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宇｜中国史书《治平要览》与朝鲜王朝儒家治国理念的深化

作者介绍

张光宇，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朝鲜王朝官方史学研究（1392—1910）”（20CSS002）

文章来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第124-133页。

摘要

世宗时期，是朝鲜王朝儒家治国理念不断深化的“关键期”。世宗寄希望于性理学的深入来实现其政治理想，将史书视为政治的根本，有着“经体史用”的观念，重视学习中国历史以鉴戒。这一背景下，朝鲜王朝前期官修了首部中国史书《治平要览》，主要收录中国自周代至元代的史事，并富于史论，广搜有关兴衰之迹和补益治道的内容，引用了百余种中朝典籍。该书的内容和史观，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学说的影响，重视将宋史作为鉴戒，大量引用宋儒史论，结合现实政治需要，从儒学义理角度评价治乱得失。《治平要览》标志着朝鲜王朝建国以来儒家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也奠定了其史学义理转向的学术基础，对其后世的政治和学术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

朝鲜王朝；治平要览；理学思想；世宗；义理史学

中国儒家文化对朝鲜王朝（1392—1910）的学术和政治影响是深远的。朝鲜王朝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主要来自国王和儒士对中国典籍的购求和嗜读。诚如李光涛所言：“（朝鲜的）每一国王大抵都是中国书卷不离手，而于一般兴亡成败之迹都能了然于胸中。”《史记》《宋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中国史书，均是上自国王、世子，下至大臣、儒林，须学习的教材。除了学习中国的历史，与中国史书编修有关的史法和史观也为其认同和仿效。朝鲜王朝官私还编修或改撰了大量中国史书，多成书于朝鲜王朝后期，以宋、明史书为主，亦有通史，或用于学习中国历史而资政鉴戒，或用于标榜其独特的“小中华”义理观念。这些已受到学界瞩目。而早在朝鲜王朝前期的世宗朝（1418－1450在位），就开始官修首部名为《治平要览》的中国史书。该书收录中国自周代至元代的史事，附以朝鲜半岛部分历史，在体例内容上有异于一般史书的特点，被誉为“朝鲜王朝前期编修的空前的史学巨作”和“朝鲜王朝世宗时期学术事业与国政运营达到顶峰的旗帜与标杆”，彰显了朝鲜王朝前期儒家性理学思想作为治国理念的深化和史学义理化的发展趋向。本文拟在韩国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就该书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意义影响等方面再做综合性探讨，以求在理解朝鲜王朝前半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倾向方面有所助益，以及深化对儒家文化影响下中韩古代文化交流有关问题的认识。

一

朝鲜王朝的建立乃是通过太祖李成桂（1392—1398在位）“武人得国”，太祖、太宗（1400—1418在位）时期又经历了多次政治斗争和权力变动。随着朝鲜王朝王权的不断强化和中央集权体制的进一步加强，政治生态逐渐安定。为扭转高丽末期武人政治的局面，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也随之重新确立，崇儒重道的儒家性理学治国理念不断深入，世宗时期正是其重要阶段。世宗时期，是朝鲜王朝由建业转向守成的过渡期。世宗寄希望于性理学的深入来实现其政治理想，改变前代君权与臣权的失衡状态。他不仅浸淫于经史学术，选拔学养深厚的专职文臣纳入集贤殿等机构，进行各类学术编纂，并通过经筵进行学术研讨，通过集贤殿和礼曹等进行规范礼乐制度的研究，强化儒家礼教伦理对社会的支配。这使得朝鲜王朝在世宗时期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促进了其儒家治国理念形态的进一步确立，强化了用学问研究确立王道政治与性理学统治秩序的“右文政治”模式。世宗时期，官方主导编修的书籍约有20余种，如《孝行录》《资治通鉴思政殿训义》《龙飞御天歌（注解）》《东国正韵》《四书谚解》《高丽史》《治平要览》《资治通鉴纲目思政殿训义》等，关乎政治、法律、历史、礼教、文学、语言、天文、地理、医药、农业等各领域，是对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整理总结。

