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紧迫，中德北京谈判在即，德总理下令：不让中国占上风

在第四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即将举行的时候，德国方面提出了“6G中不能有中国组件”的强硬表态，时间点和措辞都指向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在电信网络领域加快“去中国化”，尽量把下一代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以“数字主权”为目标，在欧盟层面树立旗帜。

德国已经制定了5G“换血”的时间表，在2026年之前要清理掉核心网里的中国技术，在2029年底之前要剔除掉天线、传输和站点等外围设备；现在更是提前把6G“关上”，以免将来再有一次更换的机会。范围也不仅限于通信领域，人工智能、量子、微电子、生物技术等都被列入警戒名单；配套措施是欧盟计划举办数字主权峰会，与法国共同推动摆脱对中美和大型科技公司的依赖，目标直指建立自治的技术体系以及“安全边界”。

但是到了落实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德国运营商网络里有近六成的设备来自中国，性价比和售后服务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商业上的选择。全面替换的直接成本估计超过20亿欧元，不包括工程、测试、培训、维护以及双网并行所产生的隐性费用。由谁买单？运营商自己消化就会压缩利润和资本开支，投资者就会问回报周期；动用公共资金就会面临议会和纳税人对“值不值、质量能否保”的质疑。最后可能会传达到消费者身上，套餐价格提高、城乡之间的数字差距变大都不是没有可能。

其次是时序复杂度：5G替代推进缓慢并不是消极的因素，而是由于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核心网和业务逻辑有关联，基站更换影响覆盖质量，软件版本、兼容测试、切换窗口、施工与供应周期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体进度。况且6G还处于研发和标准博弈阶段，概念多、实物少，此时先画“红线”看似超前布局，实际上商用的时候可能会被自己设定的边界所限制。

第三是监管外溢：新法给内政部更大的裁量权，如果认为存在网络安全风险，就可以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禁止使用某些厂商的产品，涉及能源、交通、医疗等各个领域。框架扩张使得企业在电信网之外还要承担起更多的合规成本：从医疗设备远程连接到地铁信号和电厂控制模块，层层地去评估、去更换，费用很高。最让企业感到不安的是政策边界持续扩大——今天合规、明天不合规，预算和计划不得不不断重新安排。

此次表态也满足了对内对外的双重需要：欧盟内部强硬派关注成员国的执行情况，德国资产规模大、更换速度慢，因此承受着较大的压力。高调表态既是对外的“交态度”，也是对内的统一口径，以此腾挪空间，使实际推进保持节奏。背后是把技术问题政治化：以前以性能、价格、交付为依据的决策模型中加入了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和数字主权的因素之后，权重发生变化，结果也发生了变化。短期内可以筑墙，长期上会损害创新生态，扰乱企业的全球布局和研发节奏，推高成本曲线。

这条路能走到预期的终点吗？重点在“三处”。

一是依赖度：中德经贸联系紧密，中国为德国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口头不脱钩，实操上技术去中国化，形成技术疏离、贸易延续的分化策略。路径看上去很均衡，但是执行上全是细节：一边扩大车企在中国的市场，另一边收紧某些技术的合作，企业就夹在审批和合规之间，周期变长，机会流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资金账：20亿欧元只是一个开始，工程、测试、维护以及双网过渡期的成本都很沉重。数字基础设施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公共产品，过度折腾所带来的不便最先被民众所感知，最后的成本还是会摊到整个社会身上。

三是时间窗：6G标准、产业联盟以及场景孵化都需要跨国合作。过早地阻断供应通道就少了技术交叉验证的机会，没有比较和优化，最后只能走一条更贵、更窄的道路。

可以预期的现实操作就是“外紧内松、两手并用”：一方面通过法规、清单以及安全评估来提高中国厂商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给运营商提供豁免、过渡和延期的选择，减少网络风险和用户使用体验的波动，然后根据经济形势以及欧盟的协调情况微调。背后的三股力量在拉扯着：市场要稳定的、可预测的环境，政治要姿态、要立场，安全系统一旦遇到危险就会倾向于收紧。三者无法长久并存，谁占上风，谁就掌握政策的主动权。

风险还在于节奏不匹配：运营商被迫提速换网的时候，全球供应链可能会因为叠加需求而导致交付紧张，施工队伍不足、认证排队、软件更新滞后，体验下降、投诉增加、舆论反弹；政府加大扶持本土关键技术，短期内论文和样机很多，但是距离大规模量产还很远，上下游等待无果、投资推迟，时间一拖，信心受损。

对中国及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也是双向的。通信标准、专利以及生态系统都是长周期的全球合作结果，一个大的市场政策方向的转变，会改变全球的研发投入分配，增加某些地区建网的成本。对于中德对话来说，这样的氛围制造了阴影：合作议题受到限制，窗口仍然存在但是更窄了。

德国希望推进一场以数字主权和产业安全为方向的结构性变革，但是这将会给时间、成本和用户体验带来压力。什么时候推进、怎样把握节奏、是否可以找到更好的折中办法，都需要重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