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去发财的船票,背面写的其实是“卖身契”,可当时没人看得懂,或者说,大家宁愿看不懂。
时间倒回一百七十多年前,大清国那会儿,就像一栋四处漏风的破房子,谁都不知道哪天就塌了。
鸦片战争刚打完,官府横征暴敛,洋人耀武扬威,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
就在广东、福建沿海这片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一个消息炸开了锅:“去美国有金子捡!”
这消息是真是假没人管,对于那些饭都吃不饱的庄稼汉、手艺人来说,这就是救命的稻草。
于是,男人们把家里最后二亩薄田当了,跟哭得死去活来的老婆孩子磕个头,就挤上了开往“金山”的船。
那船不是客轮,是运货的,舱底又黑又臭,人跟牲口一样塞在里面。
船一开,身后那个叫“家”的地方就越来越远,前面是望不到头的太平洋。
这一走,可能这辈子就回不来了,但谁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挖到金子,回家盖大屋,光宗耀主。
到了旧金山,他们才发现,哪有什么遍地黄金,遍地都是坑。
他们成了修铁路最不要命的那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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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华达山脉那种鬼地方,悬崖峭壁,冬天大雪能把人埋了,夏天太阳能把皮晒脱。
他们吊在半空中,用最土的法子凿石头、点炸药,硬生生给美国人炸出了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
后来有人说,那铁路的每一根枕木底下,都躺着一个中国人的魂。
他们干着最累最险的活,拿着最少的钱,还不敢乱花,一分一分地攒起来,托人寄回那个日思夜想的家。
家里的婆娘孩子,就靠着这点钱活命。
活干完了,苦吃尽了,噩梦才真正开始。
1882年,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部法律,叫《排华法案》。
这纸法律,就像一把大锁,把他们回家的门给锁死了,也把他们老婆孩子盼团圆的念想给掐断了。
法律上明文写着,不准中国人入籍当美国人,不准他们买地,很多活儿也不准他们干。
这下好了,想回回不去,想留留不下。
更要命的是,因为来的绝大多数是男人,到1890年那会儿,在美国的华人男女比例,差不多是二十七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这意味着,这帮大老爷们,绝大多数都得打一辈子光棍,孤零零地死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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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孤魂野鬼”。
而他们远在故乡的妻子,从年轻的媳妇等到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一辈子守活寡。
他们的孩子,从记事起就没见过爹,只在信里、在别人的口中,知道自己有个在“金山”的爹。
那张当初以为能改变命运的船票,最后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时间这东西,最不值钱,也最磨人。
第一代去淘金的华工,在歧视和劳累中,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
他们的故事,连同那些写满辛酸的家信,一起被埋进了历史的尘土里。
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在这片叫“美利坚”的土地上出生了。
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跟他们的父辈、祖辈完全是两码事。
他们生下来就说英语,吃汉堡,看橄榄球。
他们脑子里没有“落叶归根”这根弦。
祖辈嘴里念叨的“台山”、“开平”,对他们来说,就是护照上“祖籍”那一栏里的几个汉字,跟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没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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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听不懂家乡的粤剧,更不明白为啥过年要去祠堂里给一堆不认识的牌位磕头。
那根从广东老家牵到旧金山的文化风筝线,传到他们这一代,彻底断了。
他们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揣着一颗美国人的心。
对于中国,他们可能会有点好奇,就像看一部历史纪录片,但没有半点亲近感。
那个地方,是他们祖先逃离的地方,跟他们自己没什么关系。
他们的人生轨迹,是从美国的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而不是从太平洋的西岸回到东岸。
就在这些海外的华人后代跟故土越来越疏远的时候,他们祖辈拼了命也要逃离的那片土地,却发生了谁也想不到的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本世纪初,又加入了世贸。
这个曾经任人宰割的古老国家,突然像睡醒的巨人,开始疯狂地往前跑。
短短三四十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以前的泥巴路变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一直修到了最偏远的山区。
以前坐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现在变成了时速三百多公里的高铁,几个小时就能从南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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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回国探亲的老华侨,站在贵州那些穿云驾雾的大桥上,激动得直哆嗦,嘴里念叨着:“这哪里是我的家乡,我都不认识了!”
几十年前工厂的黑烟筒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闪着霓虹灯的摩天大楼。
以前在巷子口卖豆腐的小贩,现在都用手机扫码收钱了。
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像换了个人。
这个变化,对于那些在海外生活了几十年的华人来说,心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他们脸上有光。
在唐人街的饭馆里,看到电视里播中国的新闻,他们会很骄傲地跟旁边的外国朋友说:“瞧见没,这就是现在的中国!”
可一回到家,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又空落落的。
中国的这些发展,他们没有参与。
棚户区改造的喜悦,小县城崛起的奋斗,对他们来说,都只是新闻里的画面。
他们惊叹中国高铁的速度,但自己出门还是习惯开那辆老旧的丰田车;他们佩服手机支付的方便,但兜里最实在的还是那张信用卡。
他们已经习惯了国外的生活节奏和办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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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对他们来说,成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回去探亲,感觉自己像个客人,甚至是个外国人。
现在,你要是去旧金山的唐人街,还能在超市门口看到用中文写的招聘启事:招洗碗工,包吃住。
这场景,跟一百多年前没什么两样。
可就在这块牌子旁边,可能就贴着一张中国最新款手机的广告,或者是一张时速飞快的高铁宣传画。
过去和现在,就这么尴尬地摆在一起。
一些在国外读了名校、有了好工作的华人精英,也想过“回国发展”。
可真回来了才发现,自己根本适应不了。
他们在国外习惯了白纸黑字,合同上写清楚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国内的职场,讲究的是“拥抱变化”,今天一个想法,明天可能就推倒重来。
那种在祖辈血液里流淌的“拼劲”和“闯劲”,在国外安逸、讲究规则的环境里,早就被磨没了。
国内老板嘴里的“机遇”,在他们看来,全是让人头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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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别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就是外国国籍了。
真要回国长住,孩子上学怎么办?
看病怎么办?
养老怎么办?
这一堆现实问题,比“爱国情怀”要具体得多。
最后他们发现,自己卡在了中间。
在西方社会,他们永远是“少数族裔”;回到中国,他们又成了生活习惯格格不入的“老外”。
一百七十年前,他们的祖先揣着一个“发财回家”的梦,上了一艘有去无回的船。
一百七十年后,他们看着那个强大到让他们感到陌生的祖国,嘴上说着“厉害了”,心里却明白,自己回不去了。
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回。
那张单程船票,兜兜转转,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在旧金山的一家华人历史博物馆里,一个第四代华裔青年看着墙上一张祖先在铁路工地的黑白照片,又看了看窗外飞驰而过的特斯拉,他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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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张少书 (Gordon H. Chang). Ghosts of Gold Mountain: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ese Who Built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9.
陈国霖 (Ko-lin Chin). Chinatown Gangs: Extortion, Enterprise, and Ethni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麦礼谦 (Him Mark Lai), 林小萍 (Genny Lim), and 谭雅伦 (Judy Yung).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李漪莲 (Erika Lee). 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 Simon & Schust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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