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琛：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题记：2025年10月16日晚，北大国发院承泽商学第45期暨昌平区政协北七家委员工作站悦读书屋第3期活动举办。本文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琛的主讲内容整理。

我所研究的学科领域是公共政策与国际发展，结合个人研究和国际发展的理论框架，努力回答这样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新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挑战及其影响是什么？二是为了与世界凝聚共识、共享美好未来，中国能做些什么？

新国际环境包含何种挑战

“全球妇女峰会”2025年10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命运与共，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征程”。大家讨论全球性挑战时，不同国家、地区和行业领域的代表观察和视角各不相同，结论是否可信却有待验证。为此，我们结合其他同类型峰会、重要会议或国际文献，对这次峰会的研究结论进行了佐证。

早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相关活动在纽约举行期间，我们针对本次高级别周各方立场和文献构建了分析模型，想回答的问题是：联合国众多成员国和各行业领袖如何看待全球性挑战。

因此，在佐证研究过程中，我将高级别周相关活动中关于全球性挑战的讨论，与北京全球妇女峰会上的相关讨论做了关联性回归分析，通过分析两类大型峰会的正式文件、讨论资料、媒体报道甚至个人朋友圈以及自媒体发布的内容等海量数据，我们得出如下三个研究结论：

一是理念认知偏差。在发展观念上，不同国家的人和社会定义发展时使用的形容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分歧，我称之为碎片化的发展观。以往这类代表理念、道德判断的形容词，我们能找到很多共识。比如大家都希望未来更美好、安全、繁荣、公平、公正、平等、可持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什么是一个国家最适合的未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给出了不同答案。例如国际上部分声音质疑：“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成本过高”“多边主义不一定是全球治理的基本伦理”等，这是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以来，首次出现如此深刻的思想分歧与激烈碰撞。正因如此，我们特别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或者说现实条件来实现平衡。

二是数字包容性壁垒。如今我们处于数字时代，很多事情都要与数字挂钩，比如经济研究开始重视数字经济，学生发展、青年人进步会看重数字能力、数字素质，连科普工作也离不开数字，但是数字时代并没有让人类自然而然地增进彼此了解、更容易建立互信，相反，数字催生了更高层次、更复杂的信息鸿沟和信息茧房，更难逾越。我们还以电视节目、短视频、微短剧为研究对象做了复查，发现信息传播同样存在明显的问题：比如看视频需要较长时间的注意力，但当下人们的注意力正被算法深度牵引，算法会持续推送符合用户偏好的内容，不断缩小信息视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主动筛选和思考信息的概率降低，过于被动接收同质化内容，导致形成主体独立判断、与多元观点产生深度共鸣的能力弱化，人的主体性也随之逐步消解。

三是青年一代正在失去机遇。我们的研究落脚点是青少年一代，即便不做大量数据支撑，从逻辑关系上也能推断出：如果这个时代没有正向推动，这一代青少年的未来视野会不断收缩，可能从“世界地图”退缩到“国家地图”，叠加国家发展受限制，最终可能只有回归到“家乡地图”。全球化时代来临前，我们是从“家乡地图”出发，怀揣梦想拥有了“国家地图”，感受到在国内能自由分享和流动。后来又发现国家与世界的距离很近，以中国人为例，包括青少年在内，越来越多人的未来视野是“世界地图”式的。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倒车现象。

挑战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

首先是碎片化发展观带来的生活变化。举一个我的亲身案例：我在联合国系统的首个学术任职是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展部门，承担与发展相关的科研项目。在阅读文献时我得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提出17项发展任务，其中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根基的一项，就是应对气候变化。2021年，联合国在日内瓦恢复了疫情后首次线下峰会，并向世界呼吁：“Climate change is caused by two things, human activity and human inaction.”（气候变化由两件事造成：人类的行为与不作为）。

包括气候行动在内，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所有挑战，本质上都是人类行为导致的，这些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根源在于人类行动难以统一。这正是“碎片化发展观”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无法形成合力。

再看数字包容性壁垒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变化，我尤其想谈谈AI。很多人认为AI是发展机遇、经济引擎，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和部分舆论甚至认为，AI是推动女性发展、促进全球性别平等的良好机遇，比如有了AI，女性可以成为数字游民，可以居家办公，可以摆脱体力劳动的限制，无需再与男性的体力优势对比。

事实并非如此。麦肯锡2023年的一份报告，调研了全球范围内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组织，发现在这些组织中劳动人口约有30亿，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各类组织使用的AI技术约1.5种，到2023年这一数量超过4.5种，意味着代表AI能力的“彩色曲线”很快将超过代表人类自身能力的“黑色曲线”，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力将会被替代。这30亿劳动者将面临能力提升、就业安全与教育适配的巨大压力。

“体面就业与经济发展”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8项目标，但是未来人们越来越难找到体面的工作。当大家都面临AI带来的就业心理压力与现实压力时，本就长期受限的女性会不会成为数字时代率先冲击的群体？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统计数据，而现实世界中数字经济领域的头部企业，正因AI掀起裁员潮，AI对部分岗位的替代是重要驱动因素之一，且相关影响已呈现扩散态势。

最后，“失去机遇的一代”究竟失去了什么？特朗普再次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我们设计了一套问卷，调研结果显示，曾心怀远大理想的人群，比如曾经想让美国变得更好、希望改变世界的人，如今很大比例只关心个人收入，视野明显收缩，而真正关心环境、关心全球问题的人，占比甚至不足20%，且这20%中可能还有部分人同时也关注个人收入。我们的问卷调研对象是年轻人，他们这一代未来也要涌现出美国领袖。这样的结果令人遗憾。如果美国青年精英的国际视野持续收缩，越来越多人只关心个人温饱，多边主义恐将难以为继。而且，即便我们搭建平台、打开窗口，若世界议题的参与人数越来越少，有效的头脑风暴也许难以开展。

