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名人小传之——张之洞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后期洋务派首领之一。他于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中秀才，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中举；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成进士；此后历官翰林院编修、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一八八二年一月（光绪七年十一月）任山西巡抚。

光绪初年，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清流派”，他们对外标榜反抗侵略，对内议论时政得失，批评某些当权人物。张之洞便是“清流派”的要员。一八七九年，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地区，与俄国订立《里瓦几亚条约》，虽收回伊犁空城，但丧失很多主权，引起朝野大哗。张之洞上奏弹劾崇厚“所得者伊犁二字之虚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请朝廷毁弃此约，派人赴俄另立条约。清廷采纳其建议，将崇厚撤职治罪，改派曾纪泽赴俄，另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一部分主权。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使他主持前线军需供应等事。他曾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到前线督师。后来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也因此名声大增。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特赏他戴花翎。

张之洞早在任山西巡抚时，即已开始举办洋务事业，在太原设立过洋务局，打算开采铁矿和向外国购买枪械，训练洋式军队，因不久调任两广而未及实行。一八八七年，他在广东番禺县设立枪弹厂，一八八九年在广州建立织布厂，并开始筹建铁厂和枪炮厂。他力赞兴建铁路，并就这一问题与顽固派激烈论争。他建议先筑芦沟桥至汉口一线，清廷采纳此议，于一八八九年八月调任他任湖广总督，筹划筑路事宜。

不久，清廷又据李鸿章建议，决定先筑京奉铁路，芦汉线因而暂被搁置。张之洞便在湖北加紧修建铁厂、枪炮厂和织布局等企业。一八九二年建成湖北织布局，一八九三年他在汉阳建立了湖北炼铁厂（汉阳钢铁厂的前身，至一八九六年该厂转让给盛宣怀），一八九四年建成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的前身），一八九七年建立湖北纺纱局和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加上湖北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官局）。至此，张之洞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曾于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到次年一月间，暂署两江总督兼署江宁将军。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南京聘德国人教练军队，编成“江南自强军”，并创设了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

在当时全国兴起的维新运动中，张之洞曾捐银五千两，加入康有为在北京设立的“强学会”；一八九六年又为上海《时务报》捐款，并下令湖北全省各衙门按期订阅。张之洞这些行动，曾博得一些维新派人士如谭嗣同、唐才常等的赞赏。但不久当获知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反对变法时，他便声称与康有为意见不合而退出“强学会”，并下令查禁上海《强学报》，停送《时务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一八九八年四月，他还赶写了长达四万多字的《劝学篇》一书。

此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大谈“务本以正人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原本”等封建卫道滥调，大肆攻击维新派倡导的民权、平等是“不知本”，将使“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外篇讲“务通以开风气”，认为举办工商业、学校、报馆和变科举等活动不必一律反对，可以变通实行。《劝学篇》阐述的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貌似折中公允，实为维护清朝专制统治。清廷赞赏此书，那拉氏称“此书做得极好极巧”，下令广为刊布流行。帝国主义分子也将它译成英文，以《中国唯一的希望》为名，在纽约出版。而维新派则对它痛加驳斥。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始终力主痛加“剿灭”。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清廷于六月二十一日发表宣战谕旨，并令各地督抚召集团民御敌。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抵制朝廷谕旨，与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的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张之洞还默允唐才常在两湖等地组织“自立军”，但在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他却于八月二十一日派兵进入汉口英租界，逮捕了唐才常及自立军的大部分主要领导人，次日即加以杀害，血腥地镇压了自立军运动。

一九〇一年后，清廷下令“变法”。张之洞积极响应，与刘坤一联合上奏“变法”三疏，提出改革科举考试、设立武备学堂、奖励出国游学、淘汰旧式军队、编练新式军队、学习西方工艺和翻译外国书籍等多项建议，大多被清廷采纳。与此同时，他在湖北推行了一些“新政”，如编练湖北新军，试铸铜元，使用银元票，设立文、武学堂等；还同刘坤一合作，在江宁设立了“江楚编译局”。

一九〇七年，清廷授张之洞以协办大学士的官衔，不久又晋升为体仁阁大学士，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乃卸任湖广总督，入京供职。

一九〇八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于次年十月病死，谥号“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