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韩国国防部公布新一轮将官人事调整。表面上只是一份惯常的晋升与调动令,实际力度却堪比一次“军内大清算”。
这一轮共有20名少将晋升为中将,覆盖陆、海、空三军,其中陆军就占了14人。按照现有编制,韩军中将级职位一共也就三十来个,这一回直接更换了将近三分之二。结合过去一年间接连不断的职务轮换,中将层级的指挥岗位几乎被全部重排了一遍。
这并不是李在明上台后的第一次出手。早在2025年9月,韩军最高层的7名上将已经被一锅端式地调整,联合参谋本部议长、三军参谋总长等关键岗位全部换人。当时外界就已意识到,这位新总统显然不打算与前任留下的军中人马“和平共处”。
把时间线再往前拉。2024年12月爆发的“12·3戒严事件”,让韩国军政关系重新暴露在聚光灯下。尹锡悦政府末期,被曝出曾在内部推进“非常戒严”预案,多名将领因此被以内乱阴谋嫌疑接受调查。对于任何一位接盘的总统而言,这都不只是政治遗产,更是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这轮中将调整就很难被视为普通的“例行晋升”。三军副总参谋长、部署在三八线一线的六个主力军团军团长、战略导弹部队司令等要害岗位全部换人,意味着整条高层指挥链正在被一寸一寸拆开、重装。
从结果看,尹锡悦时期提拔上来的军中骨干,多数已经被挪开关键位置。李在明用人上的目标非常直接:把所有可能与“12·3戒严”扯上关系、或者被视为与保守阵营亲近的军中高层,统统从权力核心挪走。
这场人事“清零”行动,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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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敏感部队”,清理政变伏笔
如果只盯着人数变化,很容易忽略一个更关键的维度:谁被安排去了哪里。
这轮调整中,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一职,交到了非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韩基成中将手上。第一军团长期被视为韩国陆军的主力军团之一,主力部队驻守在首尔以北区域,承担首尔正面方向的主要防务任务。
更具体一点,该军团下辖的第9步兵师团“白马部队”驻扎在京畿道高阳市,与首尔市区直线距离只有二十公里左右。历史上,这支部队在1979年的“12·12政变”中曾被动员,承担向首都投送兵力的任务,是典型的“政治敏感兵团”。
现在,这个军团的最高指挥权不再交给传统陆士出身将领,而是落到一位系统外出身的军官手中,对任何熟悉韩国军史的人来说,这背后藏着很清晰的政治考量。
同一轮人事调整中,新任陆军特战司令朴星济同样不是陆士出身。特战司令部下属的第一空输特战旅,是韩军中机动性和打击能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在历史上多次被纳入政变预案和戒严部署中。12·3戒严调查中,特战部队的动向也被检方视作重点线索。
把首尔北部防线的关键军团和拥有首都突击能力的特战部队,同时交给“非陆士”将领,表面上是优化人事结构,实质上是在事前拆解可能的“军内集体行动基础”。军中传统人脉被打散,敏感部队的指挥权重新划归政治上更可靠的对象,这种操作,本身就是在预防下一次“12·3”。
对李在明来说,与其在政变阴影出现后被动追责,不如在平时通过岗位调度,把可能酝酿政治冒险的土壤先一块块铲掉。
砍断晋升通道,重置军界生态
在晋升名单背后,还有一条被韩国媒体特别点出来的变化:军中传统的“陆士优势”正在被系统性削弱。
长期以来,陆军士官学校是韩军将领的核心来源。陆士出身不仅代表军事专业能力,更代表一整套牢固的人脉网络和晋升通道。历次军政风波中,陆士帮几乎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军队内部人事有极强的“圈内自我循环”能力。
这轮中将晋升的数据,标出了一个清晰的拐点。过去五年,晋升中将的陆军军官中,陆士出身与非陆士出身的比例大约是3.2比1;而在今年的名单里,这个比例下调到了1.8比1,14名新晋陆军中将中有5人不是陆士出身。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本牢固的“陆士出身必然占据晋升高地”的规则,被粗暴打断了。非陆士出身的军官,包括ROTC、普通大学军官训练体系出身,开始大批进入中将行列。
这种调整方式,明显是在重置军界生态。对李在明政府来说,陆士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整套互相背书、互相提携的权力体系,而这套体系在12·3戒严事件中已经露出严重的政治偏向问题。在这样的认知下,压缩陆士出身的晋升空间,一边扶持非陆士群体上位,就成了重建军队忠诚基础的直接手段。
从军队专业性角度看,这样的变化未必没有争议。陆士系出身者普遍作战经验丰富,在历次对朝对峙中承担了最重的任务。而当晋升重心转向“系统外”军官时,军中不少声音担心指挥链条会因此失衡,甚至出现“政治可靠性压倒战术专业性”的问题。
但从青瓦台的视角看,现在优先级最高的问题不是战时效率,而是政权安全。只要军队在平时不会再次站在总统对立面,军政关系就算短期内变得紧绷,也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文人治军的现实困境
如果说“去陆士化”是对军方内部生态的开刀,那么任命文官出身的安圭伯担任国防部长,则是在制度层面推了一把。
