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切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齐格蒙特·鲍曼诞辰100年

近些年，出版界掀起了一股出版（含再版）鲍曼作品的“小热潮”。鲍曼这个名字也为更多读者所知。

鲍曼者谁？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生于1925年11月19日，在那漫长的20世纪，他做过士兵、军官、教师，其大半生都在用“确定”“不确定”诊断现代社会及其危机。《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矛盾性》等论著塑造了他的声望，并使他进入经典思想者之列。至晚年，他以超乎其年纪的热情持续观察着这个世界和年轻人的动态。

现代社会已经从过去的固态转为液态，一切都在流动，这是鲍曼对现代社会特征的基本描述。是的，人们并没有现成的生活方案可以直接拿来参考，过去的现代人是如此，当下的年轻一代更是如此。我们如何看待上一辈人的生活经验？鲍曼以一种整体性、连续性的视角指出了代际的辩证关系，也因此，他的思考既展现了一种生活艺术的积累，也描述了当下年轻人的处境和感受。

在鲍曼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从出版-传播的角度观察鲍曼何以受年轻读者欢迎，并邀请王立秋、黄竞欧等青年学者以读者和观察者的角度走进鲍曼。

本文为第一篇。第二篇见今日第二条推送。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14日专题《齐格蒙特·鲍曼：年轻人的朋友》B02-03版。

B01「主题」齐格蒙特·鲍曼：年轻人的朋友

B02-B03「主题」阅读鲍曼：当一切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

B04 「主题」访谈 | 他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活着的思考”

B05「文学」《直人》：理查德·拉索的美国式围城

B06-B07「社科」《反思无人机》：暴力的逻辑与技术的滥用

B08「中文学术文摘」中国法制史文摘一则

撰文 | 刘亚光

尽管齐格蒙特·鲍曼以研究后现代社会闻名，但他本人更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知识视野广博，又对一切日常的现象饶有兴趣，以至于他曾经涉足的论题遍布大屠杀、爱、共同体、身份认同、消费等诸多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

与仍然在世的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类似，鲍曼广为流传的肖像浓缩了人们想象中古典欧洲知识分子的全部“刻板印象”：眼窝深陷，眼神锐利，眉头紧蹙，头发只余斑白的两鬓。那忧郁的气质一如他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立法者与阐释者》等著作的书名一样令人敬而远之。鲍曼本人对此似乎早有自知之明，他曾经调侃自己的命运与《文明的进程》的作者诺贝特·埃丽亚斯一样。“今天，他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人，一个过去时代的遗物”。

然而，在鲍曼逝世后，他的作品却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在中国的图书市场悄然形成了一小股热潮。近两年，鲍曼的两本最新的采访集《将熟悉变为陌生》（2023）《自我》（2024）相继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获了“出圈”级的反响。除此之外，他的名作《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2021）时隔十余年迎来再版，诸如《生活艺术》（2024）等曾经迟迟未被引进的作品，也首次以中译本的形式问世。

“出圈”、从学术界走出去，对更广阔的社会世界产生影响，这对鲍曼的作品来说并不罕见——全球化反对运动的支持者、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成员，都曾直接引用过他的作品。如今，中国的年轻人从他深入浅出的对话中寻求“内卷”的解脱，追问物欲、爱情与幸福的真谛。

诚然，迄今为止研究鲍曼、论述其重要性的文献，以“汗牛充栋”形容并不为过。但每个时代，对“为何阅读鲍曼”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有其独特的语境。鲍曼持之以恒地用深刻的反思将我们熟悉的周遭化为陌生，但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当反思本身也已成为熟悉的周遭，我们又将如何行动？

齐格蒙特·鲍曼。

“小册子”人文社科的先驱？

在有关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中，如今已有一种共识。相较于《百科全书》这样几乎只有权贵阶层阅读的大部头，得益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得以飞速传播的各类“小册子”——伏尔泰的《老实人》、卢梭的《爱弥儿》、狄德罗的《私生子》等等，反而令最广大的普通民众得以真正启蒙。而写作这类兼顾思想、“面向市场”的畅销“小册子”，也是当时靠写作获得经济独立的知识分子每日的重要工作。