就史学而言，世宗朝承继了朝鲜王朝建国以来对前代史《高丽（国）史》、断代史《东国（三国）史略》、本朝国史《朝鲜王朝实录》和国初法典等的编修。在性理学的影响下，通过应用纪传体、纲目体书法和确立官方修史机制，其史学的义理化趋势也进一步显现。以史为鉴的理念、正统观念和华夷观念均有所强化。特别是其通过历史书写塑造本朝的正统性，将《春秋》义理、史学褒贬寓于史书之中，并用于龟鉴。在朝鲜王朝初期，最有代表性的史学观是世宗经学化的性理史学。世宗认为：“经则体，史则用，固不可偏废，而至于施诸事业，则史为切要也。”他分析了经史的体用关系，提升了“史”的地位。他还指出：“凡欲为治，必观前代治乱之迹，欲观其迹，惟史籍是稽。”将史书视为政治的根本。世宗平日就会同集贤殿诸臣对《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汉书》《宋鉴》《名臣言行录》《通鉴续编》等史书进行深入研究。他十分重视学习中国历代史事用以鉴戒，曾于世宗十六年（1434）和十八年（1436）先后亲自参与编修了《资治通鉴思政殿训义》和《资治通鉴纲目思政殿训义》，对《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进行了解释和校注。这两书也得以广为传播，影响了朝鲜王朝的现实政治和学术风向。两书均服膺中国宋代的史法、史观，亦体现了朝鲜王朝君臣对当时性理学的化用和阐释。

世宗朝官修的多达150卷的史学巨著《治平要览》，则可谓性理学发达背景下史书编修不断推进的产物。“治平要览”为世宗的赐名，“治平”即取《大学》中“治国，平天下”之意，就是要通过观前代治乱兴衰之迹，以史为鉴，强化统治秩序。该书《凡例》言：“凡关纲常，政治得失，攻战胜败，可为劝诫者……蒐辑诸书。”《治平要览序》曰：“为天下国家者，诚能以前代之兴亡为劝戒焉？则于治平乎……使之观其治者而劝于兴，鉴其乱者而戒于亡。岂惟史家之幸也？抑朝鲜万岁子孙之幸也。”可见，《治平要览》与《资治通鉴思政殿训义》和《资治通鉴纲目思政殿训义》乃是一脉相承，同样是要从中国历史中寻求“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通过总结政治得失，学习君主的“治国之道”，用以为现实政治之鉴戒，并劝诫后世。它是为政治目的而编修的史书。“为人君而观，此则有以识兴替安危之机；为人臣而观，此则有以知忠佞邪正之分；至于为父子、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者，亦得以知其所当止焉。”除了强调“史鉴”之道，该书还能用儒家伦理秩序规范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起到礼乐教化之用，其蕴含的儒学理念可见一斑。

《治平要览》始编于世宗二十三年（1441）六月。世宗与中枢院事郑麟趾（1396—1478）言：“自周以降，代各有史，然偏简浩穰，未易遍考。予近观宋儒所撰《自警编》，嘉言善行，分节类编，而务于简要，乃知古之作书者欲人之乐观也。诚以人之于学，博览为难，况于人君机政之暇，其能博观乎？卿其考阅史籍，其善恶之可为劝惩者，撰次成书，使便观览，以为后世子孙之永鉴。且东方建国，惟古兴废存亡，又不可不知，竝令编入，毋失繁简。”由世宗所言可见，在体例上，他认可南宋宗室赵善璙之《自警编》将“嘉言善行，分节类编，而务于简要”的形式，内容全面，又简洁明了。让君王于万机之暇便于观览，也是该书名曰“要览”的原因。在内容上，世宗命郑麟趾“考阅史籍，其善恶之可为劝惩者，撰次成书”，既选取自中国周至元代各代之史，又将东国兴废存亡之史编入。该书将用于君王乃至后世子孙之永鉴。除郑麟趾外，世宗还命晋阳大君李瑈（后来的世祖）监其事，由集贤殿文学之士分科而成。事实上，除集贤殿学士以外，还有春秋馆等处的饱学之士也参与了编纂，如许琮、李淑瑊、李文炯、尹子濚、李寿男、金渍、李介甫等。他们甚至为修撰此书而“旷废本司之任”。世宗二十四年（1442）十二月、世宗二十六年（1444）十一月时，世宗还专门赐宴《治平要览》的撰集官和集贤殿诸儒。

