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很多诗人被贬官之后,写诗说明自己的况味,似乎有着很大的不平之气,但又不敢直接支持皇帝,而是认为自己命运不济,希望获得皇帝的重新启用。那么他们被贬官真的是无辜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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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写诗表白心迹,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本来报定了拯民救世理想,要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却偏偏见馋被疏,甚至被贬到边远的地区。倘若从诗人的角度来看,似乎他们的命运是悲哀的,好不容易进入官场,做了官之后要为老百姓谋福利,却偏偏奸臣当道,或者自己的改革理想不能实现,被皇帝猜忌,就被贬官了。他们忠于朝廷,忠于社稷,忠君爱民,却偏偏被打击,当然算是无辜的。从皇帝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是无辜的,算是咎由自取。他们是知识分子,总是有耿直的脾气,还有拯救天下苍生的愿望,要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偏偏不肯和其他的官员同流合污,不肯从民间大肆搜刮财富,不肯取悦于皇帝,而是要秉持公平和正义的理念,要为老百姓代言,要纠正皇帝的缺点和错误,当然就会往枪口上撞。官场的运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而是如一缸黑酱,黑得不见颜色。他们要想在官场立足,这样把自己染黑,把自己变成黑酱一样的颜色,和其他官员同流合污,捡皇帝爱听的话说,就可以加官进爵。他们可以从民间搜刮财富,用于官场运作,就很容易升官发财。倘若不这样运作,只是标榜自己两袖清风,标榜自己拯民救世的理想,标榜自己忠君爱民的品格,就很容易被其他官员嫉妒,被排挤在权力系统之外,甚至被其他官员诬告,被皇帝贬官。从权力运作的层面来看,他们被贬官恰恰不是无辜的,而是权力系统整体做出了决定,要对他们予以惩处,维护整个权力系统的利益。
古代的皇帝和官员构成了权力系统的主干,要维系自身的利益,哪怕从民间搜刮民脂民膏,用于官场运作,也仍然不会为老百姓办实事,不会秉持公平和正义,也不会存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公平和正义。可是被贬官的诗人偏偏比较幼稚,比较理想化,总是认为政治是为民生服务的,其实完全颠倒了次序。商朝的臣子比干要进忠言,却被商纣王剖心挖肝。当然只是传说,但商纣王不善待提意见的臣子,似乎是事实。屈原的美政理想不能实现,被奸臣陷害,最终被楚怀王流放到汨罗江畔。韩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认为这种行为是劳民伤财的,就写了一封《谏迎佛骨表》,结果触怒龙颜,被唐宪宗贬到潮州去了。时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参与了王叔文集团发起的改革,旨在清除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现象,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却只坚持了一百余天,就归于失败。唐宪宗即位之后,清算改革的参与者,把柳宗元贬到邵州做刺史,又贬到永州做司马。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后,白居易上书,要求严缉凶手,被指越职言事,政敌诬陷他不孝,最终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宋代的苏轼性格直率,写的诗文引发政治迫害。他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指出变法的种种弊端,后来又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抨击司马光矫枉过正。最终苏轼遭遇了政治打击,一生被贬十七次,主要流放地包括黄州、惠州、儋州。尽管仕途坎坷,但他积极造福地方(如黄州救婴、惠州修堤、儋州兴学),并在文学上成就斐然。其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折射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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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人就算是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做了官之后就要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伟大政治理想。可是他们做官之后,由于秉持公平和正义,或者说要参与政治改革,打击专权的宦官,消除朋党之争,却最终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和能力,被整个权力系统排挤,或者说被皇帝直接贬斥。虽然他们诗文中写了很多伟大的理想和抱负,写了很多自己的凄苦处境,表明一片忠心,表明拯民救世的理想,却偏偏不被皇帝喜欢,或者说皇帝根本看不见他们的诗文,因为他们已经被排挤出权力系统,写诗作词没人看,写文章也到送不了权力系统内部。以前他们做官的时候,和其他官员写诗作词,互相酬唱,互相吹捧,甚至歌功颂德,和皇帝一起游玩,当然风光无限,而被贬之后,却冷眼看人生,看透了权力系统的本质。当然他们仍然想回到权力系统内部,想被皇帝重新启用,要为老百姓做一些事,以求青史留名。可是皇帝早就不喜欢他们了,看不见他们了,即便他们写信给皇帝,托朝中大臣来捎信,皇帝也不一定看他们写的信,甚至他们托付的朝中大臣根本就没有给他们捎信,以免自身受到株连。
他们还是书生的时候,就已经立下了修齐治平的理想,而做了官之后,偏偏要背离这种理想,却感觉极大的不适应,就要秉持这种理想,还要维护公平与正义,要忠君爱民,哪怕被皇帝贬斥,也仍然痴心不改。他们想做清官,想要青史留名,却偏偏卷入政治斗争之中,总是跑得太快,或者站错了队,或者犯了政治幼稚病,敢于指出皇帝的毛病和错误,当然会被整个权力系统排挤。就像诗仙李白一样,抱着伟大的济世理想,被人推荐做了官,不到两年就被排挤出长安,不得不四处云游。诗人大多比较感性,在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幼稚病,并不善于理性地判断周围的事情,不善于搞政治,当然就容易被排挤,容易被整个权力系统孤立,甚至触怒龙颜,不被杀就算是好的。倘若他们和其他的官员一样,搜刮民脂民膏,用于官场运作,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吃了原告吃被告,就会混得风生水起,而不会被贬官。可是他们偏偏不这样干,认准了一条道,一直跑到黑,就很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动机是好的,但做起事来并不一定能做对。有时候好心办坏事,有时候被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做出一定的选择,就很容易站错了队。官场内部讲究银子运作,讲究权势斗争,讲究站队的艺术,讲究取悦于上级官员和皇帝,也讲究摆脱责任。可是他们偏偏不这样干,就很容易出现问题。他们的财力有限,能力也有限,又往往犯政治幼稚病,站错了队,就很容易被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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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古代被贬官的诗人大多都不是无辜的,当然只是从权力系统的层面来看,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倘若从诗人自身来看,他们是无辜的,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无辜的,只不过老百姓已经失去话语权,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贬,也读不懂他们写的自言自语的诗文,当然也就没办法评价了,只能看着他们比较落魄,被贬了官,甚至成为一介平民,除了同情之余,就觉得他们是“百无一用”之人,也是人生的失败者,似乎并不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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