另外一件管中窥豹的事，是美国国家密码博物馆的光荣榜出现微妙变化。和世界许多博物馆的设置相似，该博物馆入口处设有光荣榜，以展示在美国密码事业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美国人。在美国推进多元文化期间，博物馆仅纪念、表彰白人科学家的行为得到纠正，有色人种尤其是有色人种中的女性科学家的贡献被添加上榜。然而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社会风气与文化潮流生变，光荣榜上出现一块布，粗暴地遮盖了她们的名字。

试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若非主流群体，包括青少年，未来能依靠谁？

回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任务。中国贡献了其中一项且得到联合国成员国的广泛响应，那就是全面消除贫困，该任务被列为议程首项任务。这是体现中国国际视野与全球情怀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思想贡献，全面消除贫困本来也是17项任务中最能凝聚共识的一项，能超越文化、意识形态分歧。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一度下降到不足1亿，这项任务取得了切实成果。可是近几年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全面消除贫困进程受阻。联合国今年发布的《我们需要的安全》报告中指出，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相比2022年增幅达到冷战结束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若将资源和机会投入冲突与竞争，民生必然会受到冲击。数据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不足1亿反弹至近2亿，这令人痛心。极端贫困意味着这部分人群的家庭日均收入都买不起一个汉堡。

中国可以为全球发展做些什么

在接触国际发展领域之前，我曾认为，在国际关系中解决好对话与凝聚共识就是重要的思想贡献，也一直在这个方向上不懈努力。比如在研究专著中，我试图深入探讨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如何让各民族共享发展机遇，以及国家采取的相关行动。

不断生变的现实世界却与我的认知大相径庭。在多数人看来，西方社会更强调开放、包容、民主，移民数量也是佐证。但我也看到，西方社会多元表象下的身份认同、文化融合出现壁垒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疫情期间针对华人的种族仇恨犯罪增多，还有美国硅谷和加州的移民群体，并未形成文化共同体而更像是一个个“文化小孤岛”。对此我强烈感到：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积累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经验值得与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交流分享。

还有AI带来的新问题。麦肯锡曾总结，AI的10项技术会重塑人的认知范式，弱化人的主体性，构造更难突破的信息茧房等。

这些问题也让我意识到：

首先，时代在发生深刻变化，研究也必须跟着时代做出调整；

其次，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平等对话、开放包容、机会共享的时代环境，仅从单一国家视角看待国际问题，无论个体如何提升研究能力，都会因思想局限而难以让研究成果体现出应有的历史自觉与担当。

带着这样的反思，过去近十年我只专注做一件事，即撰写英文专著The Chinese Storying：Globalization。AI可能会将书名翻译成《全球秩序中的中国故事》，身为作者我不得不澄清：书中没有“全球秩序”这个概念，核心是“全球化”，我想挑战的也是西方对globalization（全球化）与global order（全球秩序）的固有认知。他们认为全球秩序被破坏，导致全球化难以为继，而我希望通过研究与他们展开思想对话。

大家可能会问：这能得到国际认可吗？我的答案是：要对世界有信心。哈佛大学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书评中写道：《全球化中的中国故事》体现出作者对国际发展研究前沿方法的把握，改变了以往仅从经济维度评价中国全球化的片面视角。这让我十分感动，感到深深被读懂。这本书也得到祖国的认可，包括入选“中国精品出版物”。

带着这样的信心，我特别希望强调：发展观念必须基于智慧与思想，在某些情况下应多关注东方智慧。东方哲学也让我养成以人为本的思考习惯，成为我评价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关键角度。比如我更关注AI对就业、性别平等的潜在负面影响。再比如我深切感受到“全球南方”国家对粮食安全、体面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我也会意识到西方谈论领导力时会有多个维度，但我更关注不同文化定义的维度之间的交集：能力或工作并不是碎片化的，应视为一个整体或体系，而构建体系需要黏合点，那就是思想碰撞。只有在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文化互学，并在互学中创造更先进的文化。

书中提出“国家国际发展贡献力模型”，还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纳。在我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与定义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同时，我在对外讲述时会重点分享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向世界贡献的实践与成就。比如在2024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我撰文指出：南南合作并非要替代北南合作，而是为全球发展贡献了一种更可持续、更开放包容、更普惠的模式。关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AI行动计划，以及科技向善、科技为民的伦理理念，我也会在不同场合、以多种形式去做交流。在国内发声时，我则会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如何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小 结

简而言之，《全球化中的中国故事》是以我的个人经历向世界传递出如下信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的思想进步，我们需要从单一国家视角拓展到全球视野，从一心讲好中国故事发展上升到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让世界关注到：中国的全球化不只是GDP的增长，更是一种文明对话的新可能，在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权，在人的发展与现代化的学术和实践之间架起桥梁，帮助世界各国读者理解和思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解决方案的价值导向。

我们到底有哪些可以对外贡献的中国智慧？我喜欢这样一个故事：三位好友共尝一坛桃花醋，偏向道家的黄庭坚感觉甜，偏向儒家的苏东坡尝出酸，挚爱佛家的佛印品出苦。这就是“各美其美”，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知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正是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文化之一，这也是世界对文明发展大方向的共识，正如“软实力”理论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被操控，即使是被软实力操控（No country likes to feel manipulated, even by soft power）。”

整理：王志勤 | 编辑：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