历时约四年，至世宗二十七年（1445）三月，《治平要览》150卷缮写装潢而成。该书完成后并未付印，而事实上进入了校正与补修的阶段。至世祖（1455—1468在位）五年（1459）九月，左承旨李克堪上书称：“《治平要览》一书，实史家之大全而前昔所无之规模也。……有关于治体而为后嗣之所观监者，一则《训义》二书，一则《治平要览》也。”他认为《治平要览》“不可不印”，并承雠校之命，修正错误。世祖结合当年监修《治平要览》的体会，指出其错误甚多，以致无心付印；并指出造成错误的原因，乃是当时“分房撰集，取舍各异，详略不同”，且郑麟趾作为总主者过于专断，“一笔存削，麤率不精”。世祖觉得，如坚持付印，李克堪须进行长期的“大举校正”。世祖似对此书付印的态度并不积极。可能是因为，世祖曾在“癸酉靖难”后篡夺了侄子端宗（1452—1455在位）的王位，得位不正。这与《治平要览》强调儒家政治秩序和世宗寄希望通过该书告诫子孙后世君臣义理的主旨相左。且世祖即位后，也短暂造成了朝鲜王朝性理学治国取向的式微。与世祖不同，李克堪认为《治平要览》一书是世宗右文兴儒时期的重要代表；世宗重视编载史书，《治平要览》与《资治通鉴思政殿训义》均为“关于治体而为后嗣之所观监者”。他认为该书既然已经由世祖睿览，又经季甸、金汶校定，已无大段错误，雠校不必“大举”，再次肯定了该书的价值和地位，希望世祖不要放弃完成该书：“臣谓《治平》一书亦如是也，虽有错误，其裒聚之广、缀集之勤，用力亦大，而又先王所留心之书，不可弃也。”李克堪并希望在校正时，将“新《宋史》”和《君鉴》所载大明事迹添入删润。这可能是因为朝鲜王朝编修中国史书有违“事大”之体。世祖六年（1460）二月，《治平要览》的修撰曾因明使到来而停止。据成宗（1469—1495在位）十三年（1482）南原君梁诚之的上疏，此时该书仍处于“汗漫难考”的状态，却先将该书的参考书《自警编》印出，颇具意味。据《治平要览》卷首吏曹参判金宗直的“新铸字跋”，成宗十六年（1485）时可能曾用新创制的甲辰字刊行了该书。至中宗（1506—1544在位）十一年（1516）九月，又有校书馆即将印毕《治平要览》的记录。这或许与成宗朝以后士林派崛起，性理学政治与士林学术话语权的建立不无关系。

二

《治平要览》之体例内容均由世宗钦定，义例“悉禀于睿裁”：体例上“纪次不拘于史体”；内容上“起周家而迄国朝”，自周而至元，于东方“始箕子而终丽代”。具体来看，该书《凡例》曰：“依《自警编》例，逐叚纂次，无编年。依《通鉴》例，以周、秦、两汉、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宋、元为主，每卷首书国号，每节首书某帝，无谥则书帝某，正统外称帝者，皆称某主某。”可窥知其体例和内容的总体特点。

《治平要览》的主体内容为一部中国通史。该书自周代始，按朝代顺序划分类目，乃是模仿了《资治通鉴》，但在记事上并未采用《资治通鉴》的编年书法，史事前并不书写年月日，以赵善璙《自警编》的体例为范，体现不重编年叙事，而是以政治鉴戒为要旨。凡“国家兴衰与君臣之邪正、政教臧否及风俗之污隆。下而匹夫之微，外而四夷之远，若关彝伦，则虽小而悉记，有补治体者，必录而不遗”，以及对“四夷之事可为劝戒者”，要一并搜录，反映了用于资政的核心目的。其有关国号、帝号、谥号的处理方式，体现出性理史学中的华夷正统观。该书的中国历代之中未设辽金史的类目，也可能与之相关。但也有并未严格遵循《凡例》的，例如，没有在“卷”下设“节”，在“非正统”君主的相关记录中亦未严格遵循“某主某”之类的称呼。

