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医疗史（9）：医学会账本里的秘密

当时中华医学会成员中，也确实有些政府的关系。医学会前十位的会长，全部都是留学英美回来的，与当时上流社会关系密切。

比如伍连德从清末起就在政府中就颇有些人脉关系，除了前面提到和施肇基的关系，他还曾接受过载沣、袁世凯、蒋介石等政要接见，并给袁世凯看过病[1]。

但即便这样，第一任会长也给了颜福庆。毕竟他哥哥颜惠庆，当时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后来还做了国务总理。

这关系，更硬！

俞凤宾出身江苏太仓名门望族，父亲俞棣云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先驱，他的八个儿女也都留学美国。

牛惠霖牛惠生兄弟俩的父亲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也是宋氏三姐妹的姨夫，所以宋庆龄宋美龄一直称牛惠霖大表哥。

刘瑞恒在美国留学时，和宋子文、宋美龄关系很好，甚至当时有传闻，他和宋美龄还有过一段恋情[2]。

所以，在那个时代，并非学医让他们有了社会地位，而是因为有社会地位，才能有资格有机会做医生。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在卫生行政方面，医学专业人士话语权其实很小，卫生司九任司长中，有医学背景的只有两位。

更重要的是，此时北洋政府卫生行政机构的官员背景，更多是受到德日派人士的影响。以英美留学归来的医生为主组建的中华医学会，就很难获得更多资源。

英美派与德日派的明争暗斗

即使是在医学的学术层面，中华医学会也面临着德日派医生的挑战。

就在1915年5月，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的当年，汤尔和、方石珊等人迅速在北京组建了以日本留学归国医生为主体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3]。

在本土西医人才资源并不充裕的民国初期，中国竟然一沪一京、一南一北的并存了两个全国性医生社团。伍连德、颜福庆等人与汤尔和、方石珊等人的明争暗斗，实质是中国近代海外留学格局的内在矛盾所致。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近代大规模的海外留学运动有西洋与东洋之别。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德国为样板，也就有所谓英美派与德日派之说。

以后将会看到，英美派和德日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从北洋政府时期一直延续到国民政府，对民国时期卫生行政带来很大影响。

这种留学国别的门户之见，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政界、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屡见不鲜[4]。

中华医学会建立之初就经历的分裂与对峙，恰恰体现出中国新式医生的一些特点：

其一，对权威的天然崇拜与师承观念。

对医生而言，职业经历告诉他们，科学真理是神圣的；但同时求学经历也告诉他们，获得真理的法门也同样神圣。

虽然有过留学经历，学习新式医学，但是骨子里那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传统观念，将一个本应开放、统一的专业领域，变成了一个个以学术谱系为纽带、壁垒分明的「门派」。

其二，兼具文人相轻的习气和拉帮结派的需求。

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既互相轻视，竞争激烈，瞧不起对方那一套；同时又要倚重人脉，顾及面子和关系。

他们深知，要在中国社会里混，关系网络可能比专业技能更重要。门派和人脉，成为医生争取专业权威与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

其三，深受权力意识主导，但又并非单纯的个人野心，而是在利己主义中，又带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与济世使命感。

作为社会精英，他们的个人经历让他们更加自以为是，相信自己那一套才是对的，从而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沿着自己认定的「正确道路」，去实现民族的健康复兴，从而让自己彪炳史册。

中华医学会与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所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新式医生，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于政治化的热切向往。并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医生们的这种特质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财务看本质

中华医学会和美国医学会还有一个差异，可以从财务情况上看出来。

一直以来，国内对医学史的研究，只是注重于制度变迁，或者专业技术的变革，而忽视了财务状况的分析。

但事实上，从财务视角了解一个组织的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组织的本质。

因此在这部中国医疗的社会变迁史中，我将不仅关注历史上说了什么话和做了什么事，还会更加重视财务视角的分析，从而帮助我们洞察出更多隐藏在人物言行背后的信息。

医学会的日常运营维护以及杂志的出版发行，都是需要钱的，所以中华医学会需要有自己的收入。它的第一笔收入，就是在成立时的那个饭局上，向当时在座的21个医生收取的「捐款」300元大洋。

