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清初版？郑经“援朝鲜例”诉求，为何未能落实

1683 年夏天，澎湖海面上炮声最响。

施琅率着清朝水师冲了上去，把明郑的海军打成了散兵游勇，海上那股子格局就此改写。海战一输，郑氏在台面的统治就开始走下坡路，退路被切得七零八落。清军占了澎湖之后没有马上把人一股脑儿杀光，更多是把控制换成治理的动作：上岸设治、布署地方机构、驻军到位，把澎湖和台湾都纳进清朝的行政体系里。岛上的抵抗组织一个接一个垮塌，原本靠海上补给撑着的势力也跟着断了线。

这里要把时间线往前推几步看清来龙去脉。郑经的处境不是突然就这样，他家祖父郑成功在 1661 年入台立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推行屯田、强化水师，那是一套反清复明的完整准备。郑成功很快就去世，郑经接手后并没有马上放弃对大陆的顾虑。1673 年三藩之乱起，郑经应邀出兵帮忙，一度把势力伸进福建、广东，占了厦门、漳州、泉州这些地方。那会儿清廷还得应付内乱，海防的盲点被放大，郑经的影响力在短时间里膨胀了。

等三藩之乱平了，事情就回到东海来。大陆防线逐渐稳固，清廷把目光收回来，把兵力腾出来对付台湾这种“麻烦”。郑经在大陆受挫后退回岛上，本就元气大伤，嘴上也开始和朝廷谈条件。从 1662 年到 1683 年这十来年里，清廷反复招抚，口头和书面上给过不少让步，像“世守台湾”“不登岸、不剃发”这些条款都被摆到桌面上，表面看起来对郑经不错。但清方有条底线不动摇：无论咋谈，台湾必须算在清朝版图里。

郑经也不是没算盘。他把台湾想成半独立的存在，想照朝鲜那样走“朝贡体”——外面像服个礼、进点贡，内部自己管着，风俗、兵权不让人随便动。这个打算里头有两层现实考量：一是保住和大陆的通商口子，维持财政来源；二是把岛上政权合法化，避免被彻底钉成叛乱。手下的谋士像陈永华都写信说，如果按朝鲜那样放他们世守，兵戈能暂停，百姓能喘气。听起来合情合理，问题是清廷对“属国”和“领土”的概念不一样看。

当时朝廷把朝鲜看成“异域”，用册封朝贡维持关系，这套对外的老办法对朝鲜有用。但台湾的历史位置和解释不一样：早年元朝在澎湖设过巡检司，明朝也把台湾视作中国的一部分，像郑成功招说“台湾为中国土”这样的说法也并不少见。在清廷眼里，台湾不是一个能单独做外藩的地方，归属得讲清楚。这就把郑经“像朝鲜那样”的想法给卡住了。

康熙对这事的态度很直白。他跟手下人的意思是：只要郑经不服，东南海防永远不稳；放任台湾半独立，会在海防上留下大漏洞，还可能激励别的割据者。朝廷里有人把话写得更明白，直接把郑经和朝鲜划了界——郑经是“国内人”，朝鲜是“外国”。这下子，原本想要保留尊严和实权的郑经，谈判筹码被有效削弱。

郑经的个人选择也有情绪和记忆的成分。他小时候家里遭遇过血案，祖母田川氏的死给他留下印象，这些故事影响着他对清廷的态度。起先他是真心想复明，后来看到大陆控制成本高，海岛又有贸易和防守的天然优势，想法慢慢变成“据台自立”。三藩之乱那段插曲更让他试探到大陆并非易占，岛上反而能以商养军，过一段稳定生活。

谈判的桌面上满是算术题。郑经一再提“不登岸、不剃发、不称臣”的条件，承诺会按时进贡。清方在几轮招抚中让了不少面子，但底下几条必须实现：名义上的进贡和实际的行政归属。郑经那边还拿地理和贸易说事儿，强调台湾“东连日本，南踞吕宋”，有自保空间，也可以成为对外贸易的节点。但这套理由并没有改变清廷要把领土一体化的决心。

谈不拢，最终靠武力收场。施琅带着舰队在澎湖发起致命一击，海战打得猛烈，明郑的水师被打散，海上补给线被切断，岛内守军失去外援后就像城头被拔了楔。清军登陆后，迅速插上旗帜，开始把原有的政权结构拆了重装：调进官员、派驻军队、布置地方机构，澎湖和台湾被并入帝国行政网中。与此同时，清廷并没有一股脑儿血洗岛上百姓，更多采取的是招抚和安抚两手策略——有发给粮饷的，有释放部分战俘的，试图用折衷的办法稳住民心，避免长期游击骚扰。

这场收复的后续并非一蹴而就。地方上的旧势力被瓦解，新官员上任后要面对的既有土著的习俗，也有海商的利害，再加上岛内原有的武装残余，短时间内并不容易彻底平静。但从那次海战开始，台湾的政治版图彻底变了样，岛内的统治权由过去那套家族军政系统，逐步转向清廷设立的正轨行政和驻军体系。人们的日常、税赋、兵役，乃至和大陆的往来，都慢慢按新的规矩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