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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14日,莫斯科时间上午9时30分,克里姆林宫医院第4手术室里,59岁的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在麻醉中停止了心跳。官方讣告仅用一句话:“苏联著名科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因长期重病医治无效逝世。”塔斯社的广播里没有提及“航天”二字,也没有说明死因是“直肠手术并发大出血”。
在那个时代,他的真实身份——“苏联航天总设计师”,人类首次人造卫星、首次载人航天、首次月球撞击的幕后灵魂——仍是国家最高机密。直到葬礼当天,红场上的骨灰盒才首次公开他的全名。
科罗廖夫的死亡并非单纯的医疗事故。它是苏联航天体系在巅峰时刻的第一次系统性震颤:古拉格酷刑留下的身体隐患、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权力真空、军政医三方博弈的失控,以及“航天总设计师”身份带来的绝对保密压力,共同将这位天才推向了手术台。
科罗廖夫的身体早在1938年就被摧毁。那年6月27日,他在卢比扬卡监狱遭受第一次审讯,克格勃用铁棍打断了他的下颌骨,拔掉了多颗牙齿。档案显示,他被指控“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组织,破坏火箭科研”,因此判处10年劳改。1940年,他被转入图波列夫的“沙拉什卡”(第29特别设计局),在零下40℃的条件下为图-2轰炸机绘制图纸。奇尔顿回忆:“科罗廖夫的牙齿在审讯时被打掉,之后他只能用一侧咀嚼,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肠道慢性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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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提前获释后,他的公民权身份仍然处于被剥夺的状态,直到1957年才完全平反。随后,他为了苏联航空事业鞠躬尽瘁,心脏问题,也在重大科研项目中如影相随,他先后经历了三次心脏病发作:1959年(斯普特尼克2号发射后)、1960年(东方1号载人前)、1964年(上升号多人大飞船后)。医生诊断为“心肌缺血+慢性肠炎+痔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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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医务室记录显示:他体重仅58公斤(身高174cm),血压180/110,心电图提示“左心室肥厚”。但作为“总设计师”,他的健康档案被列为“绝密”,连副手格鲁什科都无权查看完整病历。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发动的政变推翻。科罗廖夫与赫鲁晓夫私交甚笃——1957年斯普特尼克1号发射成功后,赫鲁晓夫亲自打电话祝贺:“谢尔盖·帕夫洛维奇,你让美国人睡不着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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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人走茶凉,人去政息,赫鲁晓夫一下台,航天预算被就被军方(乌斯季诺夫领导的军工复合体)大幅削减,载人登月计划从1965年的12亿卢布降至8亿卢布。
科罗廖夫在1965年11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罕见地发火:“如果不增加经费,1968年登月就是空谈!”但勃列日涅夫冷淡回应:“先保证洲际导弹(R-7衍生型)的成功发射,登月可以再等等。”
出师未捷身先死,似乎成为了科罗廖夫的一种宿命。“总设计师”身份与病历的绝对保密导致了对科罗廖夫医疗资源错配。科罗廖夫的直肠出血被OKB-1医务室误诊为“痔疮”,开出了保守治疗方案。1965年12月,他向设计局党委书记图马诺夫申请住院,图马诺夫回复:“必须经中央保健局(4局)批准。”中央保健局局长是叶戈罗夫,他同时负责勃列日涅夫的健康。档案显示,叶戈罗夫在12月28日才批复:“可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手术由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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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5日,科罗廖夫因直肠大出血紧急入院。X光片显示“直肠下段巨大肿物,疑似肿瘤”。但因保密需要,病历上只写“痔疮”。主刀医生彼得罗夫斯基是苏联卫生部长,1965年刚因给勃列日涅夫做胆囊手术获列宁勋章。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以为是常规痔疮手术,术前未做活检。”
助手维什涅夫斯基建议“先做结肠镜”,但彼得罗夫斯基以“时间紧迫”为由拒绝——因为1月17日政治局要听取N1火箭的汇报,科罗廖夫必须康复出院,完成对政治局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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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手术当天,麻醉师发现科罗廖夫“心率不齐”,建议推迟。彼得罗夫斯基坚持:“勃列日涅夫同志催促总设计师尽快恢复工作。”手术开始后,彼得罗夫斯基切开直肠,发现是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瘤,已侵及盆腔”。他试图切除,但肿瘤与髂动脉粘连,切开时大出血。输血科只准备了800ml血浆(常规痔疮手术用量),而实际失血超过3000ml。下午1时,科罗廖夫心脏停跳。抢救记录(克里姆林宫医院档案)显示:使用了肾上腺素、人工呼吸等急救手段,试图唤醒科罗廖夫早已沉寂的心脏,但“因失血过多,心脏无法复跳”。
科罗廖夫的死讯传出,苏联航天事业顿时陷入混沌。副总设计师米申在日记中写道:“1月14日,我们失去了灵魂。”政治局当天紧急会议,勃列日涅夫问:“谁能接替总设计师?”乌斯季诺夫推荐米申,但米申酒精成瘾,设计局内部反对。1月16日,米申被任命为代理总设计师,但N1火箭试飞从1966年推迟到1969年,历经了四次失败,从科罗廖夫殒命手术台开始,苏联人在航天的军备竞赛中,就不再是领先的那一方。
科罗廖夫葬礼于1月18日在红场举行。骨灰盒覆盖苏联国旗,赫鲁晓夫未被允许出席。戈洛瓦诺夫在传记中记录:加加林在墓前痛哭,“如果科罗廖夫活着,我们早登月了。”美国NASA局长韦伯(James Webb)发唁电:“他的离去是全人类的损失。”但苏联媒体只字未提航天成就。
科罗廖夫之死是多重矛盾的总爆发。首先是保密制度与医疗安全的冲突。作为“总设计师”,他的病历被列为国家机密,连主刀医生都无法获取完整信息。其次是军政医三方权力博弈。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为邀功,仓促手术;军方与政治局急于N1火箭汇报,催促出院;政治局则将航天视为“宣传工具”而非科学事业。第三是古拉格后遗症的长期透支,根据科罗廖夫的后人会议,那颗致命的肉瘤可能与20年营养不良、慢性炎症有关,但无人为他做全面体检。
最讽刺的是,科罗廖夫生前曾警告:“火箭可以保密,人的身体不行。”1965年12月,他在设计局会议上说:“如果我倒下,月球计划就完了。”他的预言成真:1966年后,苏联月球载人计划彻底失控,美国阿波罗8号于1968年绕月,11号于1969年登月,航天竞赛中,苏联人第一次输给了美国人,此后,再也未能成为胜利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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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廖夫的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内,墓碑刻着“总设计师”。1991年苏联解体后,OKB-1(科罗廖夫领导下创建的第一实验设计局)更名为“能源”火箭航天集团,其设计的“联盟”号飞船至今仍在发射。2011年,俄罗斯为他发行纪念邮票,背面是斯普特尼克1号。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背面一座环形山命名为“科罗廖夫”。苏联已经成为往事,档案却不再尘封,科罗廖夫的功绩开始更多的被俄国人所熟知且铭记。
1966年1月14日的手术刀,不仅带走了一位天才,也切开了苏联航天体系的隐秘裂痕。从那天起,太空竞赛的天平彻底倾斜。科罗廖夫用生命换来的9年领先优势,在他死后9个月内被美国反超。
客观来说,那个创造过不少奇迹的昔日帝国,有无数的天才与英雄,愿意为之倾尽一切,但打败这些人类群星的,往往却不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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