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拆迁款藏在床下，外出旅游回来，发现钱和保姆都不见了

从三亚回来的那天，北京刚下过一场雨。

飞机落地，一股潮湿的、混着青草和尾气的味道，从廊桥的缝隙里钻进来。

我贪婪地吸了一口。

还是自己家的空气闻着舒坦。

儿子乐乐在旁边上蹿下跳，抓着他爸张伟的衣角，嚷嚷着要回家看他的奥特曼卡片。

张伟一手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一手还要护着乐乐，额头上已经见了汗。

“你倒是搭把手啊，林晚。”他抱怨道。

我瞥了他一眼，没作声，从包里摸出手机，打开了叫车软件。

度假时的高兴劲儿，在踏上北京土地的那一刻，就蒸发了一半。

剩下的那一半，在看到网约车排队序列“前方128位”时，彻底烟消云散。

生活，就是这样，从一个叫“诗和远方”的坑，跳回一个叫“鸡零狗碎”的坑。

回到家，打开门，一股熟悉的、家的味道扑面而来。

很干净。

地板光洁如新，茶几上连一丝灰尘都没有。

我心里赞叹了一句，李阿姨真是个宝藏保姆。

张伟把箱子往玄关一扔，就瘫在了沙发上，活像一滩烂泥。

“累死我了，老婆，给我倒杯水。”

我白了他一眼，自己走到厨房，拧开水龙头，咕咚咕咚灌了半杯凉水。

乐乐已经冲进了他的小王国，开始检阅他那些塑料小人。

我换了鞋，把随身的包扔在沙发上，然后径直走向主卧。

心里有点小小的激动，还有点做贼似的紧张。

我得去看看我的“安全感”。

那一百八十万拆迁款，像一头沉睡的巨兽，盘踞在我们的床底下。

我走到床边，弯下腰，伸手去掀床板。

我们的床是那种老式的气压杆结构，掀起来有点费劲。

我使了点劲，床垫连着床板缓缓升起。

我探头往里看。

原本应该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三个大号行李箱，此刻东倒西歪。

其中一个箱子的拉链开着，像一张咧开的大嘴。

我的心，咯噔一下。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毒蛇，顺着我的脊椎一路向上爬。

我几乎是扑了过去，跪在地上，把手伸进床板下的黑暗空间。

我先摸到了最外面的那个箱子。

很轻。

轻得像一个空壳。

我把它拖出来，拉开拉链。

空的。

里面只有几包用来防潮的干燥剂。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我又去拖第二个。

同样轻飘飘的，毫无分量。

空的。

第三个。

也是空的。

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沓崭新的、带着油墨香气的红色钞票。

就这么，没了。

我跪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大脑一片空白。

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一万只蜜蜂在里面开派对。

时间好像静止了。

我能听到客厅里张伟刷短视频的傻笑声，能听到乐乐给奥特曼配音的叫喊声。

他们都那么快乐。

只有我，坠入了一个无声的冰窖。

“钱呢？”

我听见自己发出了一个极其微弱、沙哑的声音。

“我的钱呢？”

我爬起来，像个疯子一样冲出卧室。

“张伟！”

我的声音尖利得像一把刀，划破了家里的宁静。

张伟吓了一跳，手机差点掉在地上。

“你干吗？一惊一乍的。”

“钱！床底下的钱！不见了！”我冲他吼道。

张伟愣了一下，随即皱起了眉头，一脸的不耐烦。

“你又发什么疯？钱不是好好地在床底下吗？”

“没了！没了！三个箱子都空了！”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好像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疯婆子。

“不可能，你是不是记错了放哪了？”

“我记错？”我气得笑了起来，“我拿我下半辈子记着的东西，我会记错？”

他终于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上带着“我就知道你事多”的表情，不情不愿地走进卧室。

我跟在他身后，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他弯腰，掀开床板，探头看了一眼。

然后，他也愣住了。

他把三个箱子一个个拖出来，一个个打开。

动作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到后来的慌乱急切。

最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脸白得像一张纸。

“钱……真的没了？”他的声音在发抖。

“我说了没了！”我吼道，眼泪终于决堤而出。

那可是一百八十万啊！

是我爸妈留给我的老房子换来的。

是我们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乐乐未来的教育基金，是我们后半辈子的指望。

现在，它变成了一堆空箱子。

“报警！快报警！”张伟突然跳了起来，手忙脚乱地开始找手机。

我却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软在地上。

报警？

对，报警。

我摸出自己的手机，手指抖得连解锁都解不开。

试了好几次，才拨通了110。

“喂，警察同志……我家……我家被偷了……”

