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5万门槛被压缩？建行柜员逼问取现用途，律师控告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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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这起看似普通的取现事件背后，看到的是“隐私权被程序化侵犯”的镜像。11月3日，周筱赟律师在山东东营出差期间，前往建设银行东营东城支行柜台办理4万元现金取款。ATM 机的单笔限额只有5千，柜台取现成了当下的唯一办法。按理说，这是银行日常业务中的常态。

更让人震惊的是，柜台工作人员在处理过程中连连发问资金用途。周筱赟提出让柜员备注为“个人消费”，却被对方进一步追问具体购买什么。对方表示系统里没有相关选项，需要联系反诈中心向他核实，同时还追问他银行卡内的其他交易记录。现场的对话像一出实景调查剧：储户被迫自证清白，银行似乎把每一笔普通交易都当作不明来源的线索来追索。

双方僵执，柜台方面宣称会联系反诈中心出警，但据周筱赟描述，他在现场等待半小时仍无结果，随后有银行领导出面，口径却转为“可以取现”，他拒绝时离开。整件事给人的直观印象，是银行把普通储户当作潜在犯罪嫌疑人来对待，隐私权被“默认清白证明”所撬动。周筱赟据此指出：在刑法基本原理下，公诉机关应举证而非个人自证清白，银行不应越权要求储户提供详细资金来源与用途信息。

11月6日，记者相继联系到东营东城支行、同市其他建设银行网点，以及东营市反诈中心，三方均声称“系对方要求”，但并未对外给出更明确的结论。这意味着，现场到底是谁在加码？谁在严格执行央行与监管部门发布的规定？事件进入一个看似“谁也不负责”的僵局。

11月8日，周筱赟再发声称，东营分行一位侯姓负责人向他道歉。对话记录里，侯某说年底前后诈骗案增多，保护好钱袋子是银行落实反诈工作的要求，也是为储户着想，口气里裹着“体验不佳”的歉意。周筱赟拒绝接受这份道歉。他强调问题的本质在于：银行并非因为对他个人的误会而道歉，而是在“对抗央行规定，层层加码，另搞一套”的违法行为。换句话说，他看到的是管理层层层设防，越权下达新的“内部标准”，把央行的统一规则变成仅对个别储户的试探性审查。

周筱赟的指控，集中在两点：一、对资金用途与来源的强制登记在他看来是对央行三部委联合发布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再解释与再加码。二、他特别强调，公开资料显示该规定在2022年已明确“单笔5万元以上”才需了解和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而今年8月出台的征求意见稿甚至“取消5万元”这一门槛的说法，意味着银行不应把门槛往下压到1万元，且不应让柜员自己决定“何时需要了解资金来源或用途”。他据此控告并公开呼吁监管部门划定红线，防止类似违规加码行为继续泛滥。

在对话与公开回应中，尚无权威机构给出最终定性。银行界和反诈中心都强调“对方要求”是事件的前因，监管部门方面则尚未给出明确的官方结论。这一层层的“谁在要求、谁在执行”的问号，让公众很容易在可信度与责任归属之间摇摆。

从现场视频与文字描述中，我们能看到的并非单纯的“钱去哪儿”之争，而是一次关于隐私、个人权利与金融机构合规边界的社会性博弈。对储户而言，个人信息的披露若非必要、非经同意，理应受到保护。对银行而言，反诈与客户保护并非对立面，而应在同一规则下寻求更高效、透明的执行路径。问题在于，当制度执行变成“以防万一”的常态化加码，普通储户的便利性和信任感便在无形中被侵蚀。

值得警惕的是，周筱赟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并非个人对抗，而是在呼吁建立一个可操作、可监督的制度底线。他的诉求并非要推翻监管要求，而是强调“红线要清晰，违规者要有明确的处罚”。这其中的逻辑，是要让银行柜台的“敏感度过载”不再成为对公众基本金融服务的阻碍。

05监管与舆论的现实意义

从制度层面看，《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及其后续动态，直接关系到金融体系的风控边界与公民基本隐私的保护底线。若“加码治理”不再以国家规定为基准，而以各分行的理解和个人感受来设限，那么监管的统一性、执法的可预见性、以及对金融市场的信任都会受到冲击。这并非小事，关系到每一个普通储户的切身利益。

周筱赟已向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控告并举报管理层擅自加码的行为。他的诉求，是希望通过个案推动制度建设，明确违规的红线与处罚标准，避免将来再出现“以防万一”取代“依法合规”的现象。监管部门对此事的回应，关乎公众对金融监管公信力的判断，也关系到银行从业者的实际操作边界与工作强度。

06未来走向的判断与期望

在没有最终结论的阶段，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两点：第一，银行与监管之间需要一个清晰的“红线与责任分区”，避免把央行规定变成各行各业的内部游戏规则。第二，公众对反诈与隐私保护的关注，应与对高效、便利金融服务的诉求并行不悖。只有建立一个透明、可追溯、可处罚的制度框架，才能让反诈工作与储户权益实现同向而行。

对这起事件，我们不应仅停留在道歉与否的层面，而应以此为契机，推动制度建设与执法细化。监管部门应该尽快给出明确指引，界定哪些情况下需要披露资金来源或用途，哪些情况下可以依法拒绝公开信息，同时对违规加码的行为设定切实的红线和即时的惩戒。

你怎么看？在你看来，银行在反诈与保护隐私之间，应该走到哪一步才算合规且人性化？如果你遇到类似情形，应该如何维权？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我们需要一个公共讨论的场域，让专业意见、普通诉求与监管回应在同一个平台上获得充分对话。

这场关于“取现、用途、隐私、规则”的争议，直指金融服务的底线与信任的脆弱。它提醒我们，制度并非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活生生的人与事。只有让规则适度可控、操作透明、监督到位，才有可能让“反诈”成为保护公众、而非侵扰个人隐私的有效工具。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进展，等待官方的权威回应，也愿见到一个更清晰、公正、可执行的银行业风控框架落地。大家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