尽管语境有差距，但在某种意义上，“小册子”人文社会科学如今获得了“文艺复兴”。在近年来的中国图书市场上，最典型的便是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系列作品的引进。韩炳哲的每一册书短小精悍，均精准击中一个当代人的具体困境：《爱欲之死》剖析现代爱情之悖论，《精神政治学》解释监控社会的奥秘，《在群中》反思数字技术的隐忧……而在不同作品之间，亦有一条技术反思－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总线索在牵引。

除此之外，以德国当代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伯勒的《敏感与自我》为代表的一批书籍也有着类似的特征。总体来看，这类研究以当代人面临的最切身的问题为锚点，对不同领域思想家的智力资源进行重新整合，进行着某种职业学术系统以外、公共知识生产层面的“创造”。它们难以被归类为任何传统的哲学、社会学，因此也被部分学者称为“社会病理学”研究，并在近年引起广泛的讨论。

无独有偶的是，作为与鲍曼私交超过25年的社会学家、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教授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在鲍曼逝世后的一篇纪念文章里对鲍曼学术生涯晚期的作品作出过相似的总结：“《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的一部过渡性作品，如果不是在内容上，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由于鲍曼从这时开始决定聚焦于想象中的普罗大众，而不是学术界的阅听人，因而那些貌似企鹅（Penguins）、苏尔坎普（Suhrkamps）出版社图书风格的小巧著作，得以流淌而出。鲍曼的叙述范围，从此遍及监视、管理、教育和文学等形形色色的领域”，同时，他的写作风格变得更具“对话性”。

在贝尔哈兹看来，自从鲍曼在20世纪90年代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工社会学逐渐转向后现代研究后，他的诸多“奔涌而出的小巧著作”显得主题杂乱无章——从《来自液态现代世界中的44封信》（44Letters From the Liquid Modern World）到《此非日记》（This Is Not a Dia⁃ry）——但却又采取了某种“症候学”（symptomatology）策略，令其每一本小书都与《流动的现代性》中的总论题相关联：战后西方社会那种基于现代性的自我确定性彻底消散了，人们的身份认同、生存境遇都处在液态的不确定性中。从鲍曼的“症候学”到韩炳哲等人的“社会病理学”，中国图书市场韩炳哲等人作品的“阅读热”，和相对不那么显形的鲍曼“出版热”，或许有某种隐性的默契存在。

在今天阅读鲍曼，人们甚至能发现这种关联不仅停留于形式，更在于话题。鲍曼的许多作品写于上世纪末至世纪之交，却精准预见了当下在全球各地发生的普遍现象。比如，在多部著作中，鲍曼都曾论述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系统的分化，个人越来越被“社会”抛出，看似掌握了自由，却是一种“被迫自由”，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前路完全由自我负担，“他们若是卧病在床，那便是因为他们曾经在遵循养生之道时不够坚决。若是没人雇佣，则是因为没能学会在面试中的技巧。”（《个体化社会》）。这与近两年引发热议的、以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为代表的“优绩主义批判”，几乎有同样的洞察意识。

作为“小册子”人文社会科学的先驱，鲍曼的作品在当代最热门的“小册子”阅读潮流中获得“再度发言”。知识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如地层般积累。旧的知识并未过时，而所谓创新，或许只是与曾经的发现形成共鸣。与自然科学相比，这似乎更接近人文社会科学的常态。

——鲍曼“小册子”——

《将熟悉变为陌生》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

译者：王立秋

版本：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

《自我》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爱沙尼亚）瑞恩·罗德

译者：张德旭

版本：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

《生活艺术》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鲁擎雨　姚晨辉

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6月

《无法独处的现代人》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章艳

版本：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

（第一版中文版为《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漓江出版社2013年2月）

《生而液态》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意）托马斯·莱昂奇尼

译者：王舒宁　邹卉颖

版本：中科书院|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6月

“再度发言”的预言家

在与爱沙尼亚学者瑞恩·罗德的对谈集《自我》中，鲍曼说：“无论如何，人类最畏惧、最无法克服的忧虑如今被转移至技术域。这似乎是‘普罗米修斯情结’以及随之而来的‘普罗米修斯嫉妒’的又一案例。而所谓‘普罗米修斯嫉妒’指的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人造物比我们拥有更高超的技艺和灵巧性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难以忍受的恐惧、愤怒和嫉妒”。鲍曼生活的年代，没有人工智能，但他的话却在一个阿尔法狗威胁棋手地位、人工智能让作家失业的年代，引起格外的共鸣。

