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罗荣桓病重视察南京部队，许世友：我坚决跟随毛主席走

1961年2月4日凌晨，浦口码头暗灯摇晃，江风呜咽。刚靠岸的绿皮车厢里，罗荣桓扶着座椅慢慢起身——医生前晚再三叮嘱别劳累，可他非要下去看部队的炊事棚。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部主任鲍先志迎上去，帽檐上挂着水珠。许世友握着罗荣桓略显冰凉的手，开门见山：“司令员的体力透支大，干部一个月才三十一斤粮，这仗不好打啊！”罗荣桓点头，咳得肩膀直抖，却仍拿出小本子记录。

上船轮渡时，贺龙望见他脸色惨白，压低嗓子：“老罗，这趟要是不急，你就在车上歇。”罗荣桓摆手，“毛主席让我们摸清底数，我不亲眼看看，心里不踏实。”一句话说完，他用帽檐挡住额头细密的汗。

抵达军区后，三人先钻进警卫连简易食堂：大锅里稀粥正冒泡，几滴菜油在水面打转。许世友把勺子往锅里一插：“干部体力一天比一天掉，我担心塌架。”罗荣桓眉头紧锁，突然直起腰，语气很硬：“伙食是战斗力的一部分，半点不能含糊。”

贺龙跟着补一句：“现在国家困难，可军队不能瘦成纸。”他拍着许世友的肩膀，“自力更生的法子好，但中央也要想主意。”短短几分钟，三人把“减员、掉膘、心理波动”一项项敲成笔记。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报告完并没急着请示经费，而是先请罗、贺两位元帅在训练场转一圈。雪泥里，士兵顶风匍匐，喘得像拉风箱。罗荣桓看了一会儿，突问：“大家怎么看待暂时的苦？”连队指导员回答得干脆：“听毛主席的，咬牙顶。”罗荣桓轻轻“嗯”了一声，眼里掠过一丝欣慰。

就在南京忙碌的当口，往事也随寒潮涌上心头。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时，罗荣桓追着逃兵谈话的身影，毛泽东看得真切；1929年龙岩会议，他顶着压力维护“党指挥枪”；1932年宁都，被撤职也未改口风。历次拂袖与坚守，在这一刻凝成一句话：原则可以谈，底线绝不让。

说到这层关系，许世友心里门儿清。吃完工作午餐，他跟陪同参谋小声嘀咕：“老罗是真把军队当命根子，毛主席说东，他绝不往西。”随即又转向罗荣桓，“首长放心，南京军区跟中央一个步调，我许世友坚决跟随毛主席走！”

下午总结会上，罗荣桓勉力站着，把调查要点分成四句——“统计、对照、剖析、整改”。他说，报告近期直送总政，总政整理后通报全军，“让兄弟军区对着镜子自查，别等身体垮了才找病因。”说罢，额头豆大汗珠滚落，贺龙一把扶住，“差不多行了，别逞强。”罗荣桓摆手，依旧把纸张摁得笔直。

视察结束的第三天，他们赶去上海。罗荣桓夜里在住处两次虚脱，警卫急得要抬去医院，他却先让秘书把当天的情况电告北京：“江南部队能自给三成副食，但蛋白质仍不足，请酌情调运罐头。”这种执拗，把同行卫生员看得直摇头。

5月回到京城，他咳血次数明显增多。毛主席得知状况，严令北京医院“不许打报告，直接把人抬进去”。病床前，他仍操心总政文件，护士关灯前，他常念叨：“还有几个军区数据不全，可别耽误。”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再度入院，肾功能急转直下。贺龙撑着拳头守在床边，低声说：“部队情况好转，你该放心了。”罗荣桓微微点头，“胜败乃常事，可军心不能乱。”10月后，他多次昏迷，苏醒时第一句话始终是：“总政材料汇齐了没？”

12月16日14时37分，心电图定格。聂荣臻赶到门口，沉声道：“罗帅走得太匆忙。”晚上，中南海会议室灯光昏黄，毛主席得知噩耗，扶桌而立，口中一字一顿：“他是对党最讲原则的人。”随后，众人肃立默哀，空气里的悲恸压得人透不过气。

三天后，遗体告别仪式举行。许世友整理衣襟，行军礼，眼圈发红却没落一滴泪，“首长走好，南京部队一定把自己养壮，打起仗来一枪一个准。”没人回应，他回到队列里，掌心指甲印深深陷入肉里。

罗荣桓一生简单的执念，到头来只是“跟着毛主席走”七个字，听上去质朴，做起来却要扛半个世纪的风雨。许世友在日记里写下：“老罗只讲原则，不看脸色。这种人，世上再难找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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