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2获诺奖，源于历史积淀，中国何时迎来收获？

10月初，诺贝尔奖的消息再次从斯德哥尔摩传来，74岁的日本科学家版口志文站上了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领奖台，紧接着京都大学的北川进又斩获化学奖。短短三天，两项诺奖落入日本手中。

这已不是新鲜事。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已拿下22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几乎年均一个。而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至今只有屠呦呦一人。

日本在诺贝尔奖上的卓越表现，绝非偶然。深入分析，这一成就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系统性的支持体系。

研发投入是日本科技崛起的基石。据统计，2016—2021年日本始终保持3.0%以上的高水平研发投入强度。这种持续数十年的高投入为科研提供了稳定保障。

更重要的是，日本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14.6%，远超过许多国家。这种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是孕育原创性突破的温床。

日本特有的“科学风土”与人才培养机制同样关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指出，日本量产诺贝尔奖的原因包括“科学风土”、战后教育改革、导师精神气质的影响和科研经费的持续增长。

日本教育理念中推崇“专精人才”，对各行各业具有高度包容性。这种环境让青年学者能基于兴趣而非功利选择科研道路。

师承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特别是在物理学领域，从第一位获奖者汤川秀树开始，有7位获奖者的成果属于基本粒子领域，形成了明确的五代物理学家学术谱系。

诺贝尔奖的颁发存在显著的“时差效应”。有统计指出，诺贝尔获奖人做出代表性工作与获奖时的平均时间差为16.1年。

日本的获奖成果大多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这意味着我们今天看到的井喷，其实是日本几十年前种下的种子，现在才开花结果。

回顾历史，二战结束后，日本很快进入了经济恢复重建期。从1960年到1973年，其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

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十年动荡，科研体系几乎从零开始重建。全国科研人员不到一万人，实验设备匮乏。很多科学家做实验用的都是自己手工拼凑的土设备。

中国科学家并非没有触摸诺贝尔奖级别的成就。中国科技馆馆长、科学史专家王渝生介绍，中国科学家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可追溯到建国前。

比如20年代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30年代赵忠尧的正负电子湮灭早期实验，以及40年代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的铀核三分裂的发现。

那么，为何多次与诺贝尔科学奖失之交臂？赵忠贤院士分析，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半个世纪处于战乱和列强压迫之中，基础科学研究难有重大发展。

解放后，虽然科技有了很大发展，但改革开放前处于封闭状态。赵忠贤指出：“改革之前，主要科技成就是‘两弹一星’的研究，在这一领域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毕竟还很少。”

中国的科研体制有其独特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在关键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从“两弹一星”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杂交水稻到载人航天，这些成就虽然看起来似乎无缘诺奖，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长足动力。

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

但同时，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仍相对不足。虽然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70%，但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例仅为6.91%，与日本的14.6%仍有明显差距。

科研评价体系也面临挑战。过去那种“三年一考核，五年要成果”的急功近利模式，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科学家从事长期、高风险探索的积极性。

面对差距，我们既无需妄自菲薄，也不应盲目自满。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最广阔的应用市场，这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相互转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正在调整科技发展战略。阴和俊部长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围绕国家战略亟需超前谋划布局一批新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

中国已经开始重视科技创新“土壤”的改良。周程教授强调：“全面改良科技创新‘土壤’比定向培养人才‘苗子’成效更大；前辈学者的正面示范作用有时胜过‘帽子’‘位子’‘票子’的激励。”

按照诺贝尔奖20—40年的时间周期，中国在2000年后加大科研投入所产生的成果，很可能在2030年到2050年之间迎来收获期。今天的耐心与坚持，将决定未来中国科学的高度。

北大的周程教授研究发现，日本新世纪的19位获奖者平均年龄70岁，做出获奖成果的平均年龄42岁，两者相差28年。这意味着，科学突破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沉淀与验证。

今天的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这是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人才储备。随着科研环境的改善和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时间将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