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钱……好多钱……一百八十万……都没了……”

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冷静到冷酷的语气问：“地址。”

挂了电话，我和张伟面面相觑。

巨大的恐慌和失落，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俩都罩住了。

突然，我想起一件事。

“李阿姨呢？”

我环顾四周。

家里太干净了，干净得有点反常。

李阿姨是我们家的保姆，来了一年多了。

手脚麻利，话不多，性格温和。

我们出去旅游，就是把家和钥匙都托付给了她。

我冲到阳台，李阿姨晾晒的围裙不见了。

我又冲到保姆房，那是一个很小的储物间改造的房间。

床上，她那床洗得发白的铺盖，叠得整整齐齐。

但是，她那个用来装杂物的廉价帆布包，不见了。

桌上，她那个掉漆的搪瓷杯，也不见了。

所有属于她的、带着个人印记的东西，都消失了。

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在这里生活过一样。

我拿出手机，拨打李阿姨的电话。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一遍。

又一遍。

都是那句冰冷的女声。

我的心，一寸一寸地沉了下去。

张伟也反应了过来，他冲过来抢过我的手机，自己又打了一遍。

结果当然是一样的。

“是她！肯定是她！”他眼睛赤红，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这个天杀的！我们对她那么好！”

是啊。

我们对她那么好。

每个月六千块的工资，包吃包住。

她儿子在老家上学，我们还额外给她补贴。

过年过节，奖金红包一样不少。

我甚至把我的旧手机、旧衣服都送给她。

我把她当成家人。

可她，却掏空了我的家。

警察很快就来了。

两个警察，一个年纪大点的，姓王，看着很沉稳。一个年轻点的，姓陈，眼神很锐利。

他们勘察了现场。

门窗完好，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

“也就是说，是熟人作案。”王警官做了初步判断。

我把李阿姨的情况说了一遍。

包括她的基本信息，以及她现在失联的状况。

“有她的身份证复印件吗？”小陈警官问。

“有，当时通过家政公司找的，签了合同，留了复印件。”

我赶紧从抽屉里翻出那份合同。

小陈警官拿过去，拍了照，发回局里去核查。

王警官看着我，问了一个让我如坐针毡的问题。

“这么大一笔现金，为什么放在家里？”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

不相信银行，总觉得那些数字不真实。

不相信理财，总觉得那些产品是骗局。

我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钞票。

我觉得把钱放在自己床底下，枕着它们睡觉，才是最安全的。

现在看来，我真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

“我……我觉得放家里安全。”我小声说。

王警官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鄙视，只有一种“见得多了”的平静。

“你爱人知道钱放在这里吗？”他又问。

“他知道。”我看了张伟一眼。

张伟立刻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

“王警官，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怀疑我？这是我家的钱！我偷我自己的钱？”

“例行询问，你别激动。”王警官摆了摆手，示意他冷静。

“除了你们夫妻俩和保姆，还有谁知道这笔钱的存在，并且知道具体位置？”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没了。我谁都没告诉。我妈家，他妈家，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我自以为聪明的决定。

现在，却成了一个找不到任何头绪的死局。

警察在屋里屋外又看了一圈，提取了一些指纹，然后就准备收队了。

“有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关于保姆的线索，比如她老家在哪，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在这里。”

“她说她老家是河北的，有个儿子在读高中。”我努力回忆着。

“具体的地址呢？或者她儿子的学校？”

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们从来没问过那么仔细。

谁会去盘问一个保姆的家庭住址和孩子学校呢？

警察走了。

家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

乐乐似乎也感觉到了气氛不对，抱着他的奥特曼，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一声不吭。

张伟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突然，他停下来，指着我的鼻子。

“都怪你！林晚！都怪你！”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怨恨。

“我早就跟你说了，把钱存银行！存银行！你非不听！非要放家里！现在好了吧？一百八十万！说没就没了！你满意了？”

我的眼泪又涌了上来，但这一次，是夹杂着委屈和愤怒的泪水。

“你现在怪我？当初是谁说的，‘老婆你管钱我放心，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是谁说的？”

