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卡尔森、尼克·富恩特斯与右派的“Groyper”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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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周之前，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还只是极右翼网络小圈子里略有名气的煽动分子，基本属于边缘人物。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最近，他的名字和脸频频出现在各类主流媒体上，身旁通常伴随着“种族主义者”“卑鄙”“恶心透顶”之类的字眼。还有评论员干脆骂他是个“吃鼻屎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人。

然而，尽管背负着这样臭名昭著、带有强烈污名的名声，富恩特斯最近却仍被请去和塔克·卡尔森（做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轻松对谈。卡尔森可以说是当今全美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媒体人物之一，他为富恩特斯提供了一个格外友善、正面亮相的舞台。那一刻实在令人震惊: 一个公开称赞希特勒、恶毒抨击犹太人的人，正与主流特朗普主义事实上的代言人面对面地坐下，愉快地聊着天。

这场卡尔森与富恩特斯的会面绝非偶然的孤立事件，更合适的理解方式，是把它看作保守派政治深层变迁的一种症状。我们正在目睹的是，美国右派内部一条古老的思想支流正在卷土重来，并试图争夺整个运动未来的主导权。这条支流可一路追溯回上世纪九十年代帕特·布坎南的总统竞选，再往前可抵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查尔斯·林德伯格的“美国优先”运动，其核心理念是: 右派应当是一支以血统和出身界定的族裔民族主义联盟，对移民几乎不留空间，对犹太人等宗教和少数族裔也容纳有限。

几十年来，这套愿景被压制在共和党边缘，并被党内领袖公开否认。如今，它正在堂而皇之走到台前。卡尔森与富恩特斯的友好会面发出信号，说明右派内部某些根本性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往只限于极端边缘的言论，如今在保守派核心人物那里，正被容忍，甚至被正常化。

尼克·富恩特斯本人则代表了这一倾向毫不掩饰、极端化的一端。二十多岁的他通过网络在愤懑的年轻男性中积聚起追随者，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幸灾乐祸的挑衅者和意识形态家。他出身芝加哥郊区一个中产家庭，少年时代就是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他曾因被指控反犹而遭主流保守派“封杀”，其中最突出的是评论员本·夏皮罗对他的切割，之后他索性全盘拥抱“坏小子”的角色，成了自封的“格罗伊珀军”（Groypers）领袖。

这个“格罗伊珀军”是一个诞生于互联网的极右翼亚文化，专门用来冲击保守派建制的边界。“Groypers”的名字来自一只和“青蛙佩佩”（Pepe the Frog）类似的卡通蟾蜍表情包，它以冒犯性幽默、网络钓鱼和各种越界恶作剧为生存方式。其追随者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发送反犹和种族主义梗图，经常用多重反讽来掩饰自己的仇恨，例如反复说“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你们怎么这么不开得起玩笑”。

Groyper 是“青蛙佩佩”（Pepe the Frog）迷因的一个变体。“格罗伊珀军”（Groypers）的名称就源自这一迷因，它指的是一个松散的团体，由白人民族主义者以及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的追随者组成。

在不少人眼中，这似乎只是孩子气的恶作剧，而背后真正的阴险意图，是推动右翼话语的“奥弗顿之窗”整体右移，让极端观点更容易被接受。正如作家约翰·甘兹所指出的，几乎当下右翼圈中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在群聊、梗图和信息流中，几乎天天都会接触到“格罗伊珀军”的噪音，这些内容成了年轻右派一代人的背景噪音与日常配乐。

站在圈外的人，很难真正看懂所谓“格罗伊珀式”的这一整套气质与玩法。那是一种高度依赖梗图、整日浸泡在反讽当中的政治参与方式，始终踩在一种“随时可以事后撇清”的模糊边界上。在这些在线空间里，针对犹太人、黑人、穆斯林、女性或 LGBTQ 群体的辱骂性称呼被随意抛来抛去，顺带丢上一句“开个玩笑嘛”的眨眼式免责声明。上一分钟，用户还在转发粗鄙的大屠杀笑话，下一分钟，他们就一本正经地讨论某个“阴谋集团控制政府”的理论。整体效果，是一边让人对这种内容逐渐脱敏，一边推动他们向更极端的方向滑行: 仇恨言论变成圈内人彼此建立关系的随手小道具，而极端观念则打着“幽默”的幌子，被悄悄塞进日常话语之中。参与者对外也对内反复强调，他们只是在反抗政治正确和左派的“取消文化”。

事实上，这种文化在2010年代末的兴起，本身就源于对“管得太严”的一种反弹。当时，把“本不该说出口的话”说出来，成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内部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成了比狠的游戏，有评论者把它形容为一种所谓“based 仪式”，参与者要不断说出比上一位更离谱、更不顾政治正确的言论，以此证明自己真的不受主流建制规范的约束。