后来医学会成立之后，向会员收取会员费，接受团体的捐款，还有杂志出版后售卖的费用。

除此之外，从《中华医学杂志》1915年第一期，就开始刊发广告了。所以，广告收入也就成为医学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医学杂志》广告（左滑更多）

据《中华医学杂志》刊登的1915年度财务报告[5]，显示当年广告收入295元，约占总收入的23.8%；而会员费及特别捐款收入为921.5元，约占总收入的74.3%。

这两项加起来的占比，超过总收入的98%。所以医学会的第一年，相比起杂志售卖的收入，还是广告费用更可观一些。

到1924-1926两年度的财务报告时[6]，广告收入达到了4820.06元，占到医学会总收入的41.4%；而会员及捐款收入占比，则下降到下降28.3%，杂志销售收入占比则增加到8.3%。

此时的广告收入，已经超越会员费与捐款，成为医学会绝对的收入支柱。

到1927年时，单年的广告收入达到了4200元[7]，比之前又有了大幅度增加。

可以说，对于中华医学会来说，广告收入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从《中华医学杂志》中广告所占篇幅中也能看出一二。

在1916年第一期上发布了招商广告之后，第二期的总广告页面就占了全部页面的8.3%（包括目录总共120页，广告占10页）。到1928年第一期时，封面和封底上都已经有了广告，广告篇幅占到了11.6%（总共190页，广告占22页），单期广告量比12年前增加一倍还多。

结合每年出版的期数，每期杂志的广告量，以及总的广告收入，可以推算出平均每一篇广告的刊例价也在提升，也就是广告费也变贵了。

也就是说，《中华医学杂志》从刊例价到广告量，都在增加。这带来的，是每次中华医学会大会时待遇的提升。

学术会议的商业化

1916年第一次大会时[8]，参会的共有70多人。会议一共六天时间，每天除了演讲讨论学术交流之外，还由中英大药房、五洲大药房、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华英大药房和金星保险公司，邀请会员们游览聚餐，舞台观剧。

这些药房和保险公司，从一开始就是《中华医学杂志》的广告主。

到1924年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大会时[9]，会员的食宿差旅已经全部报销，而且每天会雇定车辆参观游览，或者宴请吃饭，各种舞会茶话会，看戏观影，娱乐活动丰富了很多。

而且，到会「新发明仪器及各种新出版品」有21家，可知其赞助商来源。

从《中华医学杂志》中的广告，到医学会大会上的赞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商业活动的增加，更是一种全新的利益结构，伴随着新型的医疗体系，正在悄然形成。

现代医学天然地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显微镜到X光机，从疫苗到新药，每一项医学进步都离不开技术创新。

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与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资本需要技术来创造利润，技术需要资本来实现突破。

在这种「结构性纠缠」中，医学会议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只是纯粹的学术交流。当21家「新发明仪器及各种新出版品」的厂商云集南京时，学术讨论与商业展示已经水乳交融，难分彼此。

医生们也不再只是单纯的知识权威，而是成为了这个商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他们既是新技术的使用者，也是新产品的推广者。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也将带来深远的后果。

到30年代，我们将会看到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药商给医生回扣成为公开的秘密。

这固然有医生私德不修的问题，但是当其成为风气时，也不能忽视现代医学整体机制的内在矛盾——当医学的「科学性」从一开始就与商业利益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时，随着这一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利益输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使在今天的世界各国，也都概莫能外[注]。

所以，在解读现代医学「科学性」与学术机构权威时，必须意识到其伴生的利益网络：我们不应全盘否定商业资助对医学进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对专业判断、学术规范以及公众信任的潜在侵蚀。

钱是怎么花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医学会的钱都花在哪了。

其实，医学会开销非常简单，从建立之初就一直变化不大，主要就是人力成本和杂志的出版印刷，共占了总支出的70%，年结余率达到了18.2%，以至于每年的银行利息，都超过了杂志零售的收入[10]。

