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之难,众所周知。美方百般阻挠,拖延五年,直到1955年,他才在中方斡旋下脱身。
当时的美军将领说,钱学森一个人,抵美军五个师。
而钱学森对此却评价说:“美国人说我值五个师,那么我的师弟郭永怀值十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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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郭永怀也回来了。他和妻子李佩带着五岁的女儿,登上回国的飞机。
临行前,他将十多年未发表的科研资料,一页页投入火炉。
这对夫妇放弃美国的安稳生活,选择回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那一年,距离郭永怀第一次离开祖国,已整整过去16年。
赤子之心, 冲破重重阻力回国
1909年4月4日,山东荣成滕家镇,一户普通农家迎来了新生命。
这个孩子后来改写了中国力学的版图,也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共和国最机密的工程里。他叫郭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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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家庭并不富裕,但父亲很早就看出儿子与众不同。
10岁那年,家里拼尽一切把他送进了私塾。
郭永怀读书很拼,也读得很稳。17岁时,他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青岛大学附中,成了本地第一个中学公费生。
1929年,他又考上了南开大学理工预科班。当时的南开,正是名师云集、思想活跃的时代。两年后,他顺利升入本科,选了物理学专业。
他在南开遇到了一位重要导师——物理教授顾静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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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眼光极准,很快发现这个沉稳、安静的男生在理论和逻辑上具备罕见的直觉。
在两位导师的联合指导下,他的物理学理论基础逐步完整。
1938年,国家举办第七届庚子赔款基金公费留学考试。
全国考生超过300人。郭永怀报考的是“应用弹力学”,一个冷门但基础性极强的学科。最终,这个方向全国只录取两人:一个叫钱伟长,另一个,就是郭永怀。
这一年,他29岁。他拿到奖学金,准备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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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在战乱、签证与交通多重阻力下,他终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入应用数学系读研。他不浪费一分钟时间,仅半年便拿下硕士学位。
1941年,他进入国际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工作,成为跨声速流研究的最早参与者。他主动挑了个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
最开始没有人要求他做,也没人看好他。但他知道,中国未来要造飞机、导弹、火箭,就必须从这些基础理论搞起。
这年,他遇到了钱学森,两人几乎同时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弟子。卡门是世界公认的空气动力学权威,是美国军工系统背后的技术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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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指导下,郭永怀日夜攻关,最终写出一篇系统性强、推导精密的博士论文。
1945年,他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隔年,他被美国航空工程研究生院聘为讲师,正式加入美国核心航空科研团队。他的研究成果接连发表,先后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与“奇异摄动理论”,成为当时力学界最受关注的青年学者之一。
不久,他接到康奈尔大学的高薪聘书,成为航空系终身教职人员,还主持3项航空领域国家级课题。
1947年,他遇到了同样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李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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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和夫人李佩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李佩毕业于西南联大,是位有思想、有主见的女性。
他们在一次讨论会上相识,不久后便相恋。两人1948年结婚,1951年女儿郭芹出生,一家三口的日子舒适、体面。
在康奈尔的那几年,郭永怀事业顺利、生活优渥。他有稳定职位,有独立实验室,论文不断发表,还常被邀请去做讲座。
朋友都劝他,“干脆就留在这儿吧。”
但他不这么想。
自从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郭永怀一直想立马回国。他知道,祖国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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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5年,美国被迫取消对中国留学生出境的禁令。但想真正离开,并不容易。
要填写安全审查表,里面一栏问他是否愿意为美国军方服务。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不”。
从此,他被列入“敏感人才”清单。出入境受限,研究资料受控。
但他没有退缩。
那年秋天,钱学森先一步回国。
李佩后来回忆:“钱学森一归国,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盘算着回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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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左二)与钱学森(左一)在教务会上