然而，那些出于表演目的的“越界”，最终很容易演变成真心信奉。长期浸泡在有毒梗图和冷嘲热讽之中，会一点点腐蚀原有的道德护栏。时间一长，“用挑衅性辱骂来气左派一把”和“真心认同充满仇恨的世界观”之间的界线就会开始模糊。那些最初还对自己解释说“只是反讽”“只是钓鱼”的人，会对残酷变得愈发麻木，同时对离谱的阴谋论也越来越容易接受。正如甘兹所说，对这些“只是开玩笑”的偏执言论的不断沉溺，会一点点消解人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免疫力。这是一个渐进脱敏的过程: 一开始还拿毒气室当笑话，最终却对所谓“美国白人正在遭遇大替代”的论调频频点头附和。

唐纳德·特朗普崛起掌权，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此前边缘的极右翼人物在2016年竞选中以狂热的兴奋迎接他的出现，觉得自己的时代来了。特朗普破坏常规、毫不道歉的风格，从辱骂墨西哥移民，到试探式提出对穆斯林入境的全面禁令，再到不断抨击“政治正确”，让一些本来在主流政治中禁忌的观点突然获得了正当性。原本深居晦暗角落的白人民族主义和“另类右翼”活动分子，忽然感到自己被看见、被鼓舞。2017年那场在夏洛茨维尔的游行，是这种壮胆情绪的高光时刻，手持火把的示威者高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Jews will not replace us”），为避免歧义，在语意层面，“Jews will not replace us” 表面上只是“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实际说的是“我们这些白人绝不会让犹太人把我们从主导地位上换下来”。而当特朗普在回应夏洛茨维尔事件时故意模棱两可，说双方都有“非常好的人”，这向极端亚文化清楚传达出一个信号: 他不会强烈地把他们排除在外。

随后在社会反弹中，许多公开的“另类右翼”领袖被赶出主流话语空间，“另类右翼”这个词本身也大体失宠。特朗普本人从未完全接纳他们最极端的纲领，有时还会在话语上与赤裸的偏执保持一点距离。但保守主义内部的文化转变已经发生。年轻的活动人士和初级助手们，早已内化了另类右翼那套玩味越界、沉迷阴谋论的风格与心态。即便最张扬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被逐出推特和脸书，他们的梗图和态度仍然活跃在年轻“让美国再次伟大”支持者的群聊和私密频道里。到了特朗普任期结束时，曾经把极端边缘圈限制在外的“防护栏”已经被撞毁。极端与主流之间的界线被打通，这个运动的免疫系统被削弱，只等下一次感染。

这下一轮感染来得很快。2022年底，埃隆·马斯克收购了推特（现为 X），并移走了平台上残存的诸多限制。曾被封禁的极端分子一下子又拿回了扩音器，一股毒性极强的内容洪流再次被释放出来。许多此前被挤压到角落的观点与人物又涌回保守派的信息流。此刻，大坝算是真正决口了。而这一次，这股洪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随着特朗普重新启动重返权力的竞选，同时围绕疫情防控、种族正义抗议等议题的文化战争也进入沸点，极右翼的说辞在保守派社交媒体上得到热烈响应。许多保守派，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对“说出那些不能说的话”的肾上腺素快感上了瘾。如今，这一切在主流平台上又触手可及。

这一连串事件的叠加，带来了一个醒目的变化。如今，在保守媒体中公开表达某些观点已经成为可能，而这些观点在不久之前还足以让人瞬间身败名裂。公开支持建立以族裔划线的国家，赤裸地主张歧视那些不被视为“传统血统”的美国人，甚至重新把对希特勒的道德定论拿出来当作争论话题，这些念头过去只会出现在新纳粹的小圈子论坛里。可到了 2023 年，人们已经可以在塔克·卡尔森的一档黄金时段访谈中，隐约听到这些观念的回声。

这便把我们带回到那场卡尔森与富恩特斯的对话。在那次对话中，富恩特斯用既耳熟又令人战栗的方式，系统阐述了他对美国犹太人的一整套控诉。他以平静、近乎学院式的口吻声称，由于犹太人有着长期作为无国家侨民、在不同国家之间保持紧密共同体纽带的独特历史，他们不可能对美国保持完全忠诚。他坚持说自己并不怀有仇恨，只是在“现实地”谈论身份政治，但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 在他笔下，美国的犹太人被描绘成一个凝聚成整体、追求自身议程的群体，而这套议程与美国整体利益并不一致。既然如此，富恩特斯接着论证说，白人基督徒美国人就大可不必有任何愧疚感，同样可以按照族群身份来组织和动员自己。

