工作了。小刚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好好念书。以后……以后有机会,叔叔会回来看你的。”
这句“以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一支英雄牌钢笔。这是我参加工作时,我父亲送给我的。我把钢笔塞到小刚的手里。
“这个送给你,等你长大了,就用它来写字,写信。”
然后,我站起身,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我准备好的钱和粮票。这是我全部的积蓄。我把它们一股脑地塞到陈嫂手里。
“陈嫂,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这点钱和票,你一定要收下,给小刚买点好吃的,添件新衣服。”
陈嫂的反应很激烈。她像被烫到了一样,猛地把我的手推开,钱和票散落了一地。
“小李,你这是干什么!”她的眼圈红了,声音也大了起来,“你把我王秀莲当成什么人了?我救你,照顾你,难道就是为了你这点钱吗?你要是这样,就是打我的脸!”
“我不是那个意思,陈嫂,我只是……”我急着想解释。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她打断了我,弯下腰,一张一张地把钱和粮票捡起来,重新塞回我的口袋里,“你的情,嫂子记下了。钱,我一分都不会要。你要是真想报答我,就好好工作,以后出人头地了,别忘了大巴山里,还有个惦记你的嫂子就行了。”
说完,她转过身去,不再看我。我看到她瘦削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院子外,拖拉机的“突突”声已经越来越近,像是在催促我。我知道,我该走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间我住了二十七天的土屋,看了一眼那个背对着我、不愿让我看到她流泪的女人,又看了一眼拉着我衣角、满眼不舍的孩子。
我一狠心,掰开小刚的手,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院子。
我不敢回头,我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离开的脚步。
我跳上拖拉机,车子缓缓开动。在颠簸中,我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我看到,陈嫂和小刚站在院子门口,像两尊雕像。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抬起手,似乎是想挥一挥,但最终,只是无力地垂下。
拖拉机越开越远,他们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和那片白茫茫的雪山,融为了一体。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第8章 心中的那场雪
离开大巴山后,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
我在林场继续做我的技术员,一年后,因为工作表现出色,被调回了县城的林业局。再后来,我和苏晓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分了房子。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的事业也一帆风顺,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一步步做到了总工程师的位置。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开上了单位配的小汽车,我的孩子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后来考上了名牌大学,出了国。我成了亲戚朋友眼中“有出息”的人,过上了当年在那个小山村里,连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叫红星林场的地方。
不是不想,是不敢。
这些年来,我时常会在梦里,回到那个被大雪封锁的冬天。梦里,我总是在那间昏暗的土屋里,躺在冰冷的地铺上,浑身发抖。然后,陈嫂就会坐在炕边,用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温暖的手,摸着我的额头,轻声对我说:“炕上暖和,上来睡。”
每次从这样的梦里惊醒,我都会一身冷汗,然后久久地凝视着身旁熟睡的妻子,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怅惘和一丝丝无法言说的愧疚。
我和苏晓的婚姻很平淡,也很幸福。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我在外面可以安心打拼事业。我爱她,也尊敬她。但我心里清楚,在我内心最深处,有一个角落,是连她也无法触及的。那个角落里,封存着1979年的那场大雪,封存着那个叫王秀莲的女人。
我曾经尝试过去打听她的消息。我托回老林场探亲的同事,帮我问问陈嫂和小刚的近况。同事回来告诉我,陈嫂还在那个村子里,小刚后来考上了县里的中专,毕业后留在县城工作,也成了家。听说,她一直没有再嫁,一个人守着那栋老土房,过着清贫而平静的日子。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欣慰,因为小刚终于走出了大山,圆了她的梦。也有心酸,因为她终究还是一个人,孤独地老去。
我曾无数次地想过,要不要回去看看她。我可以给她带去丰厚的礼物,可以给她一笔钱,让她安度晚年。以我现在的能力,做到这些轻而易举。
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去。
我害怕,害怕回去之后,看到她被岁月侵蚀的容颜,看到她鬓边的白发。我害怕我们的重逢,会在现实的巨大差距面前,变得尴尬而难堪。我更害怕,我所能给予她的那些物质上的补偿,会玷污了当年那份在绝境中相濡以沫的纯粹情感。
或许,不见,才是最好的结局。
我把那份感激、那份愧疚、那份无法言说的情愫,连同那支我送给小刚的钢笔,一起埋藏在了记忆的深处。
退休后的一个冬天,我们这座南方城市,罕见地迎来了一场大雪。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白雪皑皑的世界,思绪又一次飘回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
妻子走过来,给我披上一件厚厚的外套,嗔怪道:“都多大年纪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看雪,也不怕着凉。”
我回过头,握住她温暖的手,笑了笑:“没事,我不冷。”
是的,我不冷了。我已经拥有了世俗意义上的一切温暖。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我心里,1979年的那场大雪,从来没有真正地融化过。它成了我生命里的一道分界线,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和坚韧,也让我看清了人性的复杂和懦弱。
那个叫王秀莲的女人,用她最朴素的善意,在我最狼狈无助的时候,给了我活下去的温暖。而我,却用一生的时间,来偿还那份沉甸甸的恩情,和那句“炕上暖和”所带来的、无尽的内心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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