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大学生为何总是游行罢课？只因国民党降低公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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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日战争在美军投掷日本的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声中突然结束。如同抗战随着卢沟桥事变的枪声突然爆发，其结束也极其突然。

国民党当局对此缺乏准备，8月10日，行政院官员陈克文听到日军即将投降的消息，在日记中记下了又喜又忧的心情：

敌人请降如此突然而至，我们不止事实上一切准备不足，连心理的准备也还没有。十日一霄狂欢之后，对于今后应该如何迎接和平，却不免发生许多问题，倒令人踌躇起来。

在写下这段话的翌日，陈克文就投入了紧张的复员工作中，国民政府各级机关已宣布全日办公，他本人连周末休息也取消了。

1、北返的争执

此时刚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职务的蒋梦麟正式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成为陈克文的顶头上司，派陈直接负责复员运输工作。由于当时全国的机械化水平很低，运输能力有限，加之须优先运送军队北上接收，复员运输工作极其艰巨。

1945年8月，国民政府估计未来半年乃至10个月内恐怕连半数人员都不能搬迁。

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这时正欲北上接收校产，擘画复校事宜。

9月3日，他从昆明飞到重庆，在重庆等飞机等了近1个月，10月1日才从重庆飞到南京，打算由南京转机去北平。由于交通困难，他在南京又迁延了1月才买到北上的机票，“心念北平校产”，“益觉焦灼”。11月3日，他抵达北平。从昆明到北平，前后花了2个月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西南联大校务会议决定1946年9月以后再北返。这主要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的意思，除交通困难之外，清华的校园区域比北大固定，又没有“伪清华大学”的威胁也是重要原因。实际上，北大一心盼早归。

1945年11月，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就打定主意“北大决于明年四月搬回，在任何情形下，不留昆明”。他对妻子抱怨：“清华的气焰实在吃不消，只有忍耐，明年春天各自奔前程。”

可见，此时他已决定促成北大早返。

‘一二·一”运动的发生打乱了他的计划，加之交通的困难程度也远超意料，故复校只得推后，他计划中的北平考察之行也一再推后。

1946年4月，当得知联大决定9月后再北返，傅斯年立即写信给北大在昆明的负责人汤用彤劝及早北归，最后，傅斯年强调“北大存亡在此一举，北大之运命决于今夏”，不管清华搬不搬，在昆明的北大教授最好立即北返，由他来设法争取交通工具。

汤用彤见信后，深以为然。在几天后的联大教授会上，北大教授们力主立即北归，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发言者“其动机殊不同，说话亦多无大意味；但彼等欲早走之心情则了然也”。4月17日，联大校务会议正式议决西南联大于5月初结束并北返，三校定于10月10日各自开学。此时，陈雪屏已提前于1945年秋到达北平，接收了日伪在北平所办的八所大学，开办“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以下简称补习班)并担任主任。

傅斯年准备已久的北平之行终于在1946年5月4日成行。行前，他已做好心理准备：“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账，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

他虽是暂代胡适的校长职位，却自嘲“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北大复校之事在傅抵平后逐渐取得进展。从5月上旬至6月中旬，傅斯年和郑天挺马不停蹄地赴李阁老胡同二十号、旧众议院、东厂胡同、中老胡同、卢沟桥等多处看房，盖“房子若不稍多一点，要想改动，便无办法”。东厂胡同的300余间房原系“中央研究院”接收自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却被傅斯年借给北大使用。

复员后，除伪北大学生之外，北大尚有联大来的旧生以及一年级新生，人数超过3000，宿舍紧张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各方不谅解者为北大所需太多”。

2、读书还是革命？

1946年7月，新任北大校长胡适自美回国。7月30日，胡适到达北平，正式接掌北大。当上一年9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向蒋介石建议任命胡适为校长时，蒋谓：“适之出国久，情形或不熟悉。”这话并非毫无缘由。

这在胡适刚回国的采访中体现出来，他对记者说：“中国科学落后，又经八年苦战，一旦胜利，岂能立即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迄今亦尚未复员，所以劝国人勿悲观。”

《大公报》随后对胡适这段话进行评价：

今日国中所以洋溢着不满与悲观的情绪，不都是因为“不能恢复战前状态”。换句话，不都是因为本身在战前的物质享受恢复不来，而苦闷失望。复员不是复原。战前的都市繁华梦早被炮火毁灭了。大家苦闷失望，乃因为国内战火又燃，而行政之腐败凌乱无效率却又“恢复战前状态”！诚然，美国迄今尚未复员。然而人家行政效率高，正加紧走着上坡路。中国呢？

中国与美国的情况确实不同，对中国来说，抗日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和平，此时国共纷争迭起。1946年6月，国军大规模进攻中原和苏北的中共军队，内战全面爆发，国共之间自一月停战令和政协会议召开以来采取的政治解决方式再次被抛弃，两方又开始军事角力。

