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6岁男孩家中打鸟，周总理大怒：不能重蹈八旗子弟覆辙

1966年2月2日的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周总理正在接见一位外国元首，两人相谈甚欢，气氛融洽。但就在这样一个参政议政的最高殿堂里，却发生了枪击事件，并且案发地点就在周总理的宴会厅不远处。

随后在研究排查过程中，发现此次的枪击事件，背后的“主谋”竟然是一名16岁的初中生。但在一步步的调查过后，这名少年最终又被“无罪释放”。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这名少年对人民大会堂进行射击？又是因为什么，让这名少年解除嫌疑，“无罪释放”？

人民大会堂

1966年2月1日下午，接到上面通知，明日上午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国元首。于是会堂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都开始忙碌了起来。人民大会堂自建成以来，一直是我国政府进行国家级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安保程度尤为严格。在接见外国元首这样重要的时刻，安保等级则要被进一步提高。

为了防止敌特伺机进行破坏，公安部特别抽调了大量的人手加强会堂的安保，警卫科则针对会堂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严密的排查，而会堂内外的所有相关服务人员则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真正做到了滴水不漏。

2月2日上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的宴会厅接见了外国元首，厅内厅外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手头上的事情，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人民大会堂西北侧枪击位置

突然大会堂二楼的西北侧传来了一声响声，工作人员随即上前查看，一看才发现，这里的一扇玻璃竟然有两个破洞，洞的周围布满玻璃破碎的纹路。要知道人民大会堂的玻璃都是经过特制的双层玻璃，这样的玻璃不仅隔音、保暖，更比普通玻璃坚固耐用，但就是这样的玻璃，仍然被击碎。经过附近警卫人员的查看后发现，这个破洞是由枪支射击留下的，并且在双层玻璃的中间，还发现了一枚遗留的子弹头，警卫人员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领导。

由于当时周总理的会谈并没有结束，所以警卫科的领导决定先不将此事汇报上去，而是让警卫人员加强巡视，提高警惕，以防后续再有意外情况发生。同时请求公安部、保卫部等相关部门，派相关的工作人员来现场调查。

5.6毫米小口径运动步枪

在公安部门的组织下，迅速成立了这次枪击案的专案组，来自公安部门的枪弹痕迹研究专家、刑侦技术人员，轻武器研究所的专家以及部队保卫部门的专家立即赶往现场。经过对弹孔以及玻璃间遗留弹头的研究，专家们发现此次枪击案的作案工具为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该枪支子弹的有效伤害范围为1公里左右，杀伤力极大。

在场的人员第一反应都认为这是敌特分子所为，会谈结束后的周总理听闻此事立马赶到，查看现场后大为震惊，当即下达指示：要对这次的事情，保持高度的警惕，给予足够的重视，各有关部门立即参与此次调查，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此案。

人民大会堂附近的长安街

大家首先根据此次事件是敌特所为这一思路进行调查，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有效射程为800-1000米。所以大家首先就对距离人民大会堂1公里附近的长安街进行调查。

第一种作案可能，是有人蓄意开车经过并进行射击。于是大家就安排了几名工作人员，开车从人民大会堂经过，并进行射击模拟。共制定了三种方案：先以全速驾驶通过，并进行射击；再以稍缓的速度经过；最后用最慢的速度驾驶经过并射击。

随后，针对三次演练的结果来分析，发现如果以较快速度经过的方式进行射击，那么玻璃上的弹孔不会相差只有几厘米，这种情况即使是神枪手也很难做到；那以缓慢速度的方式就更不可能发生了，当时的长安街，车流密集，如果驾车缓慢经过，势必会造成交通堵塞，并且在第二次射击时，一定会被周围的人发现。

乘汽车射击的想法被否定后，工作人员又对过往的车辆以及附近的居民进行排查。随后的两天，工作人员在群众的协助下，对当时通过长安街的944辆机动车进行了筛查，最后发现只有北京地质学院的一辆卡车携带枪支经过此地，但是这些枪支均是修理过后运回学校供学生军训使用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枪里并没有子弹。而附近的居民在当天上午，也并未听到或见到枪击的发生。

人民大会堂北侧居民区

案件调查一度陷入了困境，这时，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刑侦技术人员陈建华提出了新的想法：“凶手很大可能并不在长安街，根据弹孔分布来看，凶手更有可能是在人民大会堂北面的居民区。”

