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末年站队黄皓的4员大将，集体把姜维排挤沓中，酿成蜀汉灭亡

蜀汉灭亡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外敌入侵，而是一场拖了五年的宫廷“内斗”后悄然完成的自毁工程。从大将军姜维被排挤，到宦官黄皓上位，每一步都像是精心设计的慢性毒药。魏国进攻时，蜀汉并非毫无兵将，只是没了能打仗的人，也没了能决断的人。更可悲的是，罪魁祸首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时间推到公元258年，蜀汉的政局开始变味。费祎死后，董允也告别了舞台，两个能压得住场子的大臣一去不返，朝堂就像脱缰的马车，谁都想抢方向盘。这个时候，一个没人瞧得起的宦官慢慢浮出水面——黄皓。

黄皓原本只是个在宫中管杂务的小太监，却靠着对刘禅“懂心理”的本事，把自己塞进了权力中枢。他不懂军事，不通政务，但他懂一件事：怎么让皇帝高兴。于是他日日进献“祥瑞”，夜夜安排“卜卦”，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把刘禅哄得团团转。

而尚书令陈祗也不是省油的灯。两人一拍即合，一个掌控军政大权，一个控制皇帝耳朵，蜀汉的朝堂迅速进入“黄陈时代”。他们不需要打仗，只需要打通关节。

真正懂打仗的人——比如姜维，就开始麻烦了。这个人打仗虽然不总赢，但至少还在战场上拼命。他不讨好黄皓，也不请“神仙”看风水，于是很快被边缘化。朝中一群人开始联名弹劾他，说他“好战无功”，说他“扰民费财”，最后逼得他主动请命驻守沓中，远离中枢。

可问题是，姜维走了，谁来守家？黄皓早就安排好了自己的人：阎宇、诸葛瞻、董厥。他们不是没能力，而是没脊梁。

这个局面，说白了就是一场站队游戏。黄皓不是用文治武功赢得朝臣支持的，他用的是恐吓和排挤。

阎宇是个典型的“听话型”干部。他没多少军事才能，但黄皓喜欢他，因为他说一不二。朝廷讨论姜维继任人选时，黄皓就想把阎宇推上去接大将军的位置。可惜阎宇除了“会请安”，对军事一窍不通。等到魏军攻蜀，他竟然凭空消失，连个“阵亡报告”都没留下。

诸葛瞻就更让人叹息。他是诸葛亮的儿子，按理说该是顶梁柱。可他选了沉默，也选了妥协。他没有像父亲那样挺身而出，而是选择“来往黄皓”，成了黄皓的“政治保险”。他甚至联名上书，说姜维“扰乱边境”，建议削其兵权。这一刀捅得很深，等到他自己被派去绵竹迎战钟会时，才发现“打仗”不是用来写奏章的。

而董厥，也从一个有担当的尚书令，变成了黄皓的“行政秘书”。他不再提建议，只提黄皓要听的建议。与其说他是辅政大臣，不如说是黄皓的“文字代言人”。

最讽刺的是，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在战死城破之前，痛斥父亲“未早除黄皓”，一语道破蜀汉败局的真因：不是打不过，而是被自己人打垮。

姜维不是没想过反击。他多次上表，请求削黄皓权力，甚至曾策划通过邓艾假道入蜀，引魏伐蜀、趁乱铲除黄皓。但没人响应他。蜀中朝臣都在看风向，没人愿意冒险。黄皓的党羽遍布朝野，任何反对他的声音都会被迅速“沉底”。

等到魏国大军压境，姜维已经彻底被架空。他驻守沓中，调兵不便，回朝无门。朝中调兵遣将的权力，牢牢掌握在黄皓和他的人手里。结果绵竹前线临时拼凑部队，兵不知将，将不识兵。面对训练有素的钟会、邓艾部，几乎连象征抵抗都未能完成就土崩瓦解。

蜀汉不是没士兵，不是没城池，而是没了凝聚力。一个国家在面对外敌时，最怕的不是敌人强，而是自己人互相拆台。等到钟会兵临成都，刘禅选择了投降，而不是调姜维回来背水一战。局势已经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这不是一场失败的防御战，而是一场失败的宫廷政治。姜维的战术布置，根本敌不过黄皓的“拉人头”。

有人会问，一两个宦官怎么就能毁掉一个国家？其实问题不在宦官本身，而在体制的漏洞。黄皓之所以能掌权，是因为蜀汉在中后期已经缺乏制衡机制。皇帝不问政事，大臣怕得罪人，军队被架空，制度漏洞就变成了个人专权的温床。

黄皓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东汉的十常侍、西晋的张让，哪个不是靠着“讨好天子”登堂入室？问题是，黄皓没有野心，却有极强的控制欲。他不想篡权，但他要所有人听他的。这种人最危险，因为他不图名、不图利，只图“稳坐钓鱼台”。

他不懂军事，却干预调兵；不懂政务，却左右任免。他用“迷信”和“私情”绑架国家机器，把整个蜀汉变成了他的“生活圈”。皇帝成了他的话筒，大臣成了他的工具，国家则变成了他“试错”的舞台。

而朝中众人面对黄皓的崛起，不是联合抵制，而是选择适应。他们不问是非，只问安危。姜维被边缘化，不是因为他无能，而是他“不合群”。

最终，蜀汉死于“沉默的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