因此，胡适以美国为榜样来劝国人和平阶段更要有吃苦的准备，显然没有说到症结。

因为不悉国情，对于如何办好北京大学，胡适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此时，各界对这一问题也相当关注，媒体也问胡适打算怎样办北大，胡适没有多言，仅谓：“要继续蔡孑民先生的容忍精神。”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认为：

“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但抗战胜利后校园的左右之争日益尖锐，如何“兼容并包”，如何“容忍”，梅贻琦对此感到忧心：“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将更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

毕竟，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校长要在政府与师生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很难。因此，校方希望校园尽量“去政治化”，其方式是鼓励学术风气，借学术研究来冲淡师生的政治热情，变外向超越为内向超越，把呐喊抗议的热情消耗于皓首穷经的著述活动中。

1946年夏，梅贻琦因闻一多、潘光旦等清华教授的激进言行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蒋问梅：接下来打算如何办校？梅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与此同时，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也对《华北日报》记者表示：“学校是自由研究学术的团体，不希望参加政治斗争。”

可见校长们忧心于战后校园的革命化，故一再强调师生应以学业为重，呼吁回到象牙塔。

在这种情形下，北大举行了复员后的首次开学典礼。1946年10月10日，北大师生齐聚四院礼堂，聆听胡适的致辞。胡适就学生在礼堂门口张贴的“自由思想”的标语乘兴发挥：

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是“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我是说，要能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我提倡你们应有走独立的路的工具。

可见，胡适的办学方针就是竭力引导学生从革命化转向学术化，变外向超越为内向超越，如同五四一代的学运领袖后来纷纷回到象牙塔，从事古史的整理研究工作一样。此时，北大三青团亦大力鼓吹读书论。

开学典礼结束不久，三青团在其“官媒”《学生报》上呼吁：

我们得指出学生时代的责任是读书，是以全副精神来研究科学。…我们是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一切都不如人，惟有迎头赶上、自力更生，始足以奠定富强康乐的大业…所以我们在求学时代，最好是减除外部的事情，埋头书本，肆力研求。

这段劝大家埋头读书的话，立即遭到“大众”“风雨”“呐喊”等左派壁报的围攻。

《学生报》愤而撕去上述壁报，引来“呐喊”壁报更尖锐的批评：

“站得住的言论是经得起批评的，我们劝导学生报要文明一点，假如学生报诸君火气未息又拔剑而出了，那我只好用闻一多先生的话来借书：‘人是可以给他讲理的，而狗是不配给他说话的。’”

在这种思想围攻下，《学生报》很快偃旗息鼓，出了两三期就停刊了。

3、从贷金到公费

但胡适对学术风气的提倡毕竟得到了一部分保守学生的赞同。在1948年6月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他再次对毕业生强调：“每个人找个问题，找到了问题，再研究如何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每个人一生该做的事。”工学院学生殷大年赞同胡的主张：“学校罢课频频，上课的时间不到一半。我总认为，报效国家，先要充实自己。”

由于对胡适办学理念的不同观感，可以看出当日校内意见的分歧，这也是胡适面临的现实，即一部分学生认为只有先读书才能救国，另一部分学生却感于时局的动乱而无法安心读书，认为只有先解决了全局性的政治问题，使社会得到安定，才谈得上个人学问的炼成，即救国优先于读书。

大学生们难以安心读书，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他们大多来自中上阶层。全民族抗战导致国家经济破产，中等阶层渐趋于贫困。

1947年3月，《观察》周刊上登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各阶层进行了分析：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
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现政权中的人，恐怕也未尝不顿脚叹息：为什么这些人都“左倾”了！…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中，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都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

这段话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战前的中上阶层随着全民族抗战以及紧接着的解放战争而逐渐成为“无产阶级”。这个阶层本是当局的支持者，随着自身的“无产”化，逐渐成为现状的反对者，这在他们的下一代一大学生们身上表现得尤为激烈。

为弥补这些流亡学生们，国民政府自1938年起实行贷金制度，即家在沦陷区的公立大中学校学生的学费及生活费均由政府支付。而在战前，大学生读书均系自费，只有师范生由政府出资培养。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从此贷金改名为“公费”。该办法与以往贷金制最大的区别在于按不同专业规定相应的公费比例。

贷金对家在沦陷区的学生基本上全面覆盖，新制度则规定：师范、医科、工科等应用型专业的学生公费比例为100%，理科学生公费比例占该专业学生总数的80%，农科学生公费比例为60%，文法商等文科专业的公费比例仅40%。该办法用意显明，即鼓励学习工科、限制文科，为国家工业化储备人才。

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新增30万湖南籍难民逃往贵州。据陈克文日记记载，这些难民“既缺交通工具，又缺粮食和医药的供应，困苦颠连，情形甚惨”。

为应对豫湘桂战役制造的新难民，当局改订了公费施行办法，规定1945年秋季学期入学的新生按《战时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给予公费办法》实行。

