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打工仔多付900后自尽：司机返款不道歉，家属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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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新闻我写到一半停下来叹了口气。19岁的河南鹤壁小伙小郭，拖着箱子从虹桥站走出来，准备去投靠在上海打工的堂兄弟，想进厂干活，给家里减点压。他父亲病着，干不了活，母亲靠零工撑家，900块钱对这个家意味着一个月的饭钱和药钱。

人多，陌生，心里发怵。这时一位网约车司机王某靠上来，“绕平台，110就送你到门口”。小伙没多想，上了车。到了小区门口，司机让他微信扫码，他手一抖，把110输成了1010。页面弹出“支付成功”，他没反应过来，司机说句“好了”油门一踩就走了。

等他走到亲戚那边再看手机，心一下凉透了。多付的900，正是他这一程的生活底气。他去微信留言：“你好，我这边付多了，能不能给退回来？”对话框没有回音。线下交易，他连司机的手机号都没有。堂兄弟带他去派出所，拿到车牌，再去联系，还是联系不上。消息不回，电话打不通，这事就像堵在胸口的一块石头。

人都有那个“我是不是太傻了”的时刻。尤其你掏空口袋打工第一天，把生活费按错一个0。小郭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不去找工作，饭也吃不下。堂兄弟看在眼里，心里发慌，提醒了他哥哥：“他有轻生的念头，怕是要出事。”

4月3日晚，小郭失联。家人报警调监控，线索指向苏州。4月6日，小郭在苏州穹窿山采取极端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4月9日晚，游客发现遗体。家属在殡仪馆见到他时，已经无法挽回。死亡证明写得冷冰冰：中毒死亡。

写这段我刻意避开更多细节。不是回避事实，是不愿拿伤口去博眼球。一个按错的0，竟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家属没有闹，没有要天价赔偿。哥哥郭先生只提两个要求：退回多付的900，给弟弟一个道歉。诉讼抬上了法庭。

7月16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外高桥第二法庭开庭，司机王某没到。10月30日再次开庭，王某手机连线出庭。王某的态度，家属用“嚣张”来形容。他拒绝道歉，话里话外刺人：“谁会因为900块钱自杀，肯定是小郭有病。”

11月10日，一审判决下来了：双方存在合法运输合同关系，多收的900属于不当得利，王某10日内返还，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某承担。法律层面给出了最基本的秩序回应。钱退回来了，道歉却没有。

记者给王某打电话，他开口就骂：“有病吧是不是，管我p事，我的案子已经判了。”这通电话的态度，家属再次确认：他觉得自己没错。

这事刺痛人，不只是因为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刺痛人的是三个现实：

有人会说：他为什么走极端？情绪、环境、个体心理承受力，交织成结。我们没资格把责任简单甩给一个变量。可一个成年人的最起码善意，真的不该缺席。

从法律看，这案子清清楚楚。不当得利应当返还，法院已判。道歉不是强制义务，除非侵权或人格权受损另案主张，法庭很难判一个“必须道歉”。这也是家属决定继续上诉的理由之一——希望用司法路径，争一声迟来的“对不起”。

从治理看，线下揽客、绕平台谈价，谁都图个便宜，可是便宜与安全总在跷