《治平要览》记载庞大的中国史事，需有一定的编修原则。世宗在命郑麟趾编修时，就规定以《自警编》作为典范，并在《凡例》中提及。《自警编》模仿朱熹《宋名臣言行录》的形式，收录宋代名臣、大儒等的嘉言善行，内容简洁，仅为9卷，分学问、操修、齐家、接物、出处、事君上、事君下、政事、拾遗九个目类。该书以规范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的评价标准为核心，阐释《大学》中所强调的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实践。朝鲜王朝后期英祖（1724—1776在位）时的经筵官认为，《自警编》与《资治通鉴》史法相异，“编次之法，异于纂史，近于分类”，这导致《治平要览》各类主题的编排表现出一种模糊性和暧昧性。

《治平要览》采用节选史事的形式，并非单纯的言行录，但与《自警编》在体例、内容和思想上有很大关联。首先，《治平要览》的要旨是作为君主治平天下、万世垂鉴的“帝王学”教材，这与《自警编》的政治内涵相通，并在重视历史事件的义理道德与善恶评判的史观上高度一致。《自警编》在彰显“善恶褒贬”和“劝鉴”的目的上，是《治平要览》的典范。两书均体现了作为“性理学史书”和“儒教理念的政治书”的特点。其次，因《资治通鉴》只记录到五代时期，《自警编》本身也是《治平要览》宋代部分的重要引用资料之一。虽然《治平要览》并未明确按照主题归类整理，但其记事与史论大部分属于《自警编》所示的类目范围，为宋代人物事件和宋儒史论的选取提供了评价基准。特别是《治平要览》中收录的宋儒史论的撰写者均为《自警编》中的人物。这为《治平要览》的内容把握了方向。再次，《自警编》中“自警”的自我鉴戒意义不言自明，《自警编》分类成章、事迹简明、要点明确，也符合世宗用于“要览”的形式要求，可算作《治平要览》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典范。

《治平要览》还做到了记事“详”与“略”的平衡。该书标榜“事之关名教言之系治体者，虽在夷狄而莫敢遗，虽在匹夫而不之略，杂见于传记者，则会粹而极其明备”，在有关治道的史事搜罗上不拘一格。且《凡例》曰：“一事杂出，诸书详略不同者，间采相补，务令详备。”但该书在记事内容上还是相对简略。虽参照了大量书籍，但并非简单按照原文照录，而是将多个史料的相关内容重新删减、整合而成一个完整记事。

《治平要览》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其内容和史观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学说，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朝鲜王朝有着强烈的“慕宋”“崇宋”情节。朝鲜王朝太祖的得国方式与中国宋朝十分相似，同样经历了从武人政治到中央集权的文治国家的转变过程。朝鲜王朝在治国理念、政治形态、典章制度、文化教育等领域均大力效仿宋朝，将宋朝视为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和理想模范，宋代历史成为其最重要的龟鉴。这主要体现在该书重视宋代历史的内容和对宋人史论的收录上。依李佑成辑本《治平要览》目录可知，全书共150卷的18个“朝代”中，17个“朝代”为中国史，约占147卷，按照从周至元的朝代顺序，分别为：周、秦、韩、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元。最后为代表朝鲜半岛历史的“国朝”，仅约3卷。其中，篇幅最大的为宋代历史，涉40卷，约为全书的27%；其次为汉代、唐代历史，均涉约25卷。由此凸显了朝鲜王朝对宋代历史的重视。

《治平要览》“间以诸家之释音，附以先儒之论议”。富于史论是其一大特点。其史论部分较史事部分降低一格书写，前面标注史论的撰写者，首次引用时标全名如“范氏祖禹曰”，再次引用时则简化为“范氏曰”。据统计，《治平要览》共收录了1787条史论，绝大部分为宋代名儒、政治家、史家的史论。其中，胡安国、胡寅父子的史论达到906条，比重过半。史论集中收录最多的还有范祖禹、司马光、真德秀等人的。其史论关注治乱兴衰，通过善恶褒贬体现了性理史学的道德史观，特别是服膺了宋代学人的史观和理学思想，能更好地服务于君臣史鉴。

《治平要览》引用文献十分广博。据该书《凡例》后的“引用诸书”，引用书目有118种，引用其他书目记录的情况有15000余处。总体上看，该书广泛参考了经、史、子、集等各类中朝书目文献，绝大部分为中国文献，占引用书目的约92%。其中，宋代所成书目或有关宋代的文献最多；各类文献中又尤以史学相关的居多。《治平要览》在内容和思想上也受到所引据书目的深刻影响。