之前在案发现场调查的时候，陈建华就仔细地观察过，他发现被射击的那块玻璃破碎不均，前窗的弹孔裂纹细密，后面玻璃的弹孔呈现出喇叭口型，并且两个弹孔之间发生了偏移，这表示子弹的弹道是变形的，由此可以断定子弹射出的位置应该更远一些，再加上当天北京市有风，结合子弹射来的方向，更有可能的射击位置是在北面更远处的居民区。

对于这样的推测，专家组并不认同，26岁名不经传的陈建华甚至没有列席案情分析会的资格，并且专家组里对于弹孔的研究，依靠的是苏联传过来的专业测量模式，大家更信任的是技术的支持。但经过了几天的调查，案件仍旧一无所获，一筹莫展的时候，大家想不如就死马当活马医，随即将陈建华的建议上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在听完这个判断后，觉得这有一定可能性。

但经过前几天的搜查，耗费了时间和精力，也打扰了人民群众，却没有取得成果，于是决定先让陈建华带着专家和技术人员去靶场进行试验，以确定这个推断的可靠性。

射击人员模拟射击

2月5日上午，陈建华和参与试验的专家们一起来到了北京西郊的靶场，布置现场，指导模拟试验。此次安排射击的人员是由国家射击队派出的一名技术高超的专业射击员，而将被射击的玻璃则是由北京城建部门仿制的与人民大会堂足够相似的双层玻璃，最后还有北京军区部队提供的与作案工具一样的5.6毫米小口径步枪以及相应充足的子弹，在多方部门的配合下，一场针对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全真模拟开始了……

根据陈建华的推测，案发当时枪击的位置与人民大会堂之间大概相差400米左右，于是就安排射击员在距离玻璃400米的地方进行模拟射击。为了数据的可靠性，射击队进行了大量的射击，仅一上午就击穿了足足两辆卡车的特制玻璃。

靶场里的工作人员将这些破碎的玻璃收集起来，让陈建华与专家们一起分析射击后的玻璃弹孔，随即他们惊喜地发现，这次模拟试验被击穿的两卡车玻璃，留下的弹孔与人民大会堂的玻璃弹孔基本上一致，甚至有一些玻璃的弹孔形状可以说是与大会堂现场的弹孔形状完全一样，这些充分证明了陈建华推测的正确性，于是，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调查有了新的方向——人民大会堂北侧的居民区。

于桑

人民大会堂北侧的居民区不同于普通的居民区，总共200多户人家，但住着的大多都是国家干部，甚至是部队的首长。当时主要负责办案调查的是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的于桑同志，这位于桑同志是党和部队的革命元老，随着红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最后顺利抵达陕北后开始专门从事保卫工作，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安保经验。

随行的调查人员不知对这些干部家庭如何开展调查，就是于桑这样的革命元老，也不能直接带人去搜查200多户的干部家庭，无奈之下，公安部门决定先向周总理进行请示，得到批复后再进行调查。

周总理了解到实验结果已经能够证实枪击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北侧的居民区一带，但由于该居民区的特殊性，案件调查陷入停顿，随即下达指示：“既然试验结果已经出来了，那就必须对这一居民区进行调查，一视同仁，不搞区别对待。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无论是谁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抗拒调查，必须无条件地配合公安部门，协助破案。”

开国上将李达

得到指示的公安部门不再顾虑，安排人员开始对这北侧居民区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了解他们在2月2日上午的具体情况。经过一天的时间，工作人员基本完成了对这片居民区的调查工作，并结合群众反映，他们了解到2月2日当天，只有两户人家使用过小口径步枪，其中一户的使用时间是在下午，与案发情况不符，于是最后的线索锁定在了上午使用过小口径步枪的李首长一家。

调查人员一行最后来到首长家进行详细调查，在传达室等待的时候，调查人员看到传达室的墙上赫然挂着一支小口径步枪，随后装作不经意的与传达室的老人进行攀谈，话题很快转到2月2日的上午，老人说：“首长家的儿子李迪民很喜欢这支步枪，平时总会叫上他的初中同学一起到家里打鸟，这不前几天还和同学们在院子车库的屋顶上打麻雀。”听到这里，办案的调查人员心里一喜，案子要破了……