这种「量入为出」的朴素财务管理，与美国医学会的商业化运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虽然中华医学会也刊登各种广告，但报刊杂志发布广告，在当时也是很常规的操作。这些商业活动在中国医生眼中，更多的是获取权力和影响力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医生追求的核心是权力——在医学界的话语权，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政治结构中的认可。

经济收入只是追求权力过程中的副产品，而并非终极目标。

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在医学会的运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维护学术声誉和社会地位，中华医学会宁可保持财务上的保守，也不愿过度商业化而损害自身的清誉。

比如他们在1916年第1期的招商广告中明确提出，会对所有广告进行审核，如果存在异议，除非两位主编全部通过，否则不予刊登。

也就是说，即使短期内的经济利益可能受损，只要有利于长远的权力积累，他们也在所不惜。

这或许也体现出中国医生群体典型的长期主义意识——眼光不在一时一地的经济得失，而在持久的社会影响力。

此后还将看到，那些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最高的医生，反而热衷推行「公医制度」，更是有力的证明。

医生群体的文化基因

这种「权力优先，财富次之」的价值取向，应该与中国士人的传统伦理有关。

对于中国的士人知识分子来说，传统的人生格局只有两个层次：「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与「达则兼济天下」——从个人直接跳跃到了天下，而没有中间的过渡形态。

在这种个人家庭与国家天下的二元结构中，任何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组织化力量，都可能被视为「结党营私」。

所以，中华医学会的创立者们虽然接受了商业赞助，但在潜意识里，他们仍然把经济利益视为实现更高目标的工具，而非目标本身。

这与欧美传统形成了根本性的差异。西方源自教会的社团传统，演化出了工会、商会、协会等强大的NGO组织，为自身群体争取经济利益的合法性。

美国医学会作为强有力的「行业工会」，其政治游说与经济斗争的根本目的，是直接服务于会员医生们的经济利益，其专业权威是用于扩张和维护行业利益的工具。

另外还会由此延伸出大量民间的「非营利性组织」，与中国的「国有制」形成鲜明对比，这在后面会做详细的讨论。

从中华医学会的建立与财务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新式医生们在「权」与「利」之间的选择，同时作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特质：

他们崇尚权威，又注重人脉关系；自以为是，又充满家国情怀；向往权力，接受商业经济利益，同时又具长期主义。

医生群体这些多面性的特质，形成一种文化基因，渗透到医生群体的骨子里，一直传递到今天。

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建国之后以及文革时期，专业医生们的自我调适；也可以帮助理解和处理目前医疗体制改革中关于医生的一些问题。

【下期预告：现代医学教育】

注：药品的直接回扣，随着医药分开，在很多国家已经被基本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医生与企业间的利益输送就此消失了。事实上，它只是变得更为隐蔽，被包装得更加「合法化」了。很多企业「合规部门」并非为了避免腐败与利益输送，而只是为了避免利益输送带来的法律风险。现代社会中的利益输送，比单纯直接的药物回扣更加多样化，与现代医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微妙，从而使得对医疗腐败的认识与应对变得更为复杂。很多著作对此有精彩的讨论，如：Carl Elliott《White Coat Black Hat》，Neal C.Hogan《Unhealed Wounds》，Jeremy A. Greene《Prescribing by Numbers：Drugs and the Definition of Disease》，Ray Moynihan and Alan Cassels《Selling Sickness》，Marcia Angell《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等。

[1]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2]姬凌辉《卫生成政：近代中国中央卫生行政制度研究（190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2月

[3]江逢治《介绍中华卫生教育会》，同德医学1921年第4期

[4]刘远明《中华医学会与西医本土化—1915—1949》，暨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

[5]《Treasurer's Report》，中华医学杂志1916年第1期

[6]《会计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926年第2期

[7]《Memorandum Submitted》，1928年第1期

[8]俞凤宾《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记》，中华医学杂志1916年第1期

[9]《本会第五届大会志盛》，中华医学杂志1924年第1期

[10]《会计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9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