与鲍曼的其他作品类似，面对技术的“普罗米修斯嫉妒”，背后隐藏着鲍曼面对现代性的总体忧思。正如他在著名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写：现代，使得实施种族灭绝的现代方式成为可能。工厂流水线、官僚制创新这些让大屠杀得以成立的条件，和现代工业文明异曲同工。在《自我》中，借助通俗的对话，鲍曼让这种宏大的现代性批判从一个相对微观的角度连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那便是语言。

“现代语言所要求的那种精确性——无矛盾、无歧义——始终是现代精神的北极星”，鲍曼如是说。然而这种语言上彻底的“物理主义”，却如现代性异化人们一般扭曲了交流。人们困于一种迷思之中，误以为内心的意义能完全编码为语言，并能无损传递给另一个人。这种象征着现代性的语言观念，忽视了人的“内在性”：当A对B说“请递给我一支绿色的钢笔”时，他们心中所想的“绿色”是否一致？更进一步，如果B是一名色盲患者，这句看似简单的信息，是否会无形中伤害其自尊？在鲍曼和罗德看来，这些都是语言无法穿透的“内在性”。

对鲍曼来说，这并非仅仅是思辨游戏。他指出，至少在两个重要的当代问题上，现代精神对交流中人的“内在性”的忽视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一是“学术黑话”的繁衍——用鲍曼的话来说，这充分反映了语言的“交际”与“再现”功能的不可通约。学者们晦涩的论文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交货币，彼此之间沟通无阻，却没有反映或者解决任何实质的现实问题；二是当代流行的互联网“政治正确”。其误区在于，“简单地将某些词语列为冒犯性词语，然后试图用更合适的词语取而代之”，误以为作为标签的词语的简单替换，便能实现实质的尊重，但“同样的贬损态度很容易转移到新的表达方式上，以至于用不了多久，这些新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政治不正确了”。

除了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高校“青椒”、互联网文化的观察者们会“心有戚戚”，鲍曼彼时的预言最能引发当代读者情绪共振的，当属对“幸福生活”的探讨，而这又与他对消费社会的分析密不可分。在《工业、消费主义与新穷人》中，鲍曼指出，随着技术效率的进步，在固态现代性转换为流动现代性的过程中，消费逐渐接替了劳动的核心地位。劳动者对于企业来说不再如消费那般重要，而消费，成为身份认同的根基，也是个人唯一的幸福法则。

《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剧照。

2014年-2016年间，鲍曼接受著名的知识分子型记者彼得·哈夫纳的访谈。在这本访谈集《将熟悉变为陌生》中，鲍曼谈道：“消费主义文化，它以这样一种压力为特征：被迫成为别人，去获得在市场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营销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设想为商品，设想为能够吸引客户的产品……它强迫你去模仿当前市场销售者兜售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认同——不被认为是外在的压力，反而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表现。”脱胎于上世纪90年代的预言，在当下这个被短视频带货、“网红”包围的“景观社会”，获得了从未如此清晰的注脚。

“将熟悉变为陌生”，然后呢？

鲍曼的晚年，知识分子与社交网络的结合还不似今日这般紧密。作为一个始终不安于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我们不妨设问：如果鲍曼仍然在世，他是否会选择走向社交网络、成为当代意义的“学术明星”呢？

我们很难不把当代知识界的无奈现况与鲍曼对消费社会的犀利解构相联系。在流量意味着声量和影响力的年代，社交媒体为“受欢迎的知识分子”也制定了模板。走入这里的知识分子们，需要将自己包装成年轻人的“知心姐姐”“人生导师”，才能足够被需要。这也是施罗默·桑德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一书中所提醒的：当象征着反思与批判的知识分子，需要借助其所批判的平台获得影响，对他们来说，这是机遇，还是困局？