该办法规定：“以战区生及经济来源断绝之学生为尽先核给公费之对象，不分科系”，实际就是取消了此前按文理专业确定公费比例的办法，而以救济新的“战区生”为目的。

公费分为全公费和半公费两种，全公费的数额等同于抗战期间的全额贷金，即市米二斗一升，另加入副食费。半公费则为全公费的半数。全、半公费名额各占40%，其中教育系、边政系、司法组、复员青年军等一律发给全公费，且不受名额限制。公费制屡经修订，施行办法迭有更新，但每次实行新办法时，都强调旧生仍用旧法，新生改用新法。因此，尽管公费名额从抗战初期的几乎全面覆盖而有逐年减少的趋势，但因高年级学生仍袭旧法，至抗战胜利时，像西南联大这样的后方大学的公费比例仍相当高。

1948年，一名学生痛陈抗战期间战区生之冒名顶替现象时说：

“尤其教部把全权交付学校，但学校首长和教授们有时连学生本人也认不清楚，哪里还会知道他的家庭状况。甚至调查审核成了一种形式，实际上无论贫富，只要进了大学就得公费。到了抗战末后几年许多国立大学专科学校，几乎都成了‘全面公费'”

4、公费比例降低的代价

1946年秋，对日作战虽已结束，但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有增无减，战争并未结束，教育部规定，凡已享有公费的旧生仍维持至毕业为止，大一新生和临大生的公费比例实行“三三四”制（即全公费比例为30%、半公费比例为30%、自费比例为40%)，比例较前略有下降。

1946年秋季分发到北大的709名联大生中，有多人因各种原因未到校注册，截至12月12日，只有658人报到注册。其中，全公费生558人，占已报到的联大学生总数的85%；半公费17人，占联大学生总数2.5%。总计联大生的公费比例（包含全、半公费在内）高达87%。

关于联大生公费比例如此高的原因，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在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信中写道：

联大生“其未领公费者，多无力北来就学，故刻下报到人数中，享有公费者逾百分之八十”。其实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历史因素造成的。

例如，根据1943年颁布的公费办法，工科学生无论是否为战区生，全部享有公费，文法专业学生的40%能享有公费。1945年新颁布的方案规定全公费、半公费各占40%。凡此，均明显高于战后的比例。

故联大生的高公费比例是战时当局优待赴后方求学的爱国青年的结果。恰因含有政治优待，故在执行层面“不免宽滥”，申请手续较为宽松。

随着战后学潮的频发，当局与学生之间日益敌对，相互埋怨，情形正如北大教授朱光潜所说的那样：

“政府在这种困难时期耗费大量人力与物力来培养青年，未尝不望得到青年的用处，而事与愿违，多数青年在怨恨政府，仿佛以为现状恶劣至此，一切责任都该由政府担负。”

政府与学生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体现在公费制上就是“名额有逐年递减之规定”。名额递减的另一原因是国民党当局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因为公费制度的覆盖面太大，不仅面向大学生，也面向国立中学学生。

抗战期间，无论大学还是中学，均呈现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全国大学生总数为41922人，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因“收复区停办学校次第恢复”，即接收了大量沦陷区学校的学生，总数增至129336人，是1936年的3倍。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1947年全国大学生享受全公费者共76978人，占大学生总数的53.4%，享半公费者12181人，占大学生总数的8.5%，中专生和中学生尚不算在内。全国大中学生享公费者总数达到15万人。1947年上半年，国民政府仅大中学生的公费支出就高达4300亿元，占教育部支配的教育经费的25%。

由此可见，公费支出已成为国民党当局沉重的财政负担。

因此，在战后学生人数继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当局不得不降低公费比例。

1947年7月2日，行政院会计长、主管各机关财政预算的陈克文参加完预算审查会议后，在日记中记道：

现在恃国家供养的所谓公费生只是国立学校的学生便是十七八万人，省立学校的数目也约略相等。因为粮价上涨，这些公费生的主副食费原预算所列不敷支应，追加之数全年竟达三四百亿之多，国库能力如何负担得了。预算会于通过了这几个案件之后，又建议政府，应将公费生名额逐渐予以减少。

减少公费名额一事很快进入实际运作。194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国立中学学校以上暨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奖学金办法》，正式用“奖学金”取代“公费”。

根据该文件，1947年秋季入学的新生，须在考前缴纳如下证件方有申请奖学金的资格：

(一)奖学金申请书：（二）家境清寒证明书；（三）保证书。

以上3点只是申请奖学金的前提条件，新生要获得奖学金，还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平均成绩位列所考取学校的前40%，且各校必须控制奖学金比例不超过新生总数的20%。

若新生考试成绩位居前40%，但该校的20%奖学金名额已满，必须自费；已获奖学金者在校期间的学业平均成绩若不满70分，取消奖学金。

这个制度的实质是给奖学金申请设置重重障碍，一方面纾解当局的财政压力，一方面引导学生将精力用于考试，从而限制其向外发展。

从战时的几乎全额、到1943年按不同专业来分配不同的名额，到1945年的“四四二”制、1946年的“三三四”制，到1947年只有20%的学生能享受奖学金，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迫于事实上的财政支绌，一方面因学潮迭起而“对于学生又怕又恨”，故逐年减少公费名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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