麻雀

等见到李迪民，调查人员就直截了当地问起2月2日上午发生的事，原来当天上午，李迪民邀请同班好友来家里打麻雀，当时是在车库的屋顶，北京当天又有风，麻雀飞走的时候朝着的就是人民大会堂的方向，但开枪后没打中，李迪民他们也就作罢，谁知道子弹竟然就射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上。

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16岁的李迪民紧张地将事情原委一一详细叙述出来，有了李迪民的事情描述，公安部又将传达室放着的小口径步枪，以及屋内抽屉里的子弹全数带回，交由技术部鉴定，随后得出结果，该枪支及子弹与射击人民大会堂玻璃的枪支弹药一致，就此，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李迪民，男，16岁，北京市人，是一名初中生，就读于北京市第31中学。2月2日上午案发当时，与同学在家中车库屋顶打麻雀，所用枪支为传达室内所放置的5.6毫米小口径步枪，此类枪支在国内十分罕见，共有6条右旋膛线，杀伤力巨大，该枪支由其父亲从国外进口得来。在李迪民家中屋顶上还搜集到10枚弹壳，经过与大会堂玻璃内遗留的弹头相比对，发现两者理化成分基本一致。由此断定，李迪民为此次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凶手。”

周总理

震惊全北京上下的人民大会堂枪击事件，竟然是由一名初中生造成的，事件起因却仅仅是因为打一只麻雀。公安部门将案件调查结果上交给周总理，看着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周总理考虑到当时国家对于枪支的管理并不严格，关于这样的射击失误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时有发生，并且当时的李迪民只有16岁，还是个在校初中生，学业不可荒废，对于这样的事也只是无心之失，幸好此次事件并未有人员伤亡。便决定了对李迪民的处理办法：“公安部门对其进行严肃地批评教育，交待其父母对其严加管教，此事不再追究。”

就此，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凶手就这样“无罪释放”了。但关于案件的调查已经结束，枪支的问题却并未结束。无心之举却带来了不可想象的后果，归根结底是由于对枪支管理的放纵轻视。

大办民兵师

从民国时期开始，政府就允许个人合法拥有枪支，加上长年战乱，民间散落的枪支数量庞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颁布了《枪支管理暂行办法》，虽然收缴了大部分枪支，但更多的是对枪支的一个规范管理，很多干部或者其他人员，只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便仍可合法拥有枪支。并且，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后，民间的枪支数量一度又有所增加。

私人拥有枪支，是一件隐患极大的事情。全国各地每年因为枪支所发生的伤人损物事件不计其数，民间械斗因为枪支的持有，也使死亡人数大大增加。对于枪支的管理形势严峻，刻不容缓。

周总理站在政治的角度，群众的角度，充分考虑了对于枪支的管理。借由人民大会堂枪击案一事，开始对枪支规范进行了行动。首先是将此次枪击案的结案报告传达给各部门，让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到现场参观，使相关人员提高警惕，引起重视；同时，决定实施对枪支弹药的登记造册，清查北京市内所有的枪支弹药，收缴报备，规范拥有。

2月9日下午3时，国管局召集国务院直属口、各部门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召开会议，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并要求在2月15日前，国务院直属口各单位要将所有枪支登记情况上报给北京市公安局，并抄报国管局。

收缴的部分枪支

指示一下达，各部门的人员开始马不停蹄地进行走访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国管局共收到各种枪支141支，子弹1.9万余发。其中公用枪支73支，子弹1.1万余发；民间个人私有枪支68支，子弹8000余发。截止当年7月27日，全北京市共清查出此前瞒报、漏报的各式枪支1.2万余支，让人后怕的是在后续公安部门的搜查过程中，还找到了没有登记的各式火炮55门。

随着北京市的枪支全面清查，全国各地也纷纷开展了对枪支登记报备的工作。随着清查工作的展开，各地都加强了对枪支的管理措施，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安全。

从一件小小的麻雀事件，到全国的枪支管理措施整改，周总理从小事出发，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安全。加强了枪支管理，对人民的安全作出了更好的保障，稳定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使人民的生命安全及其财产安全有了更好的保障，减少枪击事件的发生，降低民众犯重大过错的可能，更有利于安居乐业，达到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