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古北的一家便利店里,收银员用的不是普通话,而是一口标准的东京腔。货架上的泡面、酱油、清酒,全是空运而来。公告栏张贴的通知几乎全是日文。如果不看身份证,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是中国的土地,而不是日本的某个小商圈。
这一现象表面看是城市国际化的体现,但当我们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一个更复杂的现实。他们扎堆在古北、虹桥、金桥这些区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日式社区”,这究竟是文化融合的自然结果?还是一个被忽视的风险信号?日本人“安稳扎根”,中国是否应该“全面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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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选择上海并非偶然,而是精打细算之后的决定。从东京飞到上海只需三个小时,常年票价稳定,甚至比东京飞北海道还便宜。
不少日企高管每周一飞来上班,周五飞回家陪孩子,通勤成本算起来还比国内很多跨省上班的人低。生活成本也相对划算,尤其是高品质的生活服务,几乎是“照搬日本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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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金桥一带的日料店、日式诊所、语言学校、便利店、幼儿园、国际学校、翻译医院,样样俱全。据统计,古北三公里范围内有超过六十家日料店,超市里只卖日本商品,物业人员都要求懂日语,连快递小哥都学了几句日语。
2021年,日本外务省数据就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人有13.6万,上海占了近4万。而近年民间统计更是指出,2024年,这一数字已突破5.2万,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日侨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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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而言,在上海生活几乎不需要融入中国社会。出门看日文标识乘地铁,购物用日语点外卖,看病找有翻译的日资医院,孩子则送进日本人办的学校。这种便利性让他们没有任何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生活在中国的土地,却游离在中国文化之外。
许多日本人扎堆居住的小区甚至成了“纯日籍社区”,他们用高租金抢占房源,逼得原来的中国居民搬离。物业公司也开始倾向日式服务,强调鞠躬礼貌、日语沟通。中文反而在这些小区成了“外来语言”。本应是多元开放的上海,却悄悄出现了“文化封闭”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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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中日贸易扩大,大量日企在上海落户,松下、丰田、三菱等企业带着高管和员工全家迁入。到了2023年,仅长宁区就有1500多家日资企业,占外资总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在这里不仅有工作,还拥有一整套“日语闭环”的生活体系。
便利的生活、友善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政策的宽松,让他们毫无压力就能在上海扎根。甚至2025年第一季度,上海入境游客中有14.2万人是日本人,占比超过八分之一。而其中不少人并非来旅游,而是为定居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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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的“樱花节”成了中日文化交集的缩影。2025年春天的活动中,参与者一半是日本人,另一半则是穿着和服的中国人。他们说着流利中文,却身披日本传统服饰,引发了网友的强烈批评。
尤其是当现在日本政坛极右势力日益活跃,公开叫嚣“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类文化现象就难以被简单解释为“国际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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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来不只是表象,更是身份认同的体现。当越来越多在华日本人沉溺于“小东京”式的生活,他们的下一代出生在上海,长大却只会说日语、读日本教材、参与日式社交。这种“平行世界”的存在,正在悄悄改变上海的城市肌理。
更令人担忧的是信息安全问题。《华尔街日报》曾披露,一些日企在沪的研发中心对中方员工设立访问限制,中方无法接触核心数据库。而这些企业的日本员工,却熟知城市交通、医院布局、行政结构。一旦中日局势恶化,这些信息可能成为渗透和突破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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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早就给出答案。近代史上,日本曾以“实地调查”“文化交流”为名,在中国大规模搜集情报,为后续侵略做准备。如今的“扎根”,是否也带着某种隐秘意图,不能不令人警觉。
中日在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上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对在沪日本人几乎没有设限,提供语言服务、教育便利、生活支持。而在日本,华人却常常面临歧视和排斥。
中日关系紧张时期,日本街头甚至会出现侮辱中国的标语。在这种不对等的环境下,中国的过度包容是否反而在纵容文化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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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的日语学校、日资医院乃至只对日本人开放的商店,正在形成“封闭系统”。这群人不需要了解中国,就可以在这里生活得风生水起。长期下去,上海将可能出现更多“国中之国”的隐患区域。一个城市的国际化,不应该是完全放弃本地文化主导权的过程。
更可怕的是,“身份模糊”的现象已经出现。许多日本人在中国生活得太久,外表与中国人几乎无异。走在街上,根本分辨不出谁是日本人。语言、行为、习惯都在逐渐重叠,但他们的国籍和立场却没有改变。这种“隐身式定居”,一旦局势变化,极有可能成为内部安全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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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在网络流传,称“上海有30万日本人定居,且多为年轻女性”。虽然数据被证实夸大,但也可以看出舆论的焦虑。真实的数据是,上海常住外籍人士约16万人,其中日本侨民超过五万,男女比例基本一致。
日料店的数量增长也引发关注。如今上海拥有4000多家日料店,几乎每一条街道都能找到寿司、拉面、居酒屋。这种“美食文化渗透”已经深度植入城市生活,甚至不少上海人表示,真正的正宗日料,不在东京,而在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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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古北、虹桥早已成为日本人在华定居的“第一选择地”。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些区域就被逐渐“圈定”,从最初的几家日料店、日企代表处,到今天的完整社区服务和教育体系,过程之快,令人意外。
连日料发展的历史线也清晰可见:从花园饭店、威斯汀酒店起步,再到古羊路上第一家“喜都乃”的开业,日料一步步从“洋玩意”变成寻常百姓家的饭桌常客。日系文化在上海,不再是异国风情,而是日常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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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开放和包容确实令人称道,也正是这些优势吸引了大量日侨选择落脚。城市治安良好、政策便利、服务周到,这些都构成了他们眼中“理想的东方都市”。但问题是,这种吸引力如果没有制度制衡,就容易走向失控。
不少声音呼吁,上海是否应该设立更明确的外籍人口管理机制,特别是对涉及敏感行业的外籍员工实行身份审核,对聚集性社群设立文化引导机制,防止形成“自我封闭”的社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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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国际化不是彻底放弃本土文化主导,而是通过制度和规则实现文化共存。德国对土耳其移民的政策曾指出,融合不是靠感情,而是靠制度。中国同样可以借鉴,通过语言培训、社区活动、文化共享等手段,引导外来社群真正参与到城市中来。
上海可以欢迎日本人来这里投资、生活、学习,但不能容忍文化孤岛、信息封闭、身份模糊的局面长期存在。五万日本人在上海生活没问题,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成为这座城市的真正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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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的水可以包容百川,但也需要堤坝守护。在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一个城市的治理能力,决定了它能否在开放中守住底线。
简单来说,城市可以开放,但不能无边界。规则可以宽松,但不能无底线。上海的未来,是文化共融还是文化漂移,答案藏在对这些“扎根者”的管理中。
信息来源:
[1]超过30万日本人在上海定居,大多是年轻女性?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北晚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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