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君、亡国之臣,古往今来大多落得千古骂名,可隆裕太后这个亲手终结大清的女人,却成了例外。她被宗室骂作“卖国太后”,却在死后让举国哀悼,连革命党人都为她送上挽联。这背后藏着的,不是什么权谋算计,而是一个弱女子在乱世里的无奈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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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城的一声枪响,彻底打碎了清廷最后的安稳。短短一个月,十几个省接连宣布独立,原本的大清版图瞬间分崩离析。隆裕太后抱着六岁的溥仪坐在养心殿里,眼前的奏折堆成了山,全是坏消息:南方革命军势如破竹,北洋军只听袁世凯的调遣,国库早已空得能跑老鼠,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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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里的王爷们急得跳脚,有的喊着要“迁都热河,整军再战”,有的哭着说要“殉国尽忠”,可真要让他们拿出军饷、领兵出征,一个个又都缩了回去。隆裕只能一次次召开御前会议,每次都是满殿的争吵,没人能拿出实际办法。这时,被重新起用的袁世凯成了清廷唯一的希望,可这位“救星”心里打的却是自己的算盘。
袁世凯一边拿着清廷的军饷,一边偷偷和南方革命党谈判。孙中山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清帝退位,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他。袁世凯立刻转过头,对着隆裕软硬兼施。他把革命军的势力说得天花乱坠,又暗示如果顽抗到底,清廷可能会落得和法国路易十六一样的下场——脑袋搬家。
隆裕不是没挣扎过。她看着列祖列宗的牌位,整夜整夜地哭,嘴里念叨着“我对不起祖宗”。可她更清楚,继续打下去,受苦的是老百姓。当时北方已经出现饥荒,再打仗,不知道要多死多少人。而且清廷根本没有胜算,北洋军不听指挥,宗室子弟只会空谈,所谓的“再战”不过是自寻死路。
她开始和袁世凯谈退位的条件。南方革命党提出的《清室优待条件》里,保留了皇帝尊号、每年四百万两生活费、皇室居住紫禁城等条款。隆裕一条一条地看,泪水打湿了奏折。有人劝她别轻易答应,说这是“丧权辱国”,隆裕却摇着头说:“只要能保住皇上的性命,保住宗室的平安,让百姓少遭点罪,我担这个骂名也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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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中,她唯一的坚持就是明确“皇帝尊号仍存不废”。她对袁世凯的使者说:“江山没了,我没法交代,可皇上的名分不能丢,这是列祖列宗传下来的,我不能让他成了没名分的亡国之君。”直到袁世凯答应在条款里写清楚,她才松了口。
1912年2月12日,隆裕带着溥仪举行了最后一次朝会。她拿起《清帝逊位诏书》,声音哽咽着念道:“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念到最后,她再也忍不住,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殿里的宗室大臣们也跟着哭出声。这一天,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正式落幕,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也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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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位后的隆裕像变了个人。她不再打理后宫事务,每天关在长春宫里,对着溥仪发呆,常常自言自语:“是我把江山丢了,是我对不起祖宗。”长期的抑郁和自责拖垮了她的身体,1913年2月22日,年仅46岁的隆裕病逝。
消息传出后,举国震动。民国政府决定按照外国君主的礼仪为她举办国葬,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志哀三天,文武官员穿孝二十七天。北京的街头,百姓自发为她送行,连曾经的革命党人都感慨:“隆裕太后以一身救万民,千古以来,未有之贤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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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她是软弱无能,才丢了大清;也有人说她是明智之举,避免了一场内战。可不管怎么说,隆裕太后在最艰难的时刻,没有选择鱼死网破,而是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亡国的骂名,换来了南北统一和百姓安宁。她不是什么权谋家,只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太后,一个想保护儿子、想减少生灵涂炭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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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亡国太后”,或许算不上英雄,却用自己的退让,赢得了比权力更珍贵的尊重。历史记住的,从来不是那些顽固到底的失败者,而是那些能为苍生放下执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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