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成为武器：塞尔维亚如何用“伪正义”撕裂巴尔干

记忆的战场

2014年10月16日，贝尔格莱德的街道被坦克履带的轰鸣声与军乐队演奏的《向德里纳河进军》填满。这场名为“胜利者阅兵”的庆典，表面上纪念二战胜利，实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游击队的红旗与切特尼克的黑鹰旗在人群中若隐若现，折射出历史的撕裂。当国家电视台将镜头对准受阅部队时，圣萨瓦大教堂的地下墓室里，一群身披黑衣的老妇人正为“1944年贝尔格莱德陷落日的受难者”点燃蜡烛。主持仪式的东正教神父低声诵读：“那些被游击队处决的人，不是叛徒，而是基督的羔羊。”

这种记忆的分裂并非偶然。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政权倒台以来，塞尔维亚就成为历史记忆争夺的主战场。曾经的“人民解放战争”叙事被系统性解构，切特尼克运动——这支二战期间与轴心国合作、战后被南斯拉夫法庭定为叛国者的保皇派武装——被重新包装为“民族英雄”与“共产主义受害者”。这一过程与后社会主义转型中的国家合法性危机、巴尔干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代际记忆断层紧密交织。

撕裂的历史

1945年后的南斯拉夫，铁托政权通过“人民解放战争”叙事将游击队塑造为多民族反法西斯的唯一合法代表。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厅里，德军钢盔与切特尼克的“黑手党”徽章并列陈列，标签上写着“祖国的叛徒”。教科书强调游击队的阶级属性：他们不仅是战士，更是“摧毁封建残余、解放妇女、扫除文盲的社会革命者”。这种叙事在196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贝尔格莱德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史诗片《苏捷斯卡战役》（1965）中，切特尼克军官被描绘成酗酒虐民的恶棍，与风度翩翩的游击队指挥官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1971年，塞尔维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米洛拉德·埃克梅契奇（Milorad Ekmečić）在内部会议上指出：“我们过于简化切特尼克的复杂性。他们在东部塞尔维亚确实组织过抵抗行动。”这份报告被立即封存，但复印本通过地下渠道流入持不同政见者圈子。198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与民族主义抬头，这些“异端史料”成为反体制知识分子的弹药。

切特尼克运动的矛盾性为后世争议埋下伏笔。1941年德军入侵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拉夫纳戈拉山区建立指挥部，初期确曾袭击德军补给线。英国特别行动处（SOE）特工威廉·迪金（William Deakin）1943年的报告记载：“切特尼克在塞尔维亚西部破坏了三座铁路桥。”但同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后，盟军发现切特尼克与意大利占领军达成秘密协议：后者提供武器，前者承诺不攻击轴心国部队。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档案显示，米哈伊洛维奇甚至在1944年致信德军指挥官，提议“联合清除波斯尼亚的游击队据点”。

1946年对米哈伊洛维奇的公审持续了45天，167名证人出庭，包括被切特尼克强征为“人盾”的波斯尼亚穆斯林村民。庭审记录显示，当检察官出示切特尼克在弗拉涅（Vranje）屠杀67名妇孺的照片时，米哈伊洛维奇回应：“我的部队需要震慑通敌者。”这份原始档案在1990年代神秘失踪，直到2016年才被独立记者在尼什市某前秘密警察仓库的废纸堆中发现。

后米洛舍维奇时代——民族主义的记忆嫁接游击队的塞尔维亚化

1992年，米洛舍维奇政权推出新版历史教科书，将游击队重构为“塞尔维亚民族的守护者”。书中新增章节强调：“在克罗地亚独立国（NDH）的死亡集中营里，塞族人是唯一被系统性灭绝的群体。”这种叙事将反法西斯斗争简化为民族受害史，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克罗地亚战争提供合法性。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期间，国家电视台反复播放游击队解放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纪录片，旁白强调：“历史再次证明，只有团结的塞尔维亚才能阻止灭绝。”

在官方话语保持暧昧的同时，民间记忆实践悄然转向。1992年5月，首个切特尼克纪念集会在拉夫纳戈拉举行，参与者不足百人，主要是流亡者后代。组织者韦利博尔·约万诺维奇（Velibor Jovanović）回忆：“警察起初驱赶我们，但米洛舍维奇的顾问后来暗示，只要不批评现政权，可以继续活动。”到1997年，集会人数突破五千，参与者高呼“德拉扎万岁”，焚烧铁托画像。这种转变与东正教会的介入密切相关——1996年，塞尔维亚牧首帕夫莱（Pavle）公开将米哈伊洛维奇称为“为信仰殉道的圣战士”。