卡尔森对此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反而顺势附和，说自二战以来，白人美国人一直被教导要“憎恨自己”，等于是认同了富恩特斯那一套主张，认为右派现在也该搞一种有自我意识的白人、基督徒身份政治。在这一段交流里，伪装被彻底扯下。反“觉醒”的民粹话语顺滑地滑入了为白人民族主义辩护的论证之中。在某些特朗普主义圈子里长期存在的潜台词，此刻变成了明摆在桌面上的话。如果一个人真心相信政治就是不同族裔或宗教集团之间的零和对决，就像富恩特斯毫不掩饰所宣称的那样，那么多族裔民主在他眼里就会变成一个谎言，“无法同化”的群体也就成了国家的致命威胁。按照富恩特斯的逻辑，除非把这些群体从国家共同体中排除出去，否则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健康、统一。这正是卡尔森与富恩特斯所共同加以印证的那套世界观的最终指向，无论他们是否敢公开说出口。

批评以色列政府，或质疑美国对其支持，本身并不等同于反犹，许多人是出于对人权的真诚关切而提出质疑。然而极右翼最近对“以色列问题”的痴迷，源头却完全不同: 它根植于一种“血与土”的民族主义。像富恩特斯这样的角色并不谴责以色列的不自由，事实上，他们往往把以色列视为理想的族裔国家加以欣赏。他们真正的不满在于，美国保守派一直被告诫不能按照同样的身份政治规则行事。在他们眼中，美国犹太人体现了一种把群体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少数族裔，所以美国的白人基督徒也应该开始照着做。如果犹太人被描绘成拖累国家的“全球主义”异物，那么隐藏的含义，就是国家摆脱他们的影响会更好。

仔细听富恩特斯的那些独白，就不难看出他是如何娴熟地把毒药掺进看上去颇为理性的论述里的。他一会儿讲一些听上去颇为道理的话，比方说人都有文化忠诚、侨民社群客观存在，一会儿又切换回典型的反犹陈腔滥调，比如说犹太人“无法同化”、会在暗中与寄居国作对，在这两类话语之间来回游走。他把整套说法包装成一种“防御性回应”，意思是既然犹太人都在搞身份政治，那白人基督徒为什么不能照做。同时，卡尔森非但没有提出质疑，反而不断点头附和、加以补充，比如顺着他的话继续说，自二战以来，白人美国人一直被灌输强烈的负罪感，以至于不敢为自己的身份辩护。这是一种扭曲的角色颠倒: 它把历史上的主导群体塑造成被围攻的受害者，号召他们去向一个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群体“学习如何为自己挺身而出”。通过这样的叙事运作，原本赤裸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就被洗白包装成了一种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版本。

卡尔森与富恩特斯的组合，也凸显出一种在极端政治中屡见不鲜的社会学式联盟，即上层精英与被煽动群众的合流。卡尔森是典型的美国老牌特权阶层产物，继承了家族财富，是前大使的儿子，受过精英教育，是华盛顿媒体圈里的地道圈内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富恩特斯，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学辍学生，自称“非自愿独身者”，在家中破旧的小工作室里开直播，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怒气长篇。他们来自截然不同的社会世界，却因为在族裔民族主义和反犹世界观上的高度一致，结成了一种极具威力的政治联盟。这种搭配延续了美国公共生活中一个由来已久、令人不安的模式：有体面门面的建制人物，为煽动性极强的鼓动者提供合法性背书。过去我们就见过类似的组合，如今这一幕正在再次上演。

卡尔森拥抱富恩特斯引发的后果来得迅速而且耐人寻味，保守派世界内部正在围绕如何回应而分裂。一些知名人物以愤怒和惊骇做出回应。可以说是全美最知名犹太保守派的本·夏皮罗，指责卡尔森在兜售那些威廉·F·巴克利曾经努力清除出运动的偏执观念。（巴克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公开谴责反犹主义，并将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极端分子赶出保守运动，尽管他本人的记录并不完美。）电台主持人马克·列文则雷霆大作，强调右派不应为“崇拜希特勒的人”或仇视犹太人的人预留任何位置，他提醒听众，以前的保守派曾经把大卫·杜克和帕特·布坎南这样的偏执人物排斥在外。按列文的话说，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取消”并剥夺此类人的平台。

然而，这种旧式的“把关”冲动，即用清晰红线把怪人清出门外，现在则在内部遭遇了强烈抵抗。史蒂夫·班农和其他强硬派人物，嘲讽夏皮罗和马克·列文等批评者是与时代脱节的“化石”，认为他们从来就没真正接受特朗普革命。他们不愿直面富恩特斯的反犹主义，而是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左派所谓的反犹上，例如指向那些批评以色列的进步派政治人物。在他们的叙事中，真正的威胁来自“全球主义者”和左翼，任何在右派内部指出偏执问题的人，都是在“背叛事业”。

