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教育的演进，看学校如何改变社会

作者｜约翰·L.鲁里（John L. Rury）

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历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中心教授，曾任美国教育史学会主席、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副主席、《美国教育研究杂志》编辑。

学校是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几乎每一位美国人都经历过上学的时光，而这段时光往往还是人生中极为难忘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的受教育经历都是极为相似的，尤其是在最近的70年间，学校教育并未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学校的走廊还是教室，无论是教师还是校长，都没有发生变化。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会把每天的教学活动分成若干部分，并遵循由州政府拟订的年度方案来安排教学进度。大致上看，学校的教育目标是由其赞助人或主办机构——例如州政府或者教会——来制定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声称它们致力于个人的发展或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完善。

大部分美国人也都想当然地接受了美国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常识文化。历史学家大卫·塔耶克（David Tyack）与劳拉·库班（Larry Cuban）曾指出“学校句法”（grammar of schooling）的诸多特征，即定义学校机构日常运作的诸多条例与规范。例如，学校容纳了大量的学生，因此它们特别关注学校的纪律与秩序，这便要求成年人对儿童进行约束与管教。学校还致力于规范化的知识传递，并采用标准化的测验手段来评价学习过程。当然，学校还是社交、游戏以及其他各类活动的场域，但这些并非学校的主流。可以说，规范、规定与各类官方的权威关系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机制范畴，并与学校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这些组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数十年间成了学校的日常生活，并成为“学校”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内核。

但这并非学校从来就有的模样。事实上，现代学校的诸多典型特征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从历史上看，这是出于学校对一系列社会要素的回应而产生的特征。我们总想当然地认为学校是一类具有确定性的社会实体，但从历史上看它们却不断受到不同外因的形塑。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研究教育史的目的就在于理解当下学校教育的诸多典型要素是如何生成的。

这一系列问题包括：在历史上学校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学校的变革？这些要素构成了教育史上的核心主题，并成为我们理解教育改革的关键。作为本书诸章节的前言，在这里有必要回顾那些影响学校变化的重大变革，并在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引导下解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

两百年前的学校往往只是临时搭建的草棚或木屋，或是在城市之中临时租用的房间。绝大部分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因此小规模的学校非常流行，并几乎成了普遍现象。各个年龄段的儿童都在一起学习，而教师也几乎要同时教授各种课程。学期一般很短，学生的出勤率也很低。教师往往是临时工，每个学期都会聘用不同的教师，他们中的许多人受教育程度也不比学生高。那些大家所熟知的学校特征，例如年级制与规范化的课程，在早先仅仅是人们的教育设想，并在接下来的社会变迁中逐渐成为现实。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工业化的影响。事实上，第一批现代学校是模仿工厂制而创设的，它们在设立的时间上也保持着同步性。即便如此，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缓慢的社会变革之中的阵痛，并常常遭遇顽固守旧派的抵制。学校的变迁有时发生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期内，但美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建构的确是一场持久战。

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教育制度的其他特征则是后来才孕育生成的。在20世纪之前，美国绝大部分教师都没有受过专业化培训，学校管理的科层制模式也是随后才普及开来的。按学生年龄分级，以及文法学校和高中，也是逐渐出现的。这些变化部分是由于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张，特别是适龄儿童人数的显著增长。在大城市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在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爆炸式的人口增长。城市化毫无疑问成了促进教育改革的核心要素。如果没有入学人数的增长，那么现代的、制度化的学校系统也不可能实现。大量适龄儿童的出现，使得年级制以及对教师长期、稳定的聘用成了必需。为这些儿童找到适合他们的教室，往往也成了教育家们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同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劳动分工的实现，学校中的课程分化也出现了，面向不同职业、岗位的专门课程被相继开发出来。在20世纪早期，许多高中生便可以在职业课程、大学预科课程和诸如家政课、速记课等专门课程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将学校教育与职业相联系的做法，被称为“职业化”（vocationalism）。由于学校教育开始与各类不同岗位直接关联，学业成就［即“成绩”（attainment）］便成了学生今后就业的重要指标。学校不断地适应着现代化的美国城市，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前沿，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历史上看，美国学校的组织模式往往是彼此独立的小型学区，这与其他国家庞大的国家教育系统是截然相反的。直到20世纪中期，在美国有成百上千个实体学区，它们大多各自为政，少有集中协作。这形成了美国学校历史变迁的另一个侧面：来自不同学区的教育家彼此之间互相学习，仿效各类实践与政策，或者不断调整各自的政策以满足新形势的需求。那些被认为是成功的、领先的学校或者制度便成了追随者心中的典范，进而得到不断提升与改进。在西进运动中，教育家也往往将东部关于学校组织的传统模式带到西部，并在实践中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社会学家用“制度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理论来表达这一过程。这是指在社会竞争的历史上最终胜出的不同的社会机制或组织出现了趋同化的特征。例如学校教育，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诸如年级制、科层制管理以及课程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是如何普及开来的。