《治平要览》不仅参考了从《史记》到《元史》的14部中国历代正史，还引用了大量普及性史书，如《十八史略》《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史记详节》《后汉史详节》《宋元详节》《通鉴节要》等。另外，其对大量的私家史书、野史记闻等也有参考，如《十二国史》《宋史全文》《宋朝事实》《戊辰修史》《明皇遗事》《江湖纪闻》《湖海新闻》《将鉴博议》等。最值得瞩目的是，各类用于资政鉴戒目的的史书、政书、名臣奏议等几乎被搜罗穷尽。如《资政通鉴（含胡注）》《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外纪》《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续编》《少微通鉴》《纲目发明》《贞观政要》《帝鉴》《唐鉴》《新序》《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宋季三朝政要》《太平政要》《宋名臣奏议》等，无不反映了《治平要览》编修的核心要义。该书还引用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春秋》学著作，奠定了昭显儒家《春秋》义理的基调；着重吸纳了《大学衍义》《自警编》《性理群书》《近思录》《性理大学》等中国（宋代）理学与政治哲学的相关典籍，标志着朝鲜王朝的儒家性理学观念走向成熟，并付之于“修齐治平”的政治实践中。

在引用朝鲜半岛文献方面，《治平要览》直接反映了朝鲜王朝世宗时期的文化成就，引用了世宗时期所编写的《孝行录》《三纲行实》《韩柳文注释》《高丽史》等书。高丽大儒李齐贤的《益斋乱稿》和朝鲜王朝初期大儒权近的《东国史略》奠定了该书“国朝”部分的儒家史观。此外，《吏文誊录》的收录反映了朝鲜王朝的对明“事大外交”模式已经成型。

《治平要览》中宋代以前的大部分记事和部分史论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他史论则出自引用书目中对应史家的书籍。其中，胡寅的史论数量尤巨，大多出自其《致堂读史管见》，该书乃是中国较早的一部通史史论专书，因其中对涉及《资治通鉴》的历代史事的评论而受到重视。范祖禹的史论则主要集中在唐代部分，是司马光史论的两倍多，这主要是因为《治平要览》大量引用了其《唐鉴》中的史论。范祖禹的史论体现了孔孟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提升自身修养以求大治。此外，《治平要览》还收录了唐太宗李世民所著《帝范》12篇以明“君道”与“治道”，作为“帝王之大纲”，这更凸显了《治平要览》“儒家政治教科书”的意味。

《治平要览》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自警编》《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等书中彰显的齐家、修身、事君、济人、忧民、灾荒、恤民、学问等思想，在众多的史论中也结合朝鲜王朝的现实政治需要，深化其性理学理念。之所以上述胡氏的史论所占比重尤巨，也是因为其经史观与朝鲜王朝的世宗是一致的。《治平要览》虽为史书，但并非单纯记录史事，而是运用《春秋》笔法进行善恶褒贬，重大义名分，从儒学义理角度评价治乱得失与制定行为轨范。该书通过大量引用宋人编修书籍、择取宋儒史论，实际上继承发扬了义理史学的“《春秋》史观”。从《春秋》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再到世宗时的《资治通鉴思政殿训义》《资治通鉴纲目思政殿训义》《治平要览》，体现了一脉相承的一套“经体史用”相结合的学术理路，是《春秋》义理在历史现实中的投影。《治平要览》的引用书目中，除《春秋》三《传》外，还有带有理学特色的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治平要览笺》中“史外传心之要典”一句就出自《春秋胡氏传·序》，奠定了《治平要览》的思想基调和其中浓厚的“民本主义”色彩，足见其史观对《治平要览》的影响。

