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祖父名嘉勋，字铭甫，他的本名我只在名帖上见过。

我们那里有个风俗，大年初一，多数店铺要把东家的名帖，投到常有来往的别家店铺。

初一，店铺是不开门的，都是天不亮由门缝里插进去，名帖是前两天由店铺的“相公”（学生），在一张一张八寸长、五寸宽的大红纸上，用一个木头戳子，蘸了墨汁盖上去的，楷书，字有核桃大。

我有时也愿意盖几张，盖名帖使人感到年就到了，我盖一张，总要端详一下那三个乌黑的欧体正字——汪嘉勋，好像对这三个字很有感情。

祖父中过拔贡，是前清末科，从那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终身遗憾的。

拔贡是要文章写得好的，听我父亲说，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那种章法叫作“夹凤股”。

拔贡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是个创业的人。

我们家原是徽州人（据说全国姓汪的，原来都是徽州人），迁居高邮，从我祖父往上数，才七代，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没有多少块。

高邮汪家，上几代功名似都不过举人，所做的官，也只是“教谕”、“训导”之类的“学官”，因此，在邑中不算望族。

我的曾祖父，曾在外地坐过馆，后来做“盐票”亏了本，“盐票”是包给商人销售官盐的执照，大概是近似股票之类的东西，我也弄不清做盐票怎么就会亏了，甚至把家产都赔尽了。

听我父亲说，我们后来的家业，是祖父几乎赤手空拳创出来的。

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祖父手里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在两千多亩，但好田不多。

一部分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年轻时他是亲自管田的，常常下乡。

后来请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就不再过问，我们那里有一种人，专替大户人家管田产，叫作“田禾先生”。

看青（估产）、收租、完粮、丈地……这也是一套学问，田禾先生大都是世代相传的。

我们家的田禾先生姓龙，我们叫他龙先生。他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是因为他骑驴。我们那里的驴，一般都是牵磨用，极少用来乘骑，龙先生的家在五里坝，他每逢进城办事或到别的乡下去，都是骑驴。

他的驴拴在檐下，我爱喂它吃粽子叶。龙先生总是关照我，把包粽子的麻筋拣干净，说驴吃了会把肠子缠住。

祖父所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是祖父自撰的。

万全堂是“万花仙掌露，全树上林春”，
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寿域”。

祖父的药店信誉很好，他坚持必须卖“地道药材”，药店常常不很地道，尤其是丸散，常言“神仙难识丸散”，连做药店的内行都不能分辨，这里该用的贵重药料，麝香、珍珠、冰片之类，是不是上色足量。

万全堂的制药过道上，挂着一副金字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并非虚语。

我们县里有几个门面辉煌的大药店，店里的店员生了病，配方抓药，都不在本店，叫家里人到万全堂抓。

祖父并不到店问事，一切都交给“管事”（经理），只到每年腊月二十四，由两位管事挟了总账，到家里来，向祖父报告一年营业情况。因为信誉好，盈利是有保证的。

我常到两处药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几乎每天都去，我熟悉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

有时也参加搓“梧桐子大”的蜜丸，碾药，摊膏药。

保全堂的“管事”、“同事”、“相公”（未满师的），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对我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黑少”——我小名叫黑子。

我这辈子没有别人这样称呼过我。

祖父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他有一球眼药，有一个柚子大，黑咕隆咚的。

祖父给人看了眼，开了方子，祖母就用一把大剪子，从黑柚子的窟窿，抠出耳屎大一小块，用纸包了，交给病人，嘱咐病人用清水化开，用灯草点在眼里，这一球眼药，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据说很灵。

祖父为人看眼病，是不收钱也不受礼的。

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但是祖父生活俭朴，自奉甚薄。

他爱喝一点好茶：西湖龙井，饭食很简单，他总是一个人吃，在堂屋一侧放一张“马杌”——较大的方凳，便是他的餐桌，坐小板凳。

他爱吃长鱼（鳝鱼）汤下面，面下在白汤里，汤里的长鱼捞出来，便是酒菜。

——他每顿用一个五彩釉画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没有长鱼，就用咸鸭蛋下酒，一个咸鸭蛋吃两顿，上顿吃一半，把蛋壳上掏蛋黄蛋白的小口，用一块小纸封起来，下顿再吃。

