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与“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

公共领域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概念、起源及功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的概念。德国汉堡大学社会学教授西哈德・内克尔（Sighard Neckel）在其2020年发表的论文《The refeudaliza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将哈贝马斯这一概念从公共领域分析拓展到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研究中，赋予其更广泛的理论价值。

西哈德·内克尔（Sighard Neckel）指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分析所批判的结构转型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矛盾的结果。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而这些社会结构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前资产阶级社会历史时代。在他看来，“再封建化”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公共领域，而且是理解当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动态的一个关键概念。他认为，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模式，陷入了一种“进步”与“倒退”的二分法中，这种二分法需要被更复杂的矛盾社会变革模式所取代，而“再封建化”就是一种理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复杂社会变革的重要视角。他认为，我们可能正在见证“没有资产阶级结构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而资产阶级结构的缺失可能是“21世纪资本主义胜利前进的文化先决条件”。因此，新自由主义现代化既不是进步的，也不是倒退的，而是自相矛盾的。对于内克尔来说，反现代化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指“当下的一种社会动态，在这种动态中，现代化的形式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格言的摒弃”。

再封建化进程表现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各个层面：“从经济过程的组织和金融市场上的经济领导集团所享有的地位（他们不是作为商人而是作为租赁者经营），到福利国家的再封建化（将公共社会政策重新私有化为慈善基金会，并将对社会福利的要求转变为对私人慈善的依赖）。最重要的是过去二十年间社会不平等的转变，这涉及到不可比拟的社会地位的两极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在新自由主义的肆虐之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都经历了社会不平等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再封建化迹象。这种发展的特点是，“处于社会顶端的人受到极端片面的优待。这些社会精英享受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水平，而底层人民不仅一贫如洗，而且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不再符合现代契约关系基本标准的工作关系。”

一、底层社会：不自由劳动的回归

与封建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是劳动者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成为了尽管一无所有但获得了“自由”的劳动者。封建农奴主对于农奴的剥削，依靠的是强制性的暴力和政治权力；而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则主要是通过经济的手段进行的。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造成了强迫劳动或不自由劳动的再次出现。西哈德·内克尔把不自由劳动的出现，视为资本主义“再封建化”的主要特征。

当今的工作组织形式与资产阶级宣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脱钩。他指出，21世纪世界上被强迫劳动的人数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非自由劳动力成本出现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潮。因为这些移民潮往往是在非法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些非法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即使在全球化的中心，“把工人作为单纯的物质进行剥削和无情地滥用身体资本的现象也绝非罕见”。在肉类行业、煤矿、建筑业、家庭护理、低技能服务和农业部门，在西方公司和分包商的支持下，以强迫劳动和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在劳动关系中广泛蔓延开来，这与资产阶级所宣扬所有现代法律自由标准背道而驰。

比如日益卷入全球化浪潮的家政服务行业中，移民女佣和保姆家庭面临着工作条件的再封建化的状况。这些在全球家庭佣工市场上求职的年轻女性被困在依赖关系中，这种依赖关系使现代资产阶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工作场所和家庭之间、工资支付和个人酬金之间的分离失效。与此同时，在这种劳动关系中也不可能形成契约上的平等关系。她们的工作往往是在雇主的私人领地内无形地进行的，她们生活在雇主的家庭中，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自由，因而特别容易发生暴力和性胁迫现象。特别是在所谓的“全球护理链”这一巨大的全球分工链中，妇女离开较贫穷的原籍国，到较富裕的国家从事护理和家务工作，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已转变为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落后于现代社会在权利分配方面取得的所有历史进步，迫使妇女陷入新封建的统治和依附关系。

除了家政行业之外，其他行业的不自由劳动也发展起来，自由行走基金会（2014年）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等人权组织的专家认为，在现代全球化时代，工作奴役再次兴盛起来，并呈现出前所未闻的规模。据社会科学研究估计，目前全球社会有3000万至3500万人（包括欧洲约100万人）生活在类似奴隶制的基于暴力的无法无天的条件下，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世界有2100万人是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每年产生的利润约为1500亿美元。

不自由劳动的发展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关系。西哈德·内克尔指出，在这种新的劳动关系之下，“收入不再提供生活工资，存在的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契约依赖关系，雇员受雇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或获得资格的可能，也没有职业晋升的前景——而这些特征原本属于现代雇佣关系的特征。”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与市场相关的地位宿命论”。这种宿命论必然意味着工作生活的再封建化。归根结底，正是跨国工作商品化的现代趋势将工人推回到前工业时代所熟悉的低地位社会阶层的生存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自由劳动不应被视为“封建遗物”，而应被视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标志”。

二、顶层社会：新寡头和上层阶级的财富积累

非自由劳动的回归代表了社会底层的封建化形式。而上层阶级的再封建化则以寡头和财富世袭的形式表现出来。西哈德·内克尔指出，在社会结构的顶端，一个新的财富寡头已经出现，其基础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个人财富的快速积累。这种史无前例的个人财富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所宣扬的竞争、个人奋斗等因因素的结果，而是“源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权保障战略”。

以美国企业高管的收入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与公司员工平均工资的比例也只有20比1，而到2012年，首席执行官薪酬比例已增至平均工资的273 倍。在仍将自己视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989 年德国30家最大上市公司的董事平均年薪为50万马克，约为普通员工收入的20倍；而到2010年，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薪上升到600万欧元，是员工平均收入的200倍。这种高收入并非基于“绩效薪酬”，并不是他们给公司所带来的实际绩效增加的结果。相反，它们是股份公司执行董事会和监事会权力增加的表现，它们从公司榨取的收入远远超过任何高层管理人员通过自身业绩所能贡献的收入。

