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清明,汉口红巷殉难处,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跪在烈士墓前,从布袋里掏出一捧黄土,那是江西大吉山的泥土。
她叫夏芸,跪在这里祭拜的人是她父亲夏明翰——那个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者。
三十五年前,当毛泽东得知这位烈士的女儿生活困难、无法继续学业时,立即给李先念打电话作出特别指示。
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27年秋天,湖南的山路上,一个年轻男人背着襁褓中的婴儿翻山越岭。
他叫夏明翰,襁褓里的女儿才几个月大,取名赤云。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到处都在抓捕共产党人,夏明翰带着妻子郑家钧和女儿四处躲藏。
有一次情况特别危险,听到风声说敌人就在附近搜查,夏明翰来不及多想,把女儿藏进一座破庙里,用稻草盖住。
他和妻子躲到别处引开敌人。
等危险过去,夫妻俩赶回破庙,听见女儿微弱的哭声才松了口气。
郑家钧抱起女儿,发现孩子脸上都是蚊虫叮咬的包,心疼得眼泪直流。
夏明翰抱着女儿,在破庙里坐了很久。
这个男人出身官宦之家,从小衣食无忧,十几岁时因为看不惯家里的剥削行为,直接砸了祖宗牌位前的香案,和家里闹翻了。
1919年他19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冬天入党,在湖南做农民运动工作。
那时候他就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没命。
1928年初,武汉的革命工作需要人手,组织决定派夏明翰去汉口。
临走前一天晚上,夏明翰把妻子叫到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两颗红珠,放在郑家钧手心里。
"这是我唯一能给你们留下的东西了。"
夏明翰说话时声音很平静,郑家钧却听出了不寻常的意味。
她想问什么,夏明翰摆摆手,"我这次去武汉,凶多吉少。
你要记住,万一我回不来,你带着孩子好好活下去,别告诉任何人我们的身份。"
郑家钧是个硬气的女人,她没掉眼泪,只是用力点头。
夏明翰又写了几句话给她:"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这些字后来被郑家钧缝在贴身的布包里,藏了二十多年。
1928年3月20日,汉口的天气还有些冷。
夏明翰被押到刑场,反动派给他纸笔,让他写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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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笔写下那首后来传遍全国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写完这二十个字,29岁的夏明翰从容赴死。
夏明翰牺牲的消息传到湖南时,郑家钧正在给女儿喂奶。
有人悄悄告诉她这个噩耗,让她赶紧逃。
郑家钧抱起不到半岁的女儿,带着丈夫留下的两颗红珠和那几句话,连夜离开了住处。
从1928年到1949年,整整二十一年,郑家钧带着女儿隐姓埋名到处流浪。
她给自己改名叫"周氏",把女儿的名字从赤云改成郑忆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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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存,她靠绣花活维持生计,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把省下的粮食留给女儿。
这些年里,郑家钧从来不在女儿面前提起父亲的事。
小忆芸只知道父亲死了,但不知道父亲是谁,为什么死。
每到夜深人静,郑家钧就把那两颗红珠拿出来看,在心里跟丈夫说话。
她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女儿养大,一定要活着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逃亡的日子里有过很多次危险。
有一回住在一个小镇上,保长怀疑她们身份不明,要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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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钧连夜带着女儿翻墙逃走,在山里躲了三天三夜。
还有一次,女儿生病发高烧,郑家钧没钱看病,跪在药铺门口求了半天,老板才肯赊账给她一副药。
1949年全国解放,郑家钧母女终于回到武汉。
这时候女儿已经21岁了,改名叫夏芸。
组织上找到她们,确认了夏明翰烈士家属的身份。
夏芸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是个革命英雄。
夏芸成绩很好,考上了武汉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郑家钧翻出那两颗红珠,对女儿说:"这是你爹留给咱们的。
他要是还活着,看见你能上大学,不知道多高兴。"
夏芸去武汉大学报到后没多久就出事了。
学校要交学费,夏芸和母亲实在拿不出钱。
她找到学校说明情况,学校说可以申请助学金,但手续要办很长时间。
夏芸等不了,她看着母亲一年年老去,又想到这些年母亲为她吃的苦,决定退学去找工作。
1950年春天,夏芸办理了退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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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和母亲,可是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人要。
一个没毕业的女学生,能干什么呢?母女俩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这件事传到北京,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
毛泽东听说夏明翰的女儿因为贫困退学,当天就给时任中南局书记的李先念打了电话。
电话里毛泽东的语气很急:"先念啊,夏明翰的女儿你知道吧?那个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烈士。
他女儿现在生活困难,连大学都上不了,这怎么行?你们要马上安排,让她来北京读书。"
李先念立即表态:"主席放心,我马上去办。"
毛泽东接着说:"夏明翰是为农民运动牺牲的,他女儿应该继承父亲的志向。
你安排她去北京农业大学,学农业,将来回到农村去工作,替她父亲完成未竟的事业。"
李先念记下这些话,当天就派人去武汉找夏芸和郑家钧。
