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中,召开了“黎平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建议。红军入黔之后势如破竹,连取剑河、黄平、台拱、余庆等十多座县城。1934年岁末之日,红军已到达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这里商贸发达,清末及民国初期即被称为“黔北四大集镇”之一。因每月申(猴)寅(虎)日赶场,故俗称“猴场”。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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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屋子。这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似乎在表明,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明显上升,虽说他的职务依旧,未曾调整。
当中央纵队抵达猴场时,先头部队在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已经急行军前往乌江江边,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新的风波:博古、李德对湘江之败,犹心有余悸。听说乌江比湘江险峻得多,主张红军不过乌江,并且再度提出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在此前的“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就分析出蒋介石已在湘西通往贺龙、萧克部的路上布下重兵严阵以待,于是作出了放弃与贺龙会师,进军贵州的觉定。
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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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番新的波动,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史称“猴场会议”。这一回,没有费太多气力,就驳回了博古、李德的意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重要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一开头,就写得很明确:
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垮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决定》内中有一条:“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宣告了“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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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使毛泽东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虽说这时的军权尚未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不过,红军已经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
红军前锋一到乌江边,就传来敌情报告:在三个渡口,即江界河渡口、袁家渡、孙家渡,都有黔军侯之担部驻守,而且还筑了碉堡。前两个渡口各有两团兵马,孙家渡则驻了一个团和一个机炮营,大有与红军死战到底的势头。
那时,渡乌江要靠“蜈蚣筏”。那是用竹木编成的长筏,在湍急的江水中似蜈蚣般游动,得了“蜈蚣筏”之名。“侯家军”早已把“蜈蚣筏”全都拴在北岸。侯之担十分得意,以为扼守乌江天险,可保无虞。
红军抵达江边,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布置红军上山砍竹,又向老乡借门板、木头,自己动手扎“蜈蚣筏”。
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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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凌晨4点,十八名红军战士在江边喝下烧酒,跃入江中。这时,“侯家军”尚在睡梦之中。红军战士如水中蛟龙,只用了十多分钟,便泅过凉入骨髓的乌江,攀上对岸的峭壁。
泅渡成功之后,“蜈蚣筏”开始强渡。“侯家军”发觉了,江面上响起哒哒的机枪声。
这时,泅渡过江的十八名战士发起了攻势。红军的迫击炮又隔江而轰。“蜈蚣筏”载着一连战士,顺利过了江。
“双枪兵”(另一枪为烟枪)实在不经打,才一个多小时,便留下几十具尸体,溃逃了!
红军利用“蜈蚣筏”渡江,渡过了一团人,在对岸站稳了脚跟。
刘伯承急调工兵营来到江边,下达了架浮桥的命令。因为没有浮桥,大军难以迅速过江。
架桥的全部器材只有黄竹、门板、木材、绳索。工兵营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桁,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又系横木,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
就用这样的土办法,花费三十六个小时,浩浩乌江上便架起一座崭新的浮桥。就这样,天险乌江,被红军踩在了脚下。
突破乌江天险后,红军直扑遵义,在那里,召开了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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