“我那是客气客气！哪个正常人会把一百多万现金放床底下？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你才有病！钱没了，你不去想办法，你就在这里怪我？张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是不是男人？我要不是男人，我早跟你离婚了！摊上你这么个！”

“离婚？好啊！离啊！现在就去！”

我们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攻击。

那些平时藏在心里的不满、怨怼，在这一刻，借着钱的引子，全都爆发了出来。

乐乐被我们吓得“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孩子的哭声，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我们俩的头上。

我们都停了下来。

张伟一拳砸在墙上，然后颓然地滑坐在地上，抱着头，肩膀一耸一耸地开始哭。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知道，他不是在怪我。

他是在怪我们这操蛋的生活。

我们俩，都是被这笔巨款压垮的普通人。

我走过去，蹲下身，抱住他。

“会找回来的，会找回来的。”

我不知道是在安慰他，还是在安慰我自己。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张伟就去了那家家政公司。

公司开在一个老旧的写字楼里，空间狭小，空气混浊。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化着浓妆的中年女人，自称是经理。

我们说明了来意。

她一听警察都介入了，脸色立刻就变了。

“不可能啊，李姐在我们这儿是金牌保姆，干了好几年了，一直口碑很好的。”

“口碑好？”张"伟冷笑一声，“口碑好能偷走我们一百八十万？”

经理的脸抽搐了一下。

“这个……我们只是中介平台，对于保姆的个人行为，我们……”

“少废话！把她的档案拿出来！”张伟拍着桌子吼道。

经理被吓了一跳，不情不愿地从档案柜里翻出了李阿姨的资料。

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一张健康证，还有一份手写的简历。

简历上写着，她叫李秀梅，河北廊坊人，丧偶，有一个儿子。

我们把身份证复印件拍下来，发给了小陈警官。

“我们能去她宿舍看看吗？”我问。

家政公司给一些保姆提供集体宿舍。

经理面露难色，但看我们态度坚决，还是带着我们去了。

宿舍在一个地下室里，阴暗潮湿。

一个大开间，用木板隔成了七八个小格子，每个格子只能放下一张床。

李阿姨的床铺空着，只有一张光秃秃的床板。

同宿舍的一个阿姨说，李阿姨大概半个月前就没回来住了。

“她说雇主家要去旅游，让她看家，她就住到雇主家去了。”

“她平时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我追问。

“奇怪？”那个阿姨想了想，“没觉得。就是……好像挺缺钱的。”

“她总接一些私活，周末去给人家做钟点工，晚上还去饭店洗盘子。我们都说她，这么大年纪了，别太拼了。她说没办法，儿子要高考了，花钱的地方多。”

缺钱。

这个信息点，像一根针，扎了我的心一下。

从家政公司出来，天阴沉沉的。

张伟的手机响了。

是小陈警官。

“林女士，我们查了那个身份证号，是假的。”

我的心，又往下沉了一截。

“假的？怎么会是假的？”

“身份证是真的，但是照片不是她本人。我们用你们提供的照片在系统里做了人脸比对，根本查不到这个人。也就是说，这个叫‘李秀梅’的保姆，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假身份。”

一个惊天骗局。

从她踏进我们家门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她温和的性格，她勤劳的双手，她那个需要用钱的“儿子”。

全都是戏。

她是一个专业的演员，而我们，是两个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傻子。

“那……那怎么办？”我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们会继续追查。你们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线索。比如，她平时用什么手机号，有没有社交账号，银行卡号之类的。”

挂了电话，我和张伟站在马路边，像两个迷路的孩子。

线索？

我们对她一无所知。

她用的是一个老年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

我们给她发工资，都是给现金。

她从来没在我们面前玩过微信，刷过抖音。

她就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古代人，干净得没有任何电子痕迹。

“怎么办？张伟，我们怎么办？”我抓着他的胳膊，一遍遍地问。

张伟的脸色灰败，眼神空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他甩开我的手，“当初不听我的，现在问我怎么办？”

他又开始怪我了。

我知道，这是他宣泄恐惧的方式。

但我还是觉得委屈。

我们俩，像两只刺猬，稍微靠近一点，就会被对方的尖刺扎伤。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陷入了无尽的等待和自我折磨中。

