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辈子不看电视，去世前一年问儿子：买个电视机贵不贵啊？

2008年12月的一个傍晚，北京刚刚飘下今年的第一场雪。客厅里灯光柔和，97岁的钱学森靠在加高的靠背椅上，突然转头对儿子钱永刚说：“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这句话把屋子里的空气都顿了一下——老人家几十年里对荧屏始终无动于衷，竟在这个时候开口。钱永刚愣了两秒，随即笑着回应：“车子我还真买不起，电视机肯定没问题。”一句轻松的回答，让场面重新活了起来。

要弄清这台电视缘何姗姗来迟，还得从老人的生活习惯说起。上世纪40年代，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执教。彼时好莱坞喧嚣，电视节目刚刚兴起，不少年轻教授夜里围在屏幕前看综艺，他却偏爱实验室的静度和图书馆的纸墨味。长期耳濡目染，他形成一种近乎本能的“拒屏”态度：信息要靠阅读和推演，不靠光影的热闹。回国后，他干脆连电视都没置办，十几平方米的小客厅里只摆着一台短波收音机和一摞报纸。

时间拨到1996年。85岁的钱学森在解放军总医院体检，骨质疏松被医生郑重其事地写进病例。“以后别逞强，能躺就躺。”医生一句嘱托，把他的活动范围锁在卧室与轮椅之间。架起在床边的可移动小桌上，从此常年铺着《参考消息》《科技日报》。白天，他用放大镜慢慢扫标题；夜里，收音机的绿灯一闪一闪，播报国内外动态。那几年，他最怕的是信号杂音，因为“听不清政策要点，心里没底”。

进入九十岁后，听力开始明显下坡，尤其辨不出女声里的高频。一次新闻联播，他隔着耳机冲工作人员皱眉：“说什么？再大声也糊！”无奈之下，他才首次接受“也许该换个载体”的意见。电视成了最佳替补：画面能补足听觉衰减，只要字幕够大，仍能“获取关键数据”。

电视机搬进香山脚下这栋老宅那天，他让人把遥控器、频道表统统写进备忘卡。开机第一件事，自然是锁定新闻联播。那天的播报恰逢探月工程新进展，他盯着画面，眼里闪着熟悉的兴奋。科技动态之外，他还对体育赛事颇感兴趣。2009年7月的罗马世锦赛，他跟着高清画面数选手的划水节奏，好几回轻声点评：“转身角度不错，可推进还差点。”

电视剧他完全提不起劲。频道一转到古装或言情，他立刻挥手：“停停，编得太远。”有意思的是，对广告他颇为敏感。某日电视里放一款德系轿车的炫技片，他连声叹“泄气”。钱永刚解释，国内也有合资发动机。老人愣了愣，眉头拧起：“日子好过了，科研条件更好了，自己还做不出核心？那可不成。”一句话，像敲在半空的警钟。

晚年，他对人才培养的忧虑愈发尖锐。访客来，他常递上一页纸，上面写着四行字：课程设置、实战平台、跨学科、责任心。有中央领导登门，他照例把纸递过去，用近乎恳求的语气说：“得让年轻人敢试错，敢动手。”对话不长，却层次分明，直指要害。

2009年8月中旬，那位熟悉的中央领导再次来家中探望。钱学森神情比上次清朗，开口调侃：“我计划干到一百岁，可别急着给我写传记。”客厅里一片笑声。没想到，仅隔两个月，他的身体突然告急。10月30日晚用餐时，他突感胸闷，轻轻呕吐。体温计显示38.3℃，家人果断送医。检查结果显示双肺弥漫感染，医护连夜会诊，仍难逆转缺氧导致的器官衰竭。

10月31日凌晨，钱学森安静离世，没有留下口头嘱托。病房外的晨曦刚透出一点微光，监护仪曲线已归于平直。医护人员摘下听诊器，沉默站立。在场者说，那一刻只剩机器断电般的寂静。

七天后，八宝山革命公墓迎来黑压压的人流。政治局常委全部列队，官兵肃立。殡仪馆内没有悼词，也没循环播放哀乐，朴素得像他办公室的白墙。新华社当日刊发的《钱学森同志生平》，用11个“第一”概括他的贡献：火箭、导弹、航天、系统工程，每一项都指向共和国走向天空的坐标。

人群散去时，钱永刚收起父亲用过的电视遥控器。那块塑料壳微微发亮，按键上只有一点点磨损——老人真正使用它的时间不到一年。奇妙的是，短短一年，电视让他在视听交错中继续保持对世界的好奇，直到生命最后的清晨。屏幕的光灭了，可深埋其中的那束探求之光从未暗过。

钱学森曾说：“科技工作者不是去仰望什么神秘，而是拆解迷雾。”九十七载人生，他用行动撑起这句话的分量，从书页到收音机，再到临终前那台迟到的电视，工具在变，求真之心不曾走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