安圭伯长期在国会从事国防与安全领域立法工作,多次担任国会国防委员会重要职务,是典型的文人政治精英。这次出任国防部长,也被韩国媒体称为“六十多年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防长”。
表面上看,文人掌管国防部,配合参议长等军中要职的全面调整,能在组织上确立“总统—文官—军队”的控制链条。军中高层人事改组之后,再由文官对军费、编制、装备采购和战备计划进行政治把关,似乎可以让军队回到“服从民选权力”的正轨上。
但架构上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战时指挥权仍然不在韩国政府手中。朝鲜战争以来,韩军战时指挥权一直交由韩美联合司令部掌握,联合司令部的最高指挥权由美军将领担任。这意味着,只要进入战争状态,军队的作战指令仍需美国拍板。
在这种格局之下,李在明的军改,在很大程度上仍被限定在“和平时期的文人治军”范围内。他可以通过人事调整,尽量确保首都防御、特战力量等“内部稳定相关”的部队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手里,也可以用文官国防部长强化军费与军政决策的文人监督,但要真正从根子上改变韩国军队的权力来源,必须动战时指挥权这块硬骨头。
李在明上台前后,多次提到要推动战时指挥权向韩国移交,但到目前为止,这件事依旧停留在政治表态与联合研究层面。在美国主导的半岛安全框架内,这种权力移交必然意味着对整体威慑架构的重新设计,并非短期内能完成的工程。
换句话说,李在明正在重塑的是“韩国内部”的军政权力分配格局,而决定韩军在战争中听命于谁的那条最终指挥链,暂时还动不了。
改革与反弹并存
这场军改,在韩国国内引发的反应是高度分裂的。
执政阵营及其支持者普遍认为,这是为12·3戒严事件“收尾”的必要步骤。他们强调,戒严预案本身就代表军队被拉入政争,必须通过彻底的人事调整和文官控军,把这种危险的倾向压下去。如果不在现在动手,未来一旦政局再出现极端对立,军队很可能再次被动员到政治斗争一侧。
在野党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保守派“国民力量党”多名议员批评,李在明是在“借戒严之名行政治报复之实”,用大规模调动把所有与前任政府靠得近的军官推开,不仅会打击军中士气,也会破坏专业指挥链条的延续性。对他们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赢下总统选举之后的秋后算账”。
军队内部的态度同样复杂。一部分中青年军官对文官治军和晋升通道多元化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这至少为非陆士出身者打开了上升空间;但也有人担心,大批经验丰富的将领被迅速调整,会让本就紧张的军备和演训计划承受额外不确定性。
来自美国方面的信号更为克制。特朗普政府迄今没有就这轮韩军改革给出细致评论,美国安全政策圈更多从半岛威慑和对朝态势的角度,观察这场人事调整。有美国防务智库在评估“12·3戒严”后续时提到,韩军内部的稳定性对于半岛安全架构至关重要,一旦指挥层频繁更替、内部出现不信任,可能削弱联合行动的协同效率。
这类评估并非反对文官控军本身,而是在提示一个现实:当一国军队同时对内承担首都维稳、对外承担同盟联合作战任务时,任何大规模的高层更替,都不可避免会带来短期混乱。如何在政治清算与作战效能之间找到平衡,是李在明这次改革绕不开的难题。
李在明希望得到什么?
回到最初的问题:李在明到底希望通过这场军改得到什么?
从短期看,答案非常清楚。他要做的是对军中旧有政治网络进行一次系统性拆解,把所有可能再度卷入政争的关键节点一一更换,用更加分散、更加依赖现任政府的指挥体系,替代过去那种以校系与人脉为纽带的封闭圈层。这样一来,哪怕未来政局再度激烈对立,军队在程序上也更难再走到对抗文人政府的那一边。
从中期看,他希望通过“去陆士化”和文官治军,把军队进一步纳入民主体制内部,让军政关系的灰色地带尽可能收缩,使军方在政治议题上失去主动性,只保留专业防务角色。
问题在于,任何对既有军界生态的重构,都会在系统内部埋下新的张力。陆士出身将领失去原有优势,未必会立刻表现为公开不满,但这种心理落差会不会在下一次人事周期里重新累积成另一种形式的派系?大量依靠政治信任晋升的非陆士将领,能否在真正危机时刻撑住前线与联合行动?文官国防部长在战时指挥权仍掌握在美军手中的前提下,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军队的实际动作?这些都不是现在就能给出答案的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轮军改已经重新画了一遍韩国军政版图:首尔周边防务的指挥链条变了,特战部队的控制人选变了,军官晋升的通道变了,国防决策的主导者也变了。李在明成功地把军队从尹锡悦的阴影中拉出来,安在了自己的政治秩序之下。
这种掌控感,在短期内无疑会让青瓦台更有安全感。但在更长的时间轴上,它也可能成为未来某一届政府面对的难题来源。军队一旦再次被视为“政权安全的工具”,而非“国家安全的中立机构”,军政关系就永远处在需要不断修修补补的状态。
眼下,这场军改才刚刚走完第一轮。接下来,随着联参、各级军官的常规人事调整陆续展开,这场由“12·3戒严”余波引发的军队权力重排,还会继续向更深处延伸。对韩国来说,这既是一场修复,也是一次豪赌。李在明赢得了现在,但未来要不要为今天的选择付出代价,只能交给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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