他的马杌上，从来没有第二样菜。

喝了酒，常在房里大声背唐诗：“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汪铭甫的俭省，在我们县是有名的，但是他曾有一个时期，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

他有一套商代的彝鼎，是祭器，不大，但都有铭文，难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

我们县里有钱人家办丧事，六七开吊，常来借去在供桌上摆一天。

有一个大霁红花瓶，高可四尺，是明代物，一九八六年我回乡时，我的妹婿问我：“人家都说汪家有个大霁红花瓶，是有过吗？”

我说：“有过！”我小时天天看见，放在“老爷柜”（神案）上，不过我们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名贵，和老爷柜上的锡香炉烛台，同等看待之。

祖父有一个奇怪古董：浑天仪。不是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观象台的那种大家伙，只是一个直径约四寸的，铜的溜圆圆球，上面有许多星星，下面有一个把，安在紫檀木座上，就放在他床前的小条桌上。

我曾趴在桌上细细地看过，没有什么好看。是明代御造的，其珍贵处在一次一共只造了几个。祖父不知是从哪里买来的。

他还为此起了一个斋名——“浑天仪室”，让我父亲刻了一块长方形的图章。

他有几张好画。有四幅马远的小屏条，他曾为这四张画，亲自到苏州，请有名的细木匠做檀木框，把画嵌在里面。

对这四幅画的真伪，我有点怀疑，面的构图颇满，不像“马一角”，但“年份”是很旧的。

有一个高约八尺的绢地大中堂，画的是“报喜图”，一棵很大的柏树，树上有十多只喜鹊，下面卧着一头豹子，作者是吕纪。

我小时候不知吕纪是何许人，只觉得画得很像，豹子的毛是一根一根都画出来的，真亏他有那么多工夫！

这几幅画平常是不让人见的，只在他六十大寿时，拿出来挂过。

同时挂出来的字画，我记得有郑板桥的六尺大横幅，纸本，画的是兰花；
陈曼生的隶书对联；汪琬的楷书对联。

我对汪琬的对子，很有兴趣，字很端秀，尤其是对子的纸，真好看，豆绿色的蜡笺。

祖父有很多字帖，是一次从夏家买下来的。夏家是百年以上的大家，号“十八鹤来堂夏家”（据说堂建成时有十八只仙鹤飞来）。

夏家的房屋极多而大，花园里有合抱的大桂花，有曲沼流泉，人称“夏家花园”，后来败落了，就出卖藏书字画，祖父把几箱字帖都买了。

我小时候写的《圭峰碑》《闲邪公家传》，以及后来奖励给我的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小字《麻姑仙坛记》，都是初拓本，原是夏家的东西。

祖父有两件宝。一是一块蕉叶白大端砚。据我父亲说，颜色正如芭蕉叶的背面，是夏之蓉的旧物。

一是《云麾将军碑》，据说是个很早的拓本，海内无二。

这两样东西，祖父视为性命，每遇“兵荒”，就叫我父亲首先用油布包了埋起来。

这两件宝物，我都没有看见过，解放后还在，现在不知下落。

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他是幼读孔孟之书的，思想的基础当然是儒家，他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

他屋里的桌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

我的祖父本来是有点浪漫主义气质、诗人气质的，只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使他的个性不可能得到发展。

有一年，为了避乱，他和我父亲这一房，住在乡下一个小庙里，常常让我陪他说说闲话。

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说起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我没怎么听明白，又不敢问个究竟。

后来我问父亲：“是有那么一回事吗？”

父亲说：“有！是一个什么大官的姨太太。”

老人家不知为什么，要跟孙子说起他的艳遇，大概他尘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宣泄吧，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