鲍曼的思想传记作者丹尼斯·史密斯化用柏拉图的“洞喻”，讲透了这一困局背后意味着什么。在《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一书中，史密斯说，在现代性的城市中，人们都生活在一个个笼子里，一系列社会安排如发放给他们的生活指南，他们按部就班的生活如同投射在笼子上的投影。然而，每逢夜晚，一条名为“后现代性”的毒蛇便会随机咬开一些笼子的锁。走出笼子的人们惊恐万分，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世界中。他们很快便因为恐惧与不耐烦退回了笼子里。

当我们用各类“后-”理论，将所有日常解构，让一切“熟悉变为陌生”，我们会更幸福吗？当这种反思也成了“熟悉”，我们难道不会希望“不耐烦地退回笼子里”吗？遗憾的是，我们能发现的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在一个知识爆炸，各类人文社科经典唾手可得的信息社会，为何人们对存在意义的焦虑感却愈发深重。当下的我们正如《黑客帝国》中的尼奥一般：缺乏反思，便沉溺于幻境；过度反思，则面对现实不可承受之重。

在采访中，鲍曼的只言片语，其实无意中轻盈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丁·杰伊曾说，我对流动的现代性的诠释，也受到了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流动性的影响。在我的人生故事中，我一直是鸟，而不是鸟类学家……我对自己所处、所经历过的环境的脆弱性的体验，一定会对我看到的东西和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产生影响，不是吗？”

鲍曼并不回避自身思想所受到的时代影响：他在波兰长大，在苏联接受教育。二战时期，他成为一名前线士兵。不幸的是，1953年和1968年，他所信仰的政治体系两次拒绝了他。经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他曾经的乌托邦想象彻底破灭，对后现代性的思考破土而出……这一切塑造了鲍曼的思想，也塑造了他的反思，它们构成了鲍曼的“内在性”。

我们无法逃避塑造自身的“内在性”，正如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面对后现代的情景，在将“熟悉变为陌生”后，我们依然需要一块立足之地，依然需要行动的信念。在鲍曼那里，治愈现代社会人之异化的信念或许是道德。受惠于哲学家列维纳斯，鲍曼发展出自身的“后现代伦理学”。他提倡的并非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规范，而是基于不同他者遭遇的具体情境，走进他们的“内在”，给予真诚的关怀。这种关怀不基于理性的计算，而是一种信念。因此，有学者认为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既是一种“责任伦理”，亦是一种“关怀伦理”。

鲍曼也用具体的行动实践着这一切。在与第一任妻子雅尼娜生下双胞胎女儿后，他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家庭主夫”。生下女儿后，雅尼娜患上产褥热。鲍曼打理起家中一切日常，白天做饭，半夜起床给孩子们喂奶。同时，还兼顾完成作为讲师的任务：指导学生，写自己的论文，出席政治会议。善于解构与分析爱情的鲍曼，同雅妮娜的婚姻持续了61年，直至雅尼娜生命的最后一刻。在雅尼娜的回忆录《归属之梦》（A Dream of Be⁃longing）中，她还提到，结婚数十年后，鲍曼依旧会给她写情书。

“在我看到雅妮娜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我不需要再去寻找了。那是一见钟情。不到九天，我就向她求婚了。真爱是‘我和你’彼此陪伴、成为一体的那种难以捉摸却又无法抵挡的快乐，是在不只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上有所改变的快乐。被需要，甚或不可取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这种快乐很难获得。如果你一直处在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利己主义者的孤独之中，那它就是不可企及的。”在回答哈夫纳有关“何谓真爱”的提问时，鲍曼如此回答。

这或许是在今天重读鲍曼更深远的价值。

——鲍曼经典书籍——

《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杨渝东　史建华

版本：译林出版社2022年11月

《流动的现代性》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欧阳景根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郭楠

版本：燧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9月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刘亚光；编辑：罗东 宫子；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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