警察那边迟迟没有消息。

我和张伟之间的气氛，也降到了冰点。

我们不再吵架了。

我们只是沉默。

各自占据着沙发的一角，像两个不相干的陌生人。

家里的空气，是凝固的。

只有乐乐，还像往常一样，没心没肺地笑着，闹着。

他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连接。

有一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那张曾经让我觉得无比安全的床，现在像一个巨大的、空洞的棺材。

我总觉得，床底下藏着一个黑洞，吞噬了我所有的希望。

我轻轻地爬起来，不想吵醒旁边的张伟。

我走到客厅，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月光从窗户洒进来，给屋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清冷的银边。

我看到乐乐的玩具散落了一地。

其中有一个，是李阿姨给他买的。

一个很便宜的塑料小火车。

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拿起了那个小火车。

我记得那天，李阿姨把小火车递给乐乐时，乐乐高兴得跳了起来，抱着她的脖子，甜甜地叫了一声“李奶奶”。

李阿姨当时笑了，笑得很开心。

但是，我好像从她的笑容里，看到了一丝……悲伤？

是我的错觉吗？

我开始疯狂地回忆关于李阿姨的一切细节。

我想起她有一次在阳台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好像在哭。

我当时以为她想家了，还安慰了她几句。

我想起她有一次看电视，看到一个关于白血病儿童的公益广告，眼神很专注，很久都没有动。

我想起有一次，我整理旧衣服，翻出一条几乎没怎么穿过的名牌围巾，想送给她。

她却摆了摆手，说：“林老师，这太贵重了，我用不上。你要是真想送我点什么，不如把乐乐不看的那些旧书给我就行。”

我当时还觉得，她真是个朴实得有点傻的人。

现在想来，这些细节，都像是一块块拼图。

但我不知道，它们能拼出一个什么样的图案。

我决定，自己去找。

我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

第二天，我跟张伟说，我要回我妈家住几天。

他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他可能也需要一点空间。

我没有回我妈家。

我去了河北廊坊。

按照那份假简历上的地址。

我知道希望渺茫，但我总得做点什么。

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

我拿着“李秀梅”的照片，挨家挨户地问。

所有人都摇头。

“不认识。”

“没见过这个人。”

我在村里转了一整天，问了不下几十个人。

答案都是一样的。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坐在村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又累又饿，心里充满了绝望。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笑话。

一个被骗走了全部家当，还傻乎乎地跑到骗子编造的地址来寻找真相的笑话。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骑着三轮车路过的大爷，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他看了看我手里的照片，又看了看我。

“姑娘，你找这个人干啥？”

我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大爷，您认识她？”

“不认识。”大爷摇了摇头。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但是……”大爷话锋一转，“我好像在哪见过她。”

他眯着眼睛，努力回忆着。

“哦，想起来了！在镇上的医院！我老婆前阵子住院，我好像在医院里见过她。她也是去照顾病人的。”

医院！

这个信息，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中的迷雾。

我立刻追问是哪个医院。

大爷告诉了我名字。

我当即叫了一辆车，直奔那个镇上的医院。

到了医院，已经快晚上了。

我拿着照片，在一楼大厅的服务台询问。

护士看了看照片，摇了摇头。

“没印象，我们这儿病人来来往往的，记不住。”

我不死心。

我又去了住院部。

一层一层地找，一个一个病房地问。

问护士，问病人，问家属。

很多人都不耐烦地把我打发走。

但我没有放弃。

我觉得，我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了。

当我找到血液科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护士看了照片，突然“咦”了一声。

“这个人……我好像见过。”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

“她是不是叫……陈玉芬？”护士歪着头想。

陈玉芬！

不是李秀梅！

这是一个全新的名字！

“对对对！可能是我记错了！”我赶紧顺着她的话说，“她在这里照顾谁？”

“她儿子啊。”护士说，“在12床，叫小军，白血病，等着做骨髓移植呢。”

白血病。

骨髓移植。

那则公益广告。

那个在阳台偷偷哭泣的背影。

那些我想要送给她，她却拒绝了的贵重衣物。

所有零碎的拼图，在这一刻，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了一起。

我找到了一个完整的、残酷的真相。

我让护士带我去了12床。

那是一个双人病房。

靠窗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脸色苍白，头发因为化疗已经掉光了。

他很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床边，坐着一个女人。

她正在给男孩削苹果。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头发随便在脑后挽了一个髻，露出了几缕早生的白发。