我的祖母是谈人格的女儿。谈人格是同光年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人都叫他“谈四太爷”。

他的诗，明白晓畅，是“元和体”，所写多与治水、修坝、筑堤有关，是“为事而发”，闲适一类者较少。

看来他是一个关心世务的明白人，县人所传关于他的糊涂放诞故事，不怎么可靠。

我的祖母是个很勤劳的人，一年四季不闲着，做酱。我们家吃的酱油，都不到外面去买。

把酱豆瓣加水，熬透，用一个牛腿似的布兜子，“吊”起来，酱油就不断由布兜的末端，一滴一滴滴在盆里。

这“酱油兜子”，就挂在祖母房外的廊檐上，

逢年过节有客人，都是她亲自下厨，她做的鱼圆非常嫩，

上坟祭祖的祭菜，都是她做的，端午包粽子，中秋洗“连枝藕”——藕得有五节，极肥白，是供月亮用的，做糟鱼。糟鱼烧肉，我小时候不爱吃那种味儿，现在想起来是很好吃的东西。

入冬，腌菜，腌“大咸菜”，用一个能容五担水的大缸，腌“青菜”，（我的家乡原来没有大白菜，只有青菜），腌“辣菜”——小白菜晾去水分，入芥末同腌，过年时开坛，色如淡金，辣味冲鼻，极香美，

自离家乡，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咸菜。

风鸡——大公鸡不去毛，揉入粗盐，外包荷叶，悬之于通风处，约二十日即得，久则愈佳。

除夕，要吃一顿“团圆饭”，祖父与儿孙同桌，团圆饭必有一道鸭羹汤，鸭丁与山药丁、慈姑丁同煮，这是徽州菜。

大年初一，祖母头一个起来，包“大圆子”，即汤团。

我们家的大圆子特别“油”，圆子馅，前十天就以洗沙猪油拌好，每天放在饭锅里蒸一次，油都“吃”进洗沙里去了，煮出，咬破，满嘴油，这样的圆子我最多能吃四个。

祖母的针线很好。祖父的衣裳鞋袜都是她缝制的，祖父六十岁时，祖母给他做了几双“挖云子”的鞋，（黑呢鞋面上挖出“云子”，内衬大红薄呢里子。）

这种鞋，我只在戏台上和古画上见过，老太爷穿上，高兴得像个孩子。

祖母还会剪花样。

祖母对祖父照料得非常周到，每天晚上用一个“五更鸡”（一种点油的极小的炉子），给他炖大枣。

祖父想吃点甜的，又没有牙，祖母就给他做花生酥——花生用饼槌碾细，掺绵白糖，在一个针箍子（即顶针）里，压成一个个小圆糖饼。

祖母是吃长斋的。有一年祖父生了一场大病，她在佛前许愿，从此吃了长斋。

她吃的菜离不了豆腐、面筋、皮子（豆腐皮）……她的素菜里最好吃的是香蕈饺子。

香蕈（即冬菇）熬汤，荠菜馅包小饺子，油炸后倾入滚汤中，嗤啦一声，这道菜她一生中也没有吃过几次。

她没有休息的时候。没事时也总在捻麻线，一个牛拐骨，上面有个小铁钩，续入麻丝后，用手一转牛拐，就捻成了麻线。

我不知道她捻那么多麻线干什么，肯定是用不完的。

小时候读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
觉得我的祖母就是这样的人。

祖母很喜欢我，夏天晚上，我们在天井里乘凉，她有时会摸着黑走过来，躺在竹床上给我“说古话”（讲故事）。

有时她唱“偈”，声音哑哑的：“观音老母站桥头……”这是我听她唱过的唯一的“歌”。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回了一趟家乡，我的妹妹、弟弟说我长得像祖母，他们拿出一张祖母的六寸相片，我一看，是像，尤其是鼻子以下，两腮、嘴，都像。

我年轻时没有人说过我像祖母，大概年轻时不像，现在，我老了，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