不少朋友劝他:“康奈尔教授不容易,你已经有一切了。孩子留在美国有好教育,国内什么都缺。”
身边劝他的人越来越多,郭永怀却只留下了一句话:“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回国前,他做了一件震惊所有人的事。
他将自己十多年研究的未公开手稿、原始资料,一页页投入炉火,亲手烧掉。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带着李佩和女儿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
这一天,他47岁。他离开祖国整整16年,终于回来了。
他要把自己的全部能力,用在这片值得奉献的土地上。
舍家为国, 难尽为父之责
1950年代初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刚刚建立,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要造飞机、造卫星、搞核试验,连一套完整的工程力学体系都没有。
大批关键设备依赖进口,很多技术还停留在书本阶段。要摆脱落后、真正站起来,最要紧的是三件事:建机构,聚人才,搞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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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与钱学森在中科院力学所
就在这个背景下,郭永怀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从那一刻起,研究所的事务、国家的需求、年轻人的培养,就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力学,在当时听起来是冷门学科,但他知道,搞不好力学,火箭造不出来,原子弹也飞不准。
那时候条件艰苦,项目杂,任务急。他既要统筹研究项目,也要亲自带学生,白天跑现场、晚上查数据,周末照常加班,节假日也不例外。
他不仅重科研,还重人才培养。
1956年,郭永怀与钱伟长一起,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力学研究班”。这不是普通培训班,是为国家培养骨干的“速成班”。郭永怀亲自担任第二届、第三届班主任。讲课、批作业、搞讨论,每一堂课都亲自来,毫不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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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给中国科大学生上课
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从不压人。经他指导成长起来的学生,后来很多都成为国家级专家,是各个领域的顶梁柱。
1958年,他又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筹建。这个学校是当年周总理亲自批准设立的,为的是一口气建成中国自己的“科学家培养基地”。
郭永怀受命主持新建的化学物理系,系里一无教材、二无设备,他一边写教材,一边带头搞课题,硬是把这门新学科从零带了出来。
外面的人只知道他职位高、能力强。但他家里人,其实并不了解他究竟在做什么。
由于保密规定极严,妻子李佩和女儿郭芹只知道他经常加班、经常出差。有时连去哪儿、干什么都不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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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懂事,从不打听,默默支持。郭芹从小就习惯了父亲的“神出鬼没”。
她曾经在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在我的记忆中,最突出的是父亲好像从来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
每周日上午,他照例去力学所。下午,就窝在家里看书、改材料、写报告。偶尔在家待半天,也是一边陪孩子,一边翻资料。
他不爱出门,也不太说话,但手头的事从来没落下。
有一年,大概是1963或1964年,组织上实在看他太累,硬安排他去北戴河休假。他一开始还不想去,最后勉强答应了,带上家人。
在北戴河,他难得地放松了一次。女儿意外发现,父亲居然会游泳。他说,自己在海边长大,小时候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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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短短七天假期,他玩得很开心。但假期一结束,他第一时间回到研究所,又投入日夜不息的工作节奏。
1968年9月,郭永怀把女儿送去内蒙古插队。
那年,郭芹只有17岁,还没初中毕业。她原本希望参军,但被父亲否了。
郭永怀摇头:“不合规矩的事,不能办。”
他说得不多,但态度很明确:不能走后门,不能搞特殊,国家政策面前,人人平等。
呼伦贝尔的生活极其艰苦,白天劳动,晚上挤土炕,吃的是粗粮,穿的是旧衣。
郭芹给荣成的堂姐写信,说自己经常吃不饱饭,冬天冻得脚发紫。堂姐不敢告诉叔叔,只能偷偷给她寄地瓜干、花生、老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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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实在坚持不住,写信向父亲求助,说自己连一双像样的棉鞋都买不起。
这封信寄出后,郭永怀很快回了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代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手好了没有,初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
从这位“粗心”到连女儿鞋码都不知道的父亲那里,我们足以看出他的忙碌和对家人的亏欠。
这封信落款时间是1968年11月3日。
谁也没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郭永怀在执行任务途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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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成了他对女儿留下的最后一段话。
