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上海独身女子昏迷,身边一个亲人都没！网友: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近日上海一位46岁的独身女子突发昏迷，被送进重症监护室，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她没有丈夫、没有子女，父母早已去世，通讯录里翻不到一个能立即签字的人。 医院催着签字、急着手术，时间分秒必争。

命悬一线之际，关键的一笔，竟落在了一位一年只在年夜饭上见一次的远房亲戚身上。 那么一个现实问题出现了：一个人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但一个人出事的时候，谁来负责？

蒋女士，46岁，住在上海。未婚、无子女，父母早年去世。 她是典型的独身中年人，日常生活井井有条，工作稳定，收入不算低，买了保险，也有存款。 10月14日上午，她向公司请假，说头晕得走不动了。 同事起初以为她只是身体不适，但过了几个小时仍联系不上，心里开始发毛。 有人直接去了她家，发现她神志模糊、无法言语，马上拨打120送往医院。 医院诊断是脑出血，情况危急，需要立刻手术。

但手术前卡在签字这一关。医生说得明白：没有法定家属或监护人签字，手术不能进行。 她没有父母、丈夫、子女，通讯录里也没有能帮上忙的直系亲属。 翻来翻去，最后想起一个关系绕口的亲戚——吴先生。 蒋女士父亲，是吴先生爷爷的姐姐的儿子，关系远得很，一年也就见一次面。 吴先生接到电话时也愣住了，但还是赶到了医院。他签了字，也和公司一起垫付了3万元手术费用。 当天晚上，手术进行，暂时稳定住了病情。

但好景不长，蒋女士病情反复，查出伴有“烟雾病”，一种脑血管异常疾病。 她很快意识模糊，失去自主能力，被送入重症监护室，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从10月14日到11月11日，短短不到一个月，医药费已经超过21万元。 而且费用还在持续增加，每天的账单像水表一样往上涨：5000元、8000元、1万多。 特别是ICU病房，每一项治疗都精细计费，呼吸机、血氧监测、静脉营养、专人护理……分毫不差。

医院财务部门已经多次联系吴先生，要求缴纳后续费用。 但吴先生不是她的法定监护人，也没有继承权，不能动用蒋女士的任何财产。 他再有心，也无能为力。

蒋女士有工资账户，也买了商业重疾险，但这些资金无法动用。 居委会出面尝试联系银行和保险公司，希望以“社区代表”身份代签授权，把钱直接打到医院账户，依旧被驳回。 保险公司回复明确：“没有法定授权的监护人，赔付流程无法启动。” 事情一度陷入僵局。 吴先生去找了居委会，居委会随即联系派出所，请求协查蒋女士是否还有其他亲属。 治安部门正在查阅户籍档案，寻找是否有兄弟姐妹、外甥、侄子等亲属，但目前尚未有结果。 居委也联系了蒋女士兰州去世姑妈的孩子，但对方表示需要考虑，尚未明确是否愿意承担监护责任。

这些人即使愿意帮忙，也不是法定近亲属，没有义务承担监护职责。 几经周折，居委会决定尝试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情：指定监护人程序。 这是一个司法流程，首先要申请宣告蒋女士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提交医疗评估报告。 接着，居委会需提交监护意愿书和相关证明，再依据情况决定是否指定居委为其临时监护人。这是居委会首次正式尝试这一程序，过程复杂、准备材料多、周期较长，但别无他法。

这一步如果能成功，居委就能依法代签医疗授权、动用存款、申请保险赔付，解决资金问题。 但在这之前，所有费用仍旧只能靠吴先生和单位垫资。 吴先生坦言：“我不是不想救她，我就是不能做太多。我不是她家属，也不是她监护人，我动她一分钱都是违法。” 他目前已经垫付了超过3万元，后续是否还能继续支撑，他自己也心里没底。 蒋女士的故事引发了广泛讨论。

网友评论最多的两句话是：“以后这种事会更多”，“帮到这份上，吴先生真是仁义。” 这不是一句感慨，而是现实。 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独居中年数量逐年攀升。 这意味着未来在医、法、财务等关键节点，将出现越来越多“签字难”“费用难”“无人监护”的情况。

律师指出，现行虽允许村居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但程序繁琐、缺乏紧急响应机制。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意定监护”。 所谓意定监护，就是在健康时就主动设定一个信任的人或机构作为自己将来可能的监护人。 这项制度早有规定，但绝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在蒋女士的案例里，如果她早已设立意定监护，今天的局面可能完全不同。

这件事也引发了另一个讨论：是否有好的办法应对类似突发情况。 但这需要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不可能一蹴而就。 眼下最现实的一步，是让更多人意识到：一个人生活容易，一个人出事时可能无人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