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社论｜特朗普对财政支出的滥用已经失控 他本来就不该拥有这项权力

由于不可抗力的限流导致无法接收推送文章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以下操作：

点击标题下方蓝字 “一半杯 ” → 点击右上角“...” → 点选“设为星标 ★ ”，这样就更容易找到我们和收到推送文章！

保持爱读文章，保持领先！

美国宪法赋予征税与支出的权力，并不是交给国家元首，而是交给最接近人民、由选民直接选出的代表，即国会议员。财政即权力，而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担心，如果由总统一人决定政府如何动用联邦国库，总统就会演变成一个君主。

然而，特朗普总统一直在尝试把国会的这项宪法权力攫为己有。他一再无视众议院与参议院通过的法律，根据自己的心血来潮与政治议程，擅自决定花钱，或者不花钱。根据联邦监督机构政府问责局的认定，他至少已经六次违反法律。而这六次还不包括政府关门期间他继续无视法律的做法。

这些举措，是一套整体策略的一部分，而这套策略主要由特朗普的预算局局长拉塞尔·沃特设计。沃特同时也是传统基金会“2025计划”文件的起草者之一，该文件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勾画了一份潜在的施政蓝图。这些做法同样契合特朗普更广泛的政治路线，即将美国一步步推离其民主传统，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也就是他本人。令人不安的是，在特朗普执行这场夺权行动的过程中，共和党国会议员始终袖手旁观。

特朗普对财政支出权的滥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他拒绝支出国会已经拨付的资金。他利用一种被称为“口袋撤销”拨款的操作，逃避发放对外援助，并且扣留了用于电动汽车、图书馆与博物馆、学前班及其他学校、科研资助和应急响应行动的资金。

第二，特朗普动用了国会并未拨付的资金。在政府关门期间，他在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向军队官兵和部分其他联邦雇员支付薪酬。其中一部分支付甚至使用了某位亿万富翁支持者提供的私人资金，这树立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在任期更早的时候，他以“紧急状态”为名，将军费挪用于其边境强硬执法行动。

第三，总统采取了一些措施，实际效果是推翻了国会有关支出的决策。在这些情形中，他没有名义上增减联邦资金，但通过其他做法，让某些机构根本无法执行国会为其设定的使命。比如，他通过裁员让教育部元气大伤，以至于该部门无法执行国会专门拨款要求其完成的某些职能，例如保护学生的公民权利。他对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也采取了类似的削弱举措。

在其中部分案件中，法院试图阻止特朗普的做法，但在案件在司法程序中一路上诉的同时，其政策仍在持续生效。在另一些过多的情形中，最高法院则不明智地认可了特朗普的做法。（例如，最高法院放行了他削减对外援助的举措，理由是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拥有广泛权力。）无论哪种情况，最终结果都是总统权力的扩张以及立法机关地位的削弱，这一点理应引起所有与美国开国元勋一样警惕集权的人高度担忧。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可以合理声称，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趋势并非始于他们。面对一个长期陷入僵局、充满对立的国会，以往的总统也曾试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其做法虽未必违反联邦法律的字面条文，却违背了法律的精神。拜登总统在国会反对声浪（其中也包括少数民主党人）面前仍试图推动学生贷款减免，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特朗普与以往的总统不同。他走得远得多，这也正是政府问责局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认定他六次违法的原因所在。无论如何，“是他先开始的”本来就不是孩子犯错的正当辩解，更不可能成为总统违法的合理借口。

共和党人几乎没做什么来应对特朗普对国会财政支出权的废弃与侵犯。他们大多拒绝公开批评他的做法。他们选择不去阻拦他的行政和司法任命，而这本来可以作为一种杠杆，迫使总统尊重宪政秩序。他们也没有通过新的立法，来强调国会在决定征税与支出上的宪法角色。这些举措本可以抬高特朗普滥权的政治成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这问题并非狭隘的党派纷争，而是关乎宪法本身。国家的开国元勋设想中的立法机关，是一个本身就应当成为权力核心的机构，而不是听命于行政首脑的附庸。

对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而言，设想一下未来某位民主党总统可能如何利用特朗普为自己攫取的这类财政支出权，将是一项颇有价值的练习。毕竟，民主党历来更倾向于大刀阔斧运用政府权力。想象一下，一位民主党总统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自行划拨资金，用于医保补贴、清洁能源项目或学前教育班。再想象一下，一位总统拒绝支出国会已经拨付的经费，比如用于石油勘探、移民执法或企业补贴的资金。到了那时，这位未来的总统就能够以特朗普为先例。

如果国会拒绝采取行动，法院就必须做得更多。下级法院法官已经做出了可圈可点的努力，在对外援助、食品券等一系列问题上裁决特朗普的财政支出决定违法。由两党总统任命的法官，都撰写了详细的判决书，解释特朗普做法违法的原因。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做法的本质，用上了“任意”（arbitrary）、“反复无常”（capricious）和“虚伪”（disingenuous）这样的词。在一项裁决中，一名法官援引了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Justice Anthony Kennedy）在此前判决中的一句话：“每当一个或多个权力部门企图逾越权力分立的界限，自由就总会被置于险境。”

当下的最高法院在面对特朗普对国会的“碾压式”对待时，宽容得远远过头。它眼睁睁看着特朗普实际上在事后取消了立法者为通过预算而达成的那些协议。如果总统可以事后推翻，那预算拨款程序还有什么意义？最高法院眼前就有重新恢复宪政秩序的新机会，其中就包括正在审理的特朗普关税案。他们理应抓住这些机会，做出正确的裁决。

《纽约时报》社论委员会由时报观点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他们依靠调研、辩论和各自的专业知识，就重要议题形成共同立场。该委员会并不代表新闻编辑部或《纽约时报》整体发声。相反，在时报观点板块众声喧哗的背景下，社论委员会致力于基于经过时间考验的机构价值观，持续提供一致且独立的世界观。

委员会主张构建一个既自由又公正的世界，相信社会必须努力协调这两种价值，才能获得成功。长期以来，委员会一直支持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推动自由与进步的国际自由秩序。但委员会也始终致力于防范这些体制的弊端，倡导诚实治理、公民权利、机会平等、地球健康，以及社会最弱势群体的美好生活。

自1896年成立以来，委员会最为推崇的是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所称的“理智良知的自由实践”，坚信信息与观点的无畏交流，是抵抗暴政、实现人类潜能的最有力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