此外，“国朝”是《治平要览》中较为特殊的部分。其《凡例》称其记载自箕子止于高丽。自箕子起，彰显了当时朝鲜王朝士大夫在历史书写领域注重对国家起源的塑造和对“由夷变夏”华夷观的认同。但该部分的核心内容乃是从明朝建立以后的高丽恭愍王十七年（1368）至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建国（1392）的这段历史。此部分的叙事结构与全书统一，同为“记事+史论”的形式，也只关注朝代兴衰的记事，大部分内容以李成桂的军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中心，并试图用儒家政治伦理解释高丽末期的政治混乱与朝鲜王朝的建立过程，塑造其易代正统性。其中，认为高丽的灭亡乃是“天命”转移所致；将李成桂事迹神圣化，提升其“儒教国家”文人君主形象；还有用礼教思想改造国家、排斥佛教等内容。其史论则主要选自朝鲜王朝前期代表性大儒权近的史论。权近所著《东国史略》就采用纲目体书法，且不用即位称年法、注中国纪年、褒崇节义、富于史论，按《春秋》笔法褒贬，具备重视伦理名分的性理史学的特征。《治平要览》中的高丽史相关内容是在《东国史略》以来的史学成就基础上形成的。总体上，其体例内容、史观与全书高度统一。

三

《治平要览》正式成书于朝鲜王朝中期，随后即历经战火，且未大量印颁。至朝鲜王朝中后期，该书已残缺不全，无法见到全帙。加之编修年代较为久远，后世君主对其不太熟悉，影响了该书的资政效益。但是，不应忽视其在政治文化上的影响。朝鲜王朝后世多位国王仍积极肯定该书的价值，对其重视程度有增无减，官私积极搜求，甚至用于经筵进讲。为重建受到“胡乱”和叛乱冲击的儒家社会统治秩序，仁祖（1623—1649在位）即十分重视该书。此时，弘文馆中该书已无见存，即便是从“李滉家取来之册，亦逸其半”，只存七十卷。仁祖命将未备之卷缮书藏置，待他日刊印。其间，“募得散失卷篇亦多”。其实，该书纂成后弘文馆就只存有一件，未及刊出。“仁祖反正”后礼安有一件移来弘文馆，又因“李适之乱”而散失20余卷。因卷帙不完整，难以开刊，缮写也因“无本册故”难以进行。孝宗（1649—1659在位）认为“《治平要览》乃祖宗朝命儒臣，纂成之书也。是以欲一见之耳”。即便有大臣反对孝宗费力寻找，孝宗仍命人在庆尚道乡校、书院及士大夫家广加搜求。英祖十分重视经筵进讲，注重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然而当时的大臣甚至只能从《列圣志状》中听闻该书。有经筵官指出：“其凡例虽与《纲目》《资治通鉴》有异，而纂次历代，间引先儒史断，亦是史法也，正合于进讲矣。”由此可知，诸臣对该书较为陌生，不了解该书的体例缘由，而只与通鉴史书的“史体”比较；因其后史论符合性理史学的特色，又为世宗命纂，故建议英祖将其纳入经筵进讲。在藏经阁搜出后，发现该书“卷帙散逸，不成全书”，英祖仍命芸馆刊进用于进讲，还拟用于王世孙教育。随后，英祖多次令弘文馆及春坊广求中外以进，“若得全本，当令芸馆，广印以布，所藏全本者，亦当厚赏”，可见受重视程度。朝鲜王朝官修《日省录》中也确有英祖在经筵中讲论该书的记载。纯祖（1800—1834在位）也曾下问：“《治平要览》，卷帙浩多，其书方在禁中，而予尚未尽览矣。大抵其为书何如也？”可知对该书处于不甚了解的状态。洪奭周称该书罕有印本，他也只是在弘文馆见过一次而已，但他认为该书是朝鲜王朝国初文士所作，又备载善恶之可以劝惩者，“似多可观矣”。宪宗（1834—1849在位）在一次召对中，又提及《治平要览》：“治平者，即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道也。盖人君之学，欲求治平之要，必观乎古今史籍，然后刑政之隆替，文献之损益，有所监法而劝戒者矣。”可知他本人十分认可该书的价值。哲宗（1849—1864在位）时，也有大臣提及该书，希望哲宗“亦以《治平要览》，时时省察，以辅致治之资焉”。