她比在我家的时候，苍老了至少十岁。

但那张脸，我化成灰都认得。

就是她。

李阿姨。

或者说，陈玉芬。

她削苹果的动作很慢，很专注。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身上，形成一个温柔的光晕。

那一刻，我竟然觉得，她不像一个偷走我一百八十万的窃贼。

她只是一个……母亲。

我站在病房门口，没有进去。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她。

是愤怒地冲进去，揪着她的领子，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做？

还是冷静地走进去，告诉她，警察正在找你？

我的大脑里，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回过头来。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

她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手里的苹果和刀，“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的嘴唇哆嗦着，脸色比她病床上的儿子还要苍白。

“林……林老师……”

她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

病床上的男孩，被这动静惊动了，虚弱地问：“妈，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儿子。

她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恐惧、羞愧，和一丝……解脱？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我没有看她，而是走到了病床边，看着那个男孩。

“你就是小军吧？”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点。

男孩点了点头。

“阿姨，你是谁？”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我说。

陈玉芬（我决定用她的真名）慢慢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林老师……我……”

她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低下了头。

“我们出去谈谈吧。”我说。

我不想当着孩子的面，揭开这一切。

我们走到了走廊的尽头。

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我。

“为什么？”我问。

这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

“我对你不好吗？我们家亏待你了吗？”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无声地流着泪，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不……你们对我很好……是我……是我对不起你们……”

她断断续续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她儿子小军，两年前查出了白血病。

为了给儿子治病，她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医生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做骨髓移植。

配型找到了，但是手术费，需要五十万。

后续的抗排异治疗，更是一个无底洞。

她一个农村妇女，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她去借，亲戚朋友都躲着她。

她去打工，一天挣的钱，还不够儿子一天的药费。

她彻底绝望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从一个同乡那里，听说了“家政骗保”的事情。

就是用假身份，去有钱人家做保姆，摸清情况，然后卷款跑路。

那个同乡，给了她一个做假证的联系方式，还教了她一套话术。

“我一开始……真的没想偷钱。”她哭着说。

“我只是想……找个工资高点的人家，多攒点钱。”

“可是……小军的病，等不了了。医生说，再不做手术，就……就没机会了。”

“那天，你们说要去旅游。我鬼迷心窍……我就想，我就想先‘借’一点……等我以后有钱了，我再还给你们……”

“我打开了那个箱子……我看到里面那么多的钱……我当时就疯了……我想，有了这些钱，我儿子的命就保住了……”

她蹲在地上，哭得泣不成声。

“林老师，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该死……你报警吧，把我抓走吧……我认了……”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愤怒，当然有。

那一百八十万，是我的命根子。

可是，看着她这个样子，我又觉得……可怜。

她是一个贼。

但她也是一个为了救儿子，可以放弃一切的母亲。

如果，我是说如果。

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乐乐，我需要一大笔钱去救他的命。

我会怎么做？

我不敢想。

我甚至有点理解她了。

这种理解，让我觉得害怕。

“钱呢？”我问，声音干涩。

“在这里。”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

里面是一张银行卡。

“我……我不敢把现金带在身上，就……就存起来了。我只用了二十万，交了手术的押金……剩下的，都在这里。”

她把卡递给我，双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密码是小军的生日。”

我没有接那张卡。

我只是看着她。

“你觉得，你偷了钱，救了你儿子的命，然后你去坐牢，这一切就都结束了，是吗？”

她愣愣地看着我，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儿子怎么办？他做完手术，谁来照顾他？他知道他妈妈是个贼，他以后怎么活？”

我的话，像一把把刀子，扎在她的心上。

她的脸色，变得惨白。

“我……我没想那么多……”

“你当然没想那么多！你只想着你自己！你只想着解决眼前的困难！你以为你这是母爱？你这是自私！”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么重的话。

可能是我积压了太久的愤怒和委屈，需要一个出口。

也可能，我是想骂醒她。

或者，骂醒我自己。

她被我骂得抬不起头，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张伟的电话。

“我找到她了。”

电话那头，张伟沉默了很久。

“钱呢？”

“还在。用了一部分。”

“你……打算怎么办？”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看了看走廊尽头那个痛哭的女人，又想了想病房里那个奄奄一息的男孩。

“你过来一趟吧。”我说，“我们当面谈。”