从历史上看，制度同构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依葫芦画瓢”式的改革，被称为“模仿性同构”（Mimetic Isomorphism），但这并非改革的唯一道路。有时，随着教育改革家的流动，他们也会将崭新的专业知识和制度实践带到他们所到之处。这往往被称为“规范性同构”（Normative Isomorphism），即社会机构采纳了专业人员的专业化理论或实践建议。例如，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在学院和大学中接受相似课程的规范性培训；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性组织开始出现，例如全国教育协会。这必然形成诸多公认的专业标准，并对采纳这些标准的学校进行标准化的规范。最后，当学校应州议会或者教育机关的要求进行调整时，例如讲授特定的科目、使用指定的教材或进行其他规范性变化时，所谓的系统性改革就发生了。这些规范性的手段便被称为“强制性同构”（Coercive Isomorphism）。这一过程虽然往往遭到教育家的抵制，但的确是促使社会机制同构化的有效措施。从20世纪开始，随着公共教育系统的日益扩张，其开销也日渐高涨。教育系统与政治生活的嵌含程度不断加深，这些改革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随着这些改革的发生，到20世纪中期为止，今天我们看到的成熟的教育系统便已完全成形。从那时开始，教育系统已经发展得如此之庞杂，围绕着教育目的与功能的论争也日趋激烈。有人认为，教育是一种庞大的分类机器，将人们根据其所属的社会等级进行再分配，即学校再生产了社会不平等。还有人认为，学校致力于机会均等，它将根据每个人的天赋才能，让他获得与之相匹配的训练。这场辩论至今仍在继续。

综上所述，公共教育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在于学校教育与日益庞杂的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学校教育与富有成效的职业训练的议题日益重要。与这一议题相关的是，为个人和群体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掌握特定知识、技能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到20世纪后期，随着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论断的出现，公众对学校教育的关注与日俱增。

这些发展使得教育成了一个潜在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城市之中。随着学校教育成为一项经济与文化特权，与之相关的争论也就日益激化。美国教育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要求学校改革的历史，诸如此类的诉求随着教育重要性的提升而与日俱增，从19世纪开始便比比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教育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议题，它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联系也不断强化。

从历史上看，有许多论战都围绕着公平问题——能否让每一位美国人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展开。在19世纪早期，教育论争围绕着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以及女性接受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权利等问题展开。在20世纪，教育论争围绕着种族问题展开，另外还有学校的经费问题。这些论战将教育家们卷入复杂的、混乱不堪的论辩之中，但正是这些论战给教育带来了关键性的变革。这些论战虽然并没有根治教育的不平等问题，但使其中部分严重的问题得以缓解或者消除。在今天，教育公平问题仍是全社会热议的对象，学校教育问题也依然是国家政治的重要议题。回顾历史，有助于厘清今天我们对教育问题的种种认识，并贡献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智慧。

在过去的两百年间，美国教育发展的主线揭示了学校教育如何回应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生活日益复杂化的基本诉求。今天的美国教育制度是不断适应变化中的社会需求的产物。当今美国学校的诸多特征都是回应特殊历史要求所留下的痕迹。鉴于此，毫无疑问，在不远的将来，学校还将继续回应社会变革的进一步要求。

显而易见，社会促成了学校的发展，但仍留存的问题是：教育又是如何影响或者变革社会的？除了个人发展，学校教育是否会对社会改革产生累积式影响？有许多鲜活的历史个案可以给我们启发。

其中之一便是女性教育问题。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女性受教育时间很短。在独立战争之后，人们便开始关注女性的教育问题。随着19世纪公共学校的建立，大多讨论便开始围绕着为男童和女童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展开。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女性入学率的提高，在北部各州，女性的识字率已基本与男性持平。此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的人数激增。所有这些变化都要先于就业市场对女性职业技能要求的提高以及女性权利运动的发生。那么，教育是促进后续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吗？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至今仍是不清晰的，但毫无疑问，教育的确有助于后续社会改革的推进。从历史上看，女性就业率的大规模提升以及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与她们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直接相关。

在非裔美国人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大多数生活在北美的非裔美国人的祖先都是奴隶。虽然他们的祖先流传下了丰富的非正式教育的传统，但他们被排斥在传统的学校系统之外。在南北战争之后，随着非裔美国人获得人身自由，他们在南部各州的入学率也显著提升。尽管黑人学校的经费情况远不如白人学校，但这些学校为非裔美国人培养出诸多杰出的为反抗种族主义与社会歧视发声的社会运动领袖。后来，非裔美国人也将学校教育视为争取平等权利的重要阵地，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宣判成了非裔美国人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重大转折点。如果没有教育，就没有黑人社群的成熟，也就没有非裔美国人争取权利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这些变革的发生都是教育的产物。

这是美国社会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两大社会变革，在此之中，教育改革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进一步的讨论请见第四章和第六章）。当然，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本书也将重点讨论这些问题。学校在诸如民主、平等与公平等重大社会观念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观念的变迁往往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也往往是难以准确度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观念是不变的。研究教育与社会变革问题，从某种程度上看，就需要关注这些潜藏在学校与社会关系之中的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

虽然学校与教育受到了城市化、政治冲突与其他社会变革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学校与教育也对社会变革有着显著的影响力。所有这些变革都形塑了现代学校的典型特征。分析、研究这一进程也使得美国教育史更加丰富、有意义，也能增进人们对当今美国学校何以如此以及未来走向何方的诸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