2006年新法案通过后，历史争议被大规模导入司法程序。至2015年，塞尔维亚法院受理12,387件平反申请，其中5,602件涉及切特尼克成员。根据该法，任何在“政治审判”中被处决者均可申请平反，而1945-1953年的司法档案被预设为“不合法”。诺维萨德大学法学院的武克·武科维奇（Vuk Vuković）指出：“法官常引用1943年丘吉尔赞扬切特尼克的电报，却无视同一时期英国外交部警告其通敌的备忘录。”

典型案例是2012年对切特尼克指挥官科斯塔·佩恰纳茨（Kosta Pećanac）的平反。尽管历史档案显示佩恰纳茨1941年与德军签署合作协议，法院仍裁定其“为保卫塞尔维亚人民而牺牲”。判决书写道：“在极端环境下，与占领者的有限合作是爱国行为。”这种逻辑延伸至教科书改革，2017年版高中历史课本新增章节，称切特尼克“为阻止共产主义扩张做出战略妥协”。

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在2008年经历彻底改造，原展厅的游击队油画被撤下，代之以互动屏幕展示“共产主义罪行”。策展人佐兰·米洛萨夫列维奇（Zoran Milosavljević）解释：“我们要呈现被掩盖的视角。”但在“切特尼克”展区，仅陈列缴获的德军勋章与英国授勋证书，对其屠杀平民的影像资料标注“有待考证”

卡拉乔尔杰维奇王室的记忆复辟

2001年，流亡六十年的卡拉乔尔杰维奇王室后裔亚历山大王子（Alexander Karađorđević）返回塞尔维亚。他通过“王室基金会”资助建立“自由战士档案馆”，收藏大量切特尼克士兵的家书与照片。2015年，该馆推出巡回展览《被诅咒的爱国者》，将切特尼克逃往意大利的路线图与犹太难民逃亡路线并列，暗示“他们都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在王室资助的纪录片《德拉扎的遗言》中，米哈伊洛维奇的临终遗言被虚构为：“告诉塞尔维亚人，我没有背叛。”

在伏伊伏丁那的兹雷尼亚宁市，“被遗忘者协会”利用谷歌地图标记出1944-1945年间疑似处决地点，组织“记忆骑行”活动。参与者穿着印有切特尼克徽章的骑行服，沿途分发传单，上面印着被游击队处决者的姓名与年龄。协会创始人斯尔詹·米洛瓦诺维奇（Srđan Milovanović）说：“我们不是否定游击队，但每个墓碑都该被看见。”传单上的名单包含多名被证实参与屠杀的切特尼克军官，却统一标注为“无辜受难者”。

审判证据链的人为断裂

2015年塞尔维亚为米哈伊洛维奇翻案，控方律师团队由王室基金会资助，引入英国历史学家奈杰尔·托马斯（Nigel Thomas）作为专家证人。托马斯出示1942年《伦敦新闻画报》对切特尼克的报道，强调其“为自由欧洲而战”。当检方出示德国档案中米哈伊洛维奇签署的合作协议时，法官以“无法验证签名真实性”为由不予采纳。庭审的高潮出现在最后陈述阶段。米哈伊洛维奇的孙女戈达娜（Gordana Mihailović）当庭朗读1946年判决书片段，突然撕碎纸张高呼：“这是谎言之布！”这一戏剧性举动被国家电视台反复播放，却未展示她在庭外对记者说的另一句话：“我不关心历史真相，我只想要祖父的肖像挂在每个教室。”

法院指定的历史学家团队陷入道德困境。贝尔格莱德大学的Slobodan Marković在报告中强调：“盟军在1944年前始终承认切特尼克的合法性。”但他私下向同事承认：“我删除了关于切特尼克种族清洗的所有段落，否则报告会被否决。”诺维萨德大学的Milica Tomić拒绝签字，并在《政治报》发文揭露：“司法修复正在制造历史虚无主义——只要政治需要，连纳粹合作者都能变成圣徒。”

塞尔维亚的记忆工程显示了，切特尼克从“叛徒”到“英雄”的转变，并非历史真相的还原，而是权力重组的话术。这种重构在国际场域引发连锁反应——克罗地亚借此将乌斯塔沙美化为“反共先驱”，波斯尼亚的塞族共和国则加速拆除游击队纪念碑。

2021年，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的“游击实验室”发起“记忆拼贴”项目，将切特尼克、游击队与平民的日记碎片并置展出。策展人亚斯米娜·佩特罗维奇（Jasmina Petrović）说：“我们不做评判，只展示战争如何撕裂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去英雄化的记忆实践，或许能为塞尔维亚提供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在民族主义与反共主义的喧嚣中，重新听见历史褶皱里的细微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