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比较困难。市场经济能够使供给跟得上多样化的需求,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它对于利润的追求先天就给予这些企业分析满足市场需求的动能,比如企业主动定位高端/中端/低端市场,主动下沉做市场调研。所以需求多样性在市场经济中是无需担忧的,因为这类似于一种“本能”。但计划经济想解决这一问题显然需要额外的制度设计
解决方案例如广告票选制,我认为这存在一个问题:消费者不具备专业知识,所以不可能由消费者来提供产品的设计方案,消费者最多只能给出模糊的建议,只能由生产者给出方案来让消费者选择。然而生产者在计划经济中是缺乏激励的(市场经济中激励表现为追逐利润),所以生产者不具备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积极性。尤其是计划经济中生产者往往是垄断者,还不面临市场经济的企业竞争,更加不具备改进产品的动力。
解决的补丁也许在于增加一个衡量消费者满意度的测评/变量作为生产者的成绩指标。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答者可以提出其他方法,或者干脆不认为计划经济可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E. L. Wheelwright 和 Bruce McFarlane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经济学》书中对70年代计划经济的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中探索的模式,通过发动群众与权力下放,建立了一套能动态响应多样需求的机制。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过“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以及以群众为基础的需求反馈机制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其根本动力则源于政治挂帅而非利润。
“两条腿走路”方针旨在通过发展地方工业来满足具体需求。该政策于1955年制定,当时首席计划师李富春表示:“我们的任务是确保在工业建设过程中,在大、中、小企业之间合理分配投资,并在这些不同企业的建设中实现协调和支持,以确保不仅建设必要的优先项目,而且投资能够快速回报。许多中小型企业可以在短时间内建成,带来投资回报,并增加我们的生产能力。它们不仅在我们增加工业产品供应和支持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是支持并协助建设大优先项目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一方针的优势在于:“在原材料和市场靠近社区的地方,可以更广泛地分布企业,减少运输瓶颈并降低所需的运输投资。这促进了地方区域的自给自足,这一直是中国经济计划的一个持续目标。”
这一战略拒绝了片面发展大型、现代化、中央直控企业的苏联模式。它要求同时发展大、中、小型企业,以及同时使用现代技术与本土技术。这种分散化的工业布局——例如遍布各地的中小型化工厂、钢铁厂与机械厂——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它们利用地方资源,直接满足了特定地区与社区的独特需求,如生产农具、化肥与基本消费品。这极大地缩短了生产与需求之间的链条,克服了中央官僚机构在分配资源上的必然滞后与盲目。
人民公社是满足基层多样需求的直接组织者。
“大多数公社的小工厂或车间都是以描述的方式满足成员的机械需求,但更先进、规模更大的...拥有奶粉厂、面粉厂、大豆油厂、种子油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加工当地产品以供市场。此外,小型车间还生产缝纫机零件、小型电缆和电线以及电灯开关和灯座等电气配件。这些都是非常有前途的发展...工厂和车间都是小规模的,它们可以利用在非农季节不需要的劳动力。因此,在繁忙时期,如春季播种和收获,大多数工厂都可以关闭,农民可以耕种土地;当压力减轻时,它们可以重新开放,这样就不会浪费任何人工时。”
公社绝非单一的农业生产单位,它是一个农、工、商、学、兵相结合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实体。公社内部普遍设立了小型工厂与车间,例如砖瓦厂、木工厂、工具厂乃至食品加工厂。这些企业实现了高度的自力更生。
公社成员(农民)利用农闲时间,使用本地材料,直接生产他们自身生活与农业生产所急需的工具、配件与消费品。这种模式无需依赖上级计划的批准与调拨,而是通过群众的直接参与,即时地满足了基层的多样化需求。
在消费品流通领域,计划系统包含了“从群众中来”的反馈机制。“参观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使我们能够就消费和零售方面的问题进行提问。这家商店有超过40,000种商品出售...零售店被邀请参加不同商品的展览,店员们参加这些展览以提出他们认为顾客会想要的想法。当一个工厂生产新产品时,商店将设立一个特殊的实验柜台以接收顾客的建议。这些建议被仔细记录下来,并送往批发采购机构,在大型零售店的情况下,直接送往工厂。”
这构成了一个以计划为主导、以群众反馈为基础的闭环系统,确保了工业生产能够响应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需求。
这一体系的根本保证是生产动机的转变——即以道德激励取代利润。“文化大革命对计划体制带来的真正重大变革,在于动机,而非形式体系。在工厂内部,所有计件工资、奖金、奖品以及“利润指挥”的政策都已废除。不仅拒绝利润动机,甚至将利润作为效率标准的做法也被拒绝。”
这种做法的基础在于:“毛泽东在1945年之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中,难道没有说过自私的竞争道德不如无私地为公共利益工作吗?毛泽东在1945年写作时,难道没有说过革命者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吗??”
因此,恰恰是社会主义下的需求反馈机制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而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决定了其满足的是资本逐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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