资产阶级宣扬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但市场活动不能确定所投资的资产是否真的会产生利润，所以最有利的选择总是在不受竞争干扰的情况下确保收益。但是不受市场力量影响而获取个人收益的机会在社会中的分布极为不均。上层社会的成员有很多机会摆脱市场力量，在没有业绩和竞争压力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特权群体在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和其他经济管理机构中的地位，提供了相互给予特权的机会，无论是以直接付款、津贴、有保障的奖金还是福利待遇的形式。”在这种状况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特权交易的“地位市场”。这种“地位市场”的特点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收入不是由其所创造的“绩效”等标准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参与者建立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其所能获得的收益取决于他在“地位市场”中所处的等级。因此，在经济精英的“地位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市场需求，而是特权集团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使其能够以牺牲公司和周边经济为代价来获取共同利益。“这种战略得益于一个封闭群体的社会结构，其成员非常相似，并控制着管理层和监事会的等级职位，这使他们能够将管理中的领导地位转化为自身致富的机会结构。”斯蒂格利茨等学者将行使这种经济权力的规则一般称为“寻租”或“抽租”，因为这是一种从公司中攫取高收入而不需要给与公司任何回报的获利方式，因而这种收入被称为“租金”。通过这种方式，其受益者被赋予了一种可以摆脱竞争环境的特殊权利，并形成了一种基于“赢家通吃原则”的收入再分配规则。正是这种基于地位特权从企业中攫取“租金”的规则，导致了社会顶层财富的增长，同时也改变了整个社会不平等的结构。

新自由主义导致低收入者的福利保障受到侵蚀，但在在社会结构的顶层，这种福利却被大规模地创造出来。这种发展也被称为“不对称市场化”，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社会阶层。下层社会面临放松管制的劳动力市场，非自由工作得以恢复，而高收入者则通过取消市场进程和竞争，建立了对高收入的保障，形成了不需要做出任何贡献就能获得租金的特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和一个新的“镀金时代”的形成。

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质。全球富裕阶层的巨额收入主要来源于金融市场，他们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优惠待遇，这些优惠待遇正是资产阶级政府赋予他们的。“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过去二十年来，以对资本利得、遗产和高收入大规模减税为形式的数十亿欧元的馈赠已经发放。新自由主义为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和银行减税的政策，主要是由于富人群体凭借其经济实力，在政治上成功地对侵犯其金钱利益的行为实施了事实上的否决。”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结果，与过去二十年中由富人和超级富豪构建出的“收入防卫产业”密切相关。“由于社会富裕阶层拥有雄厚的财力，税务专家、经济顾问、律师、媒体宣传游说者、智库和党派团体等一大批力量被动员起来，为捍卫财富提供政治保障。”在“赢家通吃”收入分配体系下，富人群体的社会政治权力也极速增长。

为了衡量社会不同人口的政治影响力，内克尔引用了温特斯提出的“物质权力指数”的概念。根据这种“物质权力指数”，1%最富有的美国人（约 300 万人）的政治影响力是所有公民平均水平的100多倍。“然而，如果仅以拥有最高百分位数财富的0.1%最富有者为例，则会发现迄今为止最大的差异。这仅有的400人每人的财富是其余3.17亿美国人平均财富的近 22000 倍。根据温特斯的说法，这可能与罗马帝国元老和奴隶之间的权力差距一样大。”内克尔认为，这种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高度发展，形成了一种民主体制中的“寡头政治”。“与过去的战争寡头、领主寡头或苏丹寡头不同的是，这些寡头本身并不直接执政，而是在国家和法治的支持下，通过国家和法治行使有利于其财富和利益的巨大权力。在现代民主政体中，寡头们可以被视为拥有强大的共同经济利益，这些利益不一定要与他们各自的政治倾向完全一致，才能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捍卫他们的财富。此外，尽管他们不直接参与政治，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却异常有效，因为凭借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国家和社会仍然依赖于他们的许多经济选择。因此，平民寡头改变了民主体制与特权经济利益之间的权力平衡，使之完全有利于他们自己。”

三、“再封建化”与世袭资本主义

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提出了“世袭资本主义”的概念。他指出，伴随着资本在新的寡头富裕阶层手中的过度集中，“世袭资本主义”正在回归。在这种“世袭资本主义”中，经济权力的封建结构正在发展，其中继承和婚姻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拥有的收入是通过教育、工作和业绩永远无法获得的。西哈德·内克尔同意皮凯蒂的分析，指出这种“世袭资本主义”正是资本主义再封建化的表现。

在当今社会中，决定收入和财富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一些原则，如工作业绩、努力和竞争等，而是社会地位、权力和政治荫庇——这正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西哈德·内克尔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通过市场和竞争实现繁荣和影响力的经济资产阶级中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如今正试图反过来像贵族上层阶级那样，通过榨取租金和继承王朝权力的手段来确保自己的地位。在这一历史共性中，资本的主要所有者与金融市场上富有的投资者和高层管理者一起，代表着一个封闭的企业特权阶层。他们在全球化和金融资本主义经济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归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而这种新封建主义的经济地位是与当今后民主国家中这一阶层政治权力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的，“上层阶级专门利用这种政治权力来维护其经济利益。新的财富寡头将经济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这使前现代的社会阶级得以复活，在这种社会阶级中，政治与市场、法律与经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界限。”

西哈德·内克尔认为，这种“再封建化”进程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先前的规范基础，当今西方社会正在见证“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之间历史联系的终结”。西哈德·内克尔将这种矛盾的状况，称之为一种“没有资产阶级结构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不再相互决定，而这种资产阶级结构的缺失“可能正是资本主义在21世纪取得胜利的文化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