而那双没能买成的棉鞋,成了他这一生未竟的小事,也可能是他最后的挂念。
以身许国,最后的守护
1960年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那一年,国家决定集中攻关“两弹一星”工程。力学,是所有核心环节中最基础的支撑学科。
而郭永怀,正是在这一年,主动请缨,接下了我国核工程力学研究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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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现场,郭永怀手拿爆炸成型试件
这不是简单的办公室工作,而是实打实、蹚进死胡同里找出路的硬仗。
他带队深入青海高原实验基地,前后多次进入新疆罗布泊试验场。这些地方荒凉、缺氧、风大、温差剧烈,生活条件极差。吃的是窝头、喝的是凉水,晚上睡帐篷,白天顶烈日。
他与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科技人员混在一起,从早到晚,不分昼夜地干。
有时在现场一待就是几个月。大家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地方,他从不搞特殊。
到了1968年,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即将进入关键阶段。10月3日,郭永怀再度前往青海基地。天气寒冷,任务艰巨,他没有丝毫懈怠。
12月4日,他在试验现场发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必须立刻回北京和总设计团队会面,重新推演调整。他当天就联系了回京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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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劝他:“晚上飞太危险,要不要等明早?”
他只说了一句:“时间太紧,晚上飞最好,睡一觉就到了。”
他赶到兰州中转,等飞机时还不忘向同行的课题组人员了解实验进展,边听边记,精神饱满得像没睡过觉的人。
12月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附近准备降落。清晨四点左右,事故突然发生——飞机在距离地面不到400米时坠毁。
搜救人员在现场发现郭永怀和随行警卫员的遗体,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夹在他们胸前的公文包被完整保护下来,内部存放的,是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的关键实验数据与机密技术资料,全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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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国家的最后一次交付。
12月25日,国家内务部为他颁发烈士称号。两天后,也就是12月27日,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爆成功。
那一天,没有人忘了他。
消息传到家中,李佩沉默站在阳台,望着灰蓝的天,足足几个小时没说话。整夜未眠,床头传来几声轻轻的叹息。
第二天,她把丈夫的照片换了个位置,从床头移到床尾——她说,醒来的时候,第一眼想看见他。
从那以后,她几乎没有在人前落泪。但她的人生,再没有第二个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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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和夫人李佩
她守着郭永怀留下的事业,也守着两人共同的理想。
几十年来,她坚持教学、开讲座、做研究、写书、培养学生——一直做到生命的最后一年。
命运却没有停下对她的考验。
1996年,他们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那一年,李佩已年近八十。
身边的人没见她哭,只看见她默默收起了女儿小时候的布娃娃、练习本和那架弹过的小钢琴,一遍遍地擦。
几天后,她照常拎起录音机,走进教室,给博士生上英语课。声音有些沙哑,但内容一点没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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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曾问她:“您一个人,会不会感到孤独?”
她想了想,说:“我不孤独,我脑子里事可多了。”
确实多。
她七十多岁学电脑、八十岁还在带博士。81岁时,她发起设立“中关村大讲坛”,每周开讲,十年不辍,累计举办超过600场。她不懂“退休”这个词。
九十岁那年,她还和郑哲敏院士共同创办“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研究会”,一边治学,一边建言国家发展。
直到2017年1月12日,李佩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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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毕业于西南联大、留学康奈尔,是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长期担任中国科大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教学,影响深远,被尊称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公布:
编号212796号小行星,命名为“郭永怀星”;
编号212797号小行星,命名为“李佩星”。
两颗星体,隔空对望,永远同行。
这一次,他们终于可以不用分开了。
参考资料:
星耀苍穹:郭永怀与李佩的家国情怀
刘博
“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的光辉人生
侯新杰吕铭妍
郭永怀:鞠躬尽瘁似身许国
来源/中国科讯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以身许国,大爱长铭 扬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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