在“文治主义”的朝鲜王朝，在“士林政治”和激烈党争的影响下，君权受到臣权的诸多限制和威胁，国王有伸张王权的现实需求。同时，一些国君在王统合法性上存在欠缺，存在“王权的焦虑”。因此，朝鲜王朝的国君如能在义理政治的体系中获得有利的话语，便可以大大缓解这一“焦虑”。特别是“继志绍述”祖宗心法，通过对先王尤其是圣王政治的模仿、继承来作为施政的标杆，可以增强自身的王统正当性，从而伸张王权。《治平要览》即作为后世国王的施政符号，体现了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例如，英祖三十三年（1757）九月，英祖就命人将多方找寻到的《治平要览》存放于实录柜中。其将该书与最重要的官修国史实录相提并论，以高规格贮藏。英祖出身卑微，且被反对派指责是通过毒杀兄长景宗（1720—1724在位）得位。英祖此举用以标榜自己继承了先朝的王业，特别是明君世宗的意志，有助于其标榜王权、镇压叛乱和推进“荡平政治”。又如，世祖时首次官修效法前朝君王嘉言善行的《国朝宝鉴》，亦是受到了《治平要览》的影响，其实也源于其由于“篡位”而对王权合法性存有的“焦虑”。另外，处于父亲思悼世子事件阴影中的正祖（1776—1800在位）即位前后多次面临危机和叛乱。他即位后，也大力续补合编朝鲜王朝十三朝之《国朝宝鉴》，此举与世宗朝编修《治平要览》相附和，为鉴法祖宗：“《治平要览》，即祖宗朝所尝监法；而今日之所可监法者，即祖宗朝传授之心法也。祖宗传授之心法，俱载于《宝鉴》一书，今日之《国朝宝鉴》，即祖宗朝《治平要览》也。伏愿继自今，一政一事，必皆监法于《宝鉴》，一如祖宗朝《治平要览》之为。”这同样与扩大其王权有关。

《治平要览》还对朝鲜王朝的学术尤其是史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如前述，随着士大夫阶层的成长，中宗时期，朝鲜王朝特色的儒家性理学思想已成为其治国理念，这促成了《治平要览》的最终刊印。同时期的大儒李滉就对该书十分重视，其认真研读后的解读内容还收录在其《退溪先生文集》之中，在朝鲜王朝精英阶层中扩大了影响。他还曾一度为朝廷保管该书，为朝鲜王朝后世君王利用该书提供了可能性。同时期的另一位大儒李珥，则在其《圣学辑要》中还认定《治平要览》为“经史体用”的经典之作和性理史学的权威之作。第二，《治平要览》开朝鲜王朝官修中国史书之先河，对后世编修以政治鉴戒为目的的中国史书和“经体史用”之书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例如正祖主导编修的《宋史筌》《宋史撮要》等书均是对宋代历史进行重构，用以解决朝鲜王朝的现实政治问题。正祖时官修的《春秋左氏传》将《春秋》与《左传》用纲目体形式融合；《大学类义》将《大学》《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三书纲目互相统合，用作“帝王学”教材。这些无不继承了修撰《治平要览》时的经史观。第三，《治平要览》还标志着继权近的纲目体《东国史略》之后，朝鲜王朝史学义理转向的学术基础已基本具备，其性理史学观进一步确立。朝鲜王朝君臣通过《治平要览》更直接地学习了中国史学中史论、史评的形式，参悟了其中蕴含的诸多儒家的天命观、名分论、民本思想、修身齐家等史学观念和政治哲学理念，这对世宗及以后朝鲜王朝（官方）修史的影响十分直接。如这一时期前后，《高丽史》的纪传体体例得以最终确定，特别是将高丽王“纪”降为诸侯国身份的“世家”和其中褒贬书法的确立；《高丽史节要》中大量出现史论和“事大观”“灾异观”的凸显，强化了性理史学的特色；世宗以后的《朝鲜王朝实录》中开始出现“纲目”的形式，即记事与史论的分离；《东国通鉴》中的名分书法、浓厚的华夷观念及百余条史论，以及对朝鲜王朝政权合法性的诠释等，反映出士大夫阶层的历史意识和朝鲜王朝前期的史学“义理化”转向基本完成。这些奠定了其后几百年朝鲜王朝历史书写的基础范式。第四，《治平要览》保存了《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中未见的史事和史料。《高丽史节要》中有多处内容与《治平要览》“国朝”部分的内容一致，推测《高丽史节要》在编修时参考了该书。第五，世宗时期李石亨主持编修的《大学衍义辑略》虽参照了《大学衍义》，却添加了高丽王朝的史事，这与《治平要览》整理中国历代史事并添附高丽王朝史事的史书编修形式如出一辙，且该书同为君王资政的教材，应是受到了《治平要览》的影响。第六，朝鲜王朝中期的部分私家史书，如李廷馨的《东阁杂记》、权鳖的《海东杂录》中也能找到《治平要览》里的内容，可推测其对后世修史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治平要览》的“国朝”部分也具有政治文化意义。朝鲜半岛的部分历史附于一部中国史书之后，其原因不应仅从民族主义角度进行解释。“国朝”部分很可能就是以高丽末期历史为中心的“明史”，亦可能是对李克堪计划增补明史部分的呼应。“国朝”自明建国起开始叙事，全书用“大明”来称呼明朝，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何明使来到朝鲜，该书的编修就要停滞。且该书似乎刻意“隐秘”而并未大量颁印。这主要是因为朝鲜王朝自觉不应“僭越”为上国修史。这与后来正祖时期官修中国宋史《宋史筌》一书时的情况也十分相似。故而，该书将“明史”部分按照“国朝”处理，也是将朝鲜半岛历史纳入中国通史中的一次尝试！其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慕华事大”的心态。诚如王元周所言：“他们之所以将韩国历史附于中国历史之后，多是为了改变国人对本国历史茫然无知的局面，这自是出于对本国史的重视，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民族自主意识。但从根本上看，这仍然是在将儒家世界观作为普遍标准的前提下，在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基础上，为提高本国史的地位而做出的努力，与近代韩国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尽力将中国史剥离而强调自身独立自主的历史认识存在根本性差异。”《治平要览》对朝鲜王朝“开国史”的处理，似可作为当时朝鲜王朝对明、鲜宗藩关系认同的例证，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朝鲜王朝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

