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见到20年没碰面的周惠，聊天时谈到：你熟悉尤太忠吗

1978年3月初，北京西山积雪尚未消尽，周惠坐在中办的吉普里，心里有点打鼓。司机错把路牌看成了香山方向，车晃了一个来回，硬是迟到了几分钟。推门进去，邓小平握住他的手，第一句竟是笑着问：“头发全白啦？”紧跟着抛出一句关键话——“你熟悉尤太忠吗？”这两句寒暄，加上一支大前门，把两位二十年未见的老同事迅速拉回到抗战年代的默契。

上一次两人长谈，要追到1958年；那之后一人南下主持大局，一人留在地方摸爬滚打，风浪各自品尝。周惠的问题不少：交通部副部长的位子不对口、在农村干惯了手痒、湖南旧部屡来信求援。邓小平显然摸透他的脾气，没聊成套政策，只丢出“到内蒙古去”五个字，再补一句“班子要换血”。周惠听懂了——内蒙古不仅缺主心骨，还得先处理军地关系，而眼下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正是二野老将尤太忠。

会面暂告结束，周惠半夜回到宿舍，翻出地图又看草原又看边境。江苏贫农出身的他，十岁喝红薯糊糊长大，十四岁挨过天花，硬是顶着满脸麻子去闯革命；这种底色，让他对“怎么把日子过好”异常敏感。1950年代在湖南，他试过增加自留地、扩大小农加工点，粮食增产把省里干部都吓了一跳；可文革中被打成“山头”后，他整整沉寂十年。此刻中央再度点将，机会与风险双刃并举。

1978年7月，周惠到呼和浩特报到。没进机关，先在车站丢掉行李，拖着参谋直插托克托县中滩公社。调查完三天，他得出一个简单判断：草归公有、畜跟户走，否则集体牲畜就永远是“后娘的孩子”。牧民恨不得把羊赶进自己院子，小灌木却因为超载越来越稀，这才是草原贫瘠的根源。于是他拍板试行“双承包”——草场划片包给生产队，牲畜作价归户，帐单年底算。

政策风一出，就有人质疑自留畜太多会挤占集体利益。周惠在现场掰指头：“若总头数涨、膘情好，谁赚谁亏一看就明白。”他将数据摆上自治区党委会议：自留畜膘情优等率47%，集体畜只有22%；两年后，牲畜总量净增八百多万头只。数字很硬，反对声逐渐消散。

另一方面，草原问题不能只盯牲畜，周惠又琢磨土地。1979年初，他给中央发电报，请求把一部分耕地借给牧区社员种“口粮田”。文件上最初写的是“借地”，报上去没批，他干脆改成“口粮田”，同时避开“包产到户”这个敏感词。李先念随后口头答复：“救荒可以，概念别提包产。”周惠心领神会，抓住这个缝隙，在边远旗县先做试点，亩产翻番的结果让基层干部红了眼，改革迅速蔓延。

尤太忠的态度也很关键。起初这位司令员担心“散羊难管”，周惠带他下牧点看现场，两人边走边聊。尤太忠憨厚，却对数字敏感；当看到年度牲畜死亡率从12%降到4%时，他爽快地说：“行，就按你方案干。”随后主动申请去中央党校“回炉”，把前线指挥权完全交给地方党委，这一退一步，自治区班子磨合意外顺畅。

1984年7月，内蒙古正式以自治区名义推广“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牲畜作价、户有户养”的双包制。锡林郭勒牧民胡日查毕力格当年靠卖羔羊第一批买了北京212越野车，成了草原新闻。有人在会上感慨：“十几年不见，牧区像换了天地。”周惠没多讲话，只说一句：“好政策得看草能不能绿起来。”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周惠逐步退出前台。1987年他当选中顾委委员，寓居北京西郊，每日清茶一杯看文件。访客向他请教草原治理经验，他常拿铅笔画“人—畜—草”三角关系图，叮嘱一句：“任何一边过大，都别指望长久。”简单话里，透着多年与风沙周旋的硬朗劲。

邓小平当年一句“你熟悉尤太忠吗”其实是一道考题：既考周惠的识人眼光，也考他摆平军政关系能力。实践证明，这个江苏老七子确实交上了合格答卷。几十年之后再回看那些数字——牲畜存栏翻倍、粮食连年有余、草原退化率明显放缓——答案藏在牧民的笑脸里，也印在国家统计局一行行朴素冷静的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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