工作人员到武汉时,母女俩正住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郑家钧还在靠绣花活挣钱。
听到要安排夏芸去北京上学,郑家钧流下了眼泪。
夏芸却有些犹豫。
她对工作人员说:"我不想给组织添麻烦,我想自己找工作养活我和我妈。"
工作人员把毛主席的话转达给她,特别强调了"继承父志"这四个字。
夏芸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点头答应了。
1950年秋天,夏芸来到北京农业大学报到。
学校领导知道她的身份,想给她一些特殊照顾,夏芸坚决拒绝了。
她对老师说:"我就想当个普通学生,不要告诉别人我父亲是谁。"
四年大学生活里,夏芸非常低调。
同学们只知道她是从武汉来的,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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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学习特别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看书,晚上图书馆关门才回宿舍。
有同学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命,她说:"我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不能浪费。"
周末别的同学去城里玩,夏芸就去学校的实验田帮忙。
她跟着老师学怎么种地,怎么选种,怎么防治病虫害。
老师们都说这个女生不像城里长大的,下地干活一点不怕脏不怕累。
夏芸心里记着毛主席说的话——继承父志。
她父亲当年做农民运动,为的就是让农民有饭吃有地种,她现在学农业,也是在做同样的事。
1954年夏天,夏芸毕业了。
学校想留她在北京工作,有关部门也想把她安排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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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芸都拒绝了。
她填志愿的时候,选的全是最基层最艰苦的地方。
学校领导找她谈话,问她为什么不留在北京。
夏芸说:"我爹当年在农村干革命,我应该去农村干事业。"
夏芸最后被分配到江西大吉山钨矿的农技站。
这地方在山里,条件艰苦,连蔬菜都种不活。
农技站只有她一个技术员,其他都是当地农民。
夏芸到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地。
大吉山到处都是石头,土层很薄,种什么都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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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说这地方只能种红薯,别的作物根本活不了。
夏芸不信邪,她把在学校学的知识都用上,先改良土壤,从别处运来泥土和肥料,一点点把石头缝里的地养肥。
第一年种下去的菜苗大半都死了。
夏芸没放弃,她住在田边的工棚里,每天记录气温、湿度、日照时间,调整种植方法。
第二年情况好了一些,到第三年,石头山上竟然真的种出了蔬菜。
矿工们吃上了新鲜的青菜和萝卜,都说这个女技术员有本事。
夏芸在大吉山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她从来不提自己是烈士后代,工人们只知道她是个能干的农技员。
她的手上全是老茧,脸被太阳晒得黝黑,看起来跟普通农妇没什么区别。
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调回城里,夏芸说:"我在这里待习惯了,舍不得我那些菜地。"
1985年清明节,夏芸请了假回武汉。
她要去祭奠父亲,这是她第一次正式来到父亲殉难的地方。
汉口红巷殉难处已经建了纪念碑,碑上刻着夏明翰的生平和那首诗。
夏芸跪在碑前,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一捧黄土。
那是她从大吉山的试验田里带来的,是她亲手耕耘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的泥土。
她把这捧土慢慢撒在父亲的墓前,嘴里轻声说着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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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有人认出她来,说:"这是夏烈士的女儿。"
很快围了不少人。
有记者要采访她,夏芸摆摆手说:"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带土来祭奠,夏芸说:"我爹当年为了农民革命牺牲了,我这辈子也在农村土地上工作。
我想让我爹看看,他当年流血牺牲的地方,现在能长出粮食蔬菜了,农民能吃饱饭了。
我没有辜负他,也没有辜负毛主席对我的期望。"
那天下午,夏芸一个人在墓前坐了很久。
她想起1950年毛主席说的那句"继承父志",想起自己在农大的四年,想起在大吉山石头缝里种菜的日日夜夜。
她做到了,用自己的方式,走完了父亲当年没走完的路。
夏芸在武汉待了三天就回江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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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试验田还等着她,春播的季节不能耽误。
她把母亲留给她的那两颗红珠带在身上,那是父亲唯一的遗物,也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
回到大吉山后,夏芸继续在田间地头忙碌。
矿工们看见她回来都很高兴,说地里的菜等着她呢。
夏芸换上工作服,挽起裤腿下地,手里的锄头在石头地里刨出一道道印子。
太阳照在她身上,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她抬头看看天,又低头继续干活。
一个人用鲜血写就二十字诗篇,另一个人用三十年汗水在石头山上种出蔬菜。
父亲牺牲时女儿还在襁褓,女儿扎根基层时父亲已长眠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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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里流淌的信仰不会因为生死相隔而断绝,理想的种子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这就是革命者的传承,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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