此外，作为“开国史”，“国朝”部分中有关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建国的相关叙事，相比于《朝鲜王朝太祖实录》《高丽史》《高丽史节要》更为集中和细致，甚至有所增补，这种强化朝鲜王朝正统的努力也符合当时朝鲜王朝儒林对“文治国家”政治体制的塑造和期待。特别是《治平要览》中对李成桂建国形象的“盖棺论定”，也奠定了朝鲜王朝后世史学中国家正统性的书写基调，体现在多部与高丽史、朝鲜王朝开国史有关的史书之中。在《治平要览》撰成几年后，旨在彰显朝鲜王朝建国天命正统的史诗《龙飞御天歌》于世宗二十七年（1445）四月撰成。《龙飞御天歌》与《治平要览》均主要为集贤殿儒臣所编，且郑麟趾均起到很大作用。《龙飞御天歌》的诗歌与《治平要览》的相关记事实际上也构成了“经”与“史”的对应关系。

四

综上，朝鲜王朝前期官修的《治平要览》，是朝鲜世宗对其政治理想的一次实践，反映了朝鲜王朝前期士大夫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标志着朝鲜王朝建国以来儒家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强化了儒家伦理秩序在国家统治中的作用，是朝鲜王朝对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学说的一次深刻实践，是“从程朱理学到朝鲜性理学的继承发展”。

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学习和模仿中国文化，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上千年来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治平要览》以中国历史为中心，大量引用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体现的是同《春秋》一样的“述而不作”的精神，并试图用朝鲜人的视角理解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政治得失。它服膺宋儒的理学观和义理史学倾向，历史评论按儒家“《春秋》笔法”进行史事褒贬；从《春秋胡氏传》《资治通鉴》《自警编》《性理大全》《大学衍义》等儒家典籍中寻求治道，体现了儒家传统政治学说中的“正统论”“名分论”“天命观”“事大观”“民本思想”“天人合一”“君主治道”“臣下事君”等内容。就如唐太宗作《帝鉴》和《金镜录》，在“修身治平”的思想框架下，《治平要览》亦被视作儒家治国方略畛域下的“帝王学”教材，“诚史书之大全而经世之伟令”，用以垂鉴万世。该书客观上对朝鲜王朝后世的政治和学术产生了较大影响，奠定了朝鲜王朝前半期史学义理转向的学术基础。世宗式“经史观”影响下的性理史学之成熟，也导致朝鲜王朝的政治与学术无法分离。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编辑：李佳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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