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天,郑州的夜格外冷。午夜零点过后,技侦支队值班室电话骤然响起:“支队长,’孬蛋’的手又伸向咱们家里了。”传话人语速飞快,声音里带着不安。就在几个小时前,卫春晓的弟弟——任长霞的小叔子卫春云,在郊区被一伙陌生人掳走。领头的正是外号“孬蛋”的刘某,他在郑州地界横行已久,靠拦路抢劫、敲诈勒索混迹江湖。
消息像一盆冰水泼在任长霞头上。她刚刚结束连续十四小时的监控研判,整理完卷宗已到凌晨。短暂沉默后,她说出一句平静却带火药味的话:“喂他们一颗子弹也不算多。”
绑匪提出交换条件:案件停止侦查,全部档案卷宗就地封存,否则要人命。随即,一张模糊的拍立得照片送到支队门口,照片里卫春云双手被捆,嘴角带血。任长霞看完,眉头拧成一条线,没有一句废话,直接调出正在跟踪“孬蛋”小弟的技侦小组全部资料。她判断,对方只敢绑“家属”,说明核心势力外逃不及,藏身点绝不会远离郑州城区。
很快,电话又打到家里。卫春晓压抑不住焦躁:“霞,你一个人扛得住吗?要不,先把案子缓一缓?”电话那头却只传来简短回答:“绝不换条件,放心。”随后,通话被匆匆挂断。
“孬蛋”自恃人质在手,以为胜券在握。殊不知技侦支队已经锁定他的呼机信号。从市区到十八里河一带,信号塔交叉定位出一块不足五平方公里的区域。凌晨三点,任长霞亲自带队,分三路封堵。她并没有在无线电里下达“强攻”指令,而是提前布置一条暗线:利用同伙贩卖赃车的旧习放风,诱使绑匪分心。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局势失控的并非警方,而是绑匪自己的松懈。天亮前,两名守夜小弟打盹,卫春云抓住机会,用被捆得发紫的手挣断一根塑料扎带,悄悄溜出废弃厂房。他翻过围墙时脚踝扭伤,却还是咬牙拖着腿往大路跑。清晨六点十二分,巡逻民警发现他,第一时间发出暗号。“人安全!”电波穿过晨雾,传回指挥车。任长霞冷冷吐出一句:“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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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晓行动持续不到十五分钟,冲锋车撞开厂房铁门,绑匪连同首要嫌疑人刘某尽数被擒。刘某惊恐大叫:“咱们说好不追的!说好给钱的!”任长霞抬眼看他,语调平平:“法不讨价。”一句话,刘某彻底瘫软。
小叔子被安全送医时,卫春晓赶到病房,他握着妻子的手没说话,只是重重呼出一口浊气。门外,技侦支队的人悄悄议论:“头儿这回是真拼命。”其实熟悉任长霞的人都清楚,这不过是她的工作常态。
追溯任长霞的履历,1983年警校毕业后,她从片警干起,三年内转到刑警队。1994年河南省预审练兵拿第一,技侦手段全国同行都点头称服。升任支队长时,她才三十六岁,但案卷厚得能垫一张办公桌。也正因为这一身“硬茬子”脾气,像“孬蛋”这样的亡命徒越发恨她入骨。
此后两年,郑州黑恶案件曲线明显下滑。“孬蛋”案成为技术侦查与快速处突结合的范例,被刑侦系统用作培训教材。年轻干警私下感慨:“支队长那晚一声‘收网’,像在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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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忙碌带来的代价显而易见。2001年春,任长霞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职位抬高,节奏更紧,她和家人的距离却越拉越远。卫春晓一个月只能见到妻子一次,儿子卫辰尧渐渐习惯电话里“妈妈在开会,听话,早点睡”的声音。
登封的治安形势复杂,扫黑、打拐、破毒案,几乎件件要她拍板。她曾化装成买家潜入毒窝,面对四名体壮毒贩,不但全身而退,还带回完整证据链。有人问她怕不怕,她淡淡一句:“怕可以,但不能退。”
2004年4月14日夜,赶赴案件现场的途中,任长霞因交通事故殉职,年仅四十岁。噩耗传到郑州,卫春晓握着方向盘失声痛哭。同事们抚住他肩膀,没一个人开口劝。
葬礼那天,天空阴得像要塌下来。卫辰尧站在人群里,手里紧攥母亲生前用过的老旧传呼机,眼圈通红没有掉泪。四年后,他穿上警服,在誓师大会上念出一句话:“此生不负警徽。”那声音,和任长霞当年的嗓音极为相似。
如今,再回头翻看“孬蛋”案卷,案件编号早已发黄,却依旧能闻到火药味。那一夜,如果任长霞退一步,也许家属不会受惊;如果她退两步,也许能少冒风险。但对她而言,警徽在头,底线在心,退无可退。
有人统计过,她主导侦破的重大案件超过八百起,抓获犯罪嫌疑人数以千计。数字冰冷,却映照出那个冬夜她的选择:不和罪恶讨价,还命于法,才能给百姓守住安稳。这便是“后来”的真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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