张伟连夜开车赶了过来。

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说了。

他听完，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小小的房间里，烟雾缭绕。

“你的意思呢？”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

“我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报警，钱能追回来大部分，但她这辈子就毁了，她儿子也毁了。”

“不报警，我们自己认栽那二十万，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是，凭什么？”

那也是我们的血汗钱。

我们凭什么要为一个骗子买单？

“妈的！”张伟狠狠地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这叫什么事儿啊！”

我们俩，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医院。

张伟看到了病床上的小军，看到了形容枯槁的陈玉芬。

他这个一米八几的汉子，眼圈红了。

我们把陈玉芬叫了出来。

“我们商量好了。”张伟开口，声音很沉。

陈玉芬紧张地看着我们，像在等待最后的审判。

“钱，我们要拿回来。”张伟说，“但是，那二十万，我们不要了。”

陈玉芬愣住了。

“我们不报警。”张伟继续说，“但不是因为我们原谅你。是因为那个孩子是无辜的。”

“你听着，陈玉芬。你犯了法，这是事实。我们不报警，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看在孩子的份上。但这不代表你没有错。”

“从今天起，你欠我们的，不是钱，是一份人情。你以后，要好好做人，要好好把孩子养大，要让他知道，他妈妈曾经犯过错，但是后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弥补了。”

陈玉芬“扑通”一声，跪在了我们面前。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她磕着头，额头都磕红了。

我和张伟，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那一刻，我们心里没有胜利的快感，只有一种沉甸甸的疲惫。

我们从陈玉芬那里，拿回了那张存着一百六十万的银行卡。

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医院。

走出医院大门，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眼。

我回头看了一眼。

陈玉芬还站在原地，远远地看着我们，冲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去的路上，我和张伟一路无言。

快到北京的时候，他突然开口。

“老婆，对不起。”

我愣了一下。

“之前……我不该那么对你发脾气。”他说，“我就是……害怕。”

“我知道。”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也害怕。”

回到家，看着那一百六十万的银行卡，我们俩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钱，大部分都回来了。

但是，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

比如，对人的信任。

也得到了一些东西。

比如，对人性的新的认识。

第二天，我们去银行，把卡里的钱都取了出来，然后，存成了一笔定期。

看着存折上那串数字，我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

张伟看着我，笑了。

“这下，总算安全了。”

我也笑了。

是啊，安全了。

后来，警察那边又给我们打过几次电话，询问有没有线索。

我们都说没有。

这件事，就这么被我们俩，烂在了肚子里。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依然每天为了柴米油盐而烦恼。

张伟依然每天为了KPI而焦虑。

我们依然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架。

但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们吵架，再也不会提“离婚”两个字。

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多了一丝以前没有的……珍惜。

我们一起经历了一场风暴，虽然狼狈，但万幸，我们没有走散。

半年后的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快递。

是一个不记名地址寄来的。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的一沓钱。

用报纸包着，一共两万块。

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

“谢谢。我会用一辈子来还。”

没有署名。

但我知道是谁。

我把钱和纸条拿给张伟看。

他看了很久，然后说：“收起来吧。”

“嗯。”

又过了大概一年。

我又收到了一个快递。

这次，是三万。

纸条上的字，还是一样的。

再后来，每年我都会收到一两个这样的快递。

有时候是一万，有时候是两万。

钱数不多，但从来没有断过。

我知道，这是陈玉芬在用她的方式，赎罪。

我把这些钱，都存了起来，给它单独开了一个账户。

我跟张伟商量好了，等这笔钱攒够了二十万，我们就把它捐出去。

捐给那些，看不起病的孩子。

又是一个周末。

阳光很好。

我和张伟带着乐乐去公园玩。

乐乐在草地上放风筝，笑得咯咯响。

我和张伟坐在长椅上，看着他。

“你说，我们当初做得对吗？”我突然问。

张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握住了我的手。

“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说，“我只知道，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那么选。”

“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丢了钱的人。”

“我们也是……乐乐的爸爸妈妈。”

我看着他，笑了。

是啊。

我们是乐乐的爸爸妈妈。

阳光下，他的侧脸，看起来那么温柔。

我突然觉得，那消失的一百八十万，或许不是一场灾难。

它是一场考试。

一场关于人性、关于婚姻、关于选择的，随堂测验。

我们考得不算好，甚至有些狼狈。

但好在，我们都及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