就连保守派体制内的精英也显得摇摆不定。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号来自传统基金会这一共和党建制支柱。该智库主席凯文·罗伯茨一开始迅速替卡尔森辩护。在一段视频声明中，罗伯茨宣称，作为“一名基督徒和美国人”，他的忠诚首先献给基督，其次永远献给美国，并警告说，保守派对任何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外国，都不负有支持它的任何义务。他接着抨击“全球主义精英阶层”及其在华盛顿的代言人，声称这些人企图压制辩论，甚至控诉卡尔森的批评者组成了一个服务于他人议程的“恶毒联盟”。其潜台词不难听出: 罗伯茨在暗示有一群“不忠的精英”（这在美国语境中常被视为暗指所谓“犹太势力”的常见政治隐语。）正在攻击卡尔森。

随即，反弹铺天盖地而来，传统基金会的老一代理事与金主深感震惊，罗伯茨匆忙道歉并收回说法。但这场风波暴露了一条巨大的代际断层。来自内部的报道描绘出这样的场景: 传统基金会里的年轻员工为罗伯茨叫好，反而疑惑他到底说错了什么。很多人长期浸泡在新右派媒体生态中，对这些会令前辈触目惊心的说辞毫不眨眼。一位资深保守派作者估计，右派阵营中四十岁以下的幕僚，有高达三成乃至四成人，对“格罗伊珀军”世界观抱有同情。无论真实比例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以前被视作绝对禁区的观念，如今已经在新一代保守精英中拥有了不容忽视的受众基础。

简单来说，右派对公开反犹的禁忌正在消退。这个运动的免疫系统已经受损，内部围绕如何应对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从目前迹象看，新兴的特朗普派建制更倾向于拥抱、或至少容忍那些原本不可说的东西，而不是加以拒绝。那些发出反对声音的人，比如夏皮罗、列文以及少数共和党金主，则显得越来越孤立无援。

副总统J. D. 万斯在这一点上格外引人注目，他刻意回避对卡尔森与富恩特斯的访谈，这说明有抱负的共和党人看不到与这部分激进基本盘对立的任何政治好处。至于特朗普本人，则完全无意与那些向他靠拢的极端声音划清界限，他过去就从未真正那么做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少数老派人物觉得自己必须出面表态。特德·克鲁兹愤怒指出，如果在有人说希特勒“非常酷”、扬言要战胜“全球犹太人”时，你却坐视不语，那你就已经在作恶中同流合污。林赛·格雷厄姆则说得更直白，他打趣道，自己属于党内“坚信希特勒糟透了”的那一派。单是这些话居然需要在今天的共和党政治中被明明白白说出，就足以令人震惊，这清楚标示出话语边界已经被推移了多远。

这种激进化是否会葬送右派，还是会让其凭借民粹怒火再攀新高，目前尚无定论。一方面，与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者结盟，从选举表面逻辑看，似乎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绝大多数选民本能厌恶赤裸偏见的国家自毁前程。一个公开沾染尼克·富恩特斯式极端主义污点的平台，很可能会疏远共和党赢得全国大选所必需的郊区温和选民和中间派。现实中也确有迹象显示，更广泛的公众，包括不少年轻美国人，对这种“格罗伊珀化”的转向感到反感，也就是被格罗伊珀军式的白人民族主义和反犹亚文化持续渗透、改写话语边界的过程。

但如果因此就断定一定会自发出现逆转，或认为这股狂热会自动消退，那就太危险了。在一个高度极化的两党体系中，只要另一方足够令人厌烦、遭到足够多人的痛恨，一个极端派系仍然可能夺取政权。特朗普本人就曾在2016年被很多人视为不可能当选的边缘候选人，却在特定条件下成功走进主流。如果经济危机或政治失灵将足够多选民推向一种绝望的反建制情绪，那么一个被极右边缘派全面主导的共和党依然可能“默认获胜”，尤其是当其公开代表人物学会在竞选季暂时收敛最具放射性的主张时。

可以肯定的是，保守运动内部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边缘与主流之间的界线几乎已经消失。旧日的正统守门人，比如巴克利和克里斯托那一代，要么离开舞台，要么被边缘化，他们的警告基本无人理会。新动能，无论好坏，来自富恩特斯这一类人物，或者来自那些愿意为自身目的去驾驭这股能量的人。许多昔日只在匿名论坛里悄悄流传的观点，如今已经在政治集会上被公开高声喝彩，并由有影响力的评论员在主流话语中予以呼应。美国右翼内部那条曾被普遍认为早已沉睡的旧有思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正在这个两大党之一的内部节节上升，逐渐占据上风。

把这一切当作一阵自会崩塌的丑恶浪潮，或许会让人感到一时安慰，觉得美国人终会本能退缩，这场高烧终究会退去。的确，也有迹象表明，许多选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新右派的各种过火表现感到厌恶。但自满是危险的。政治话语的“可接受”范围已经位移，曾经在右派阵营里不可想象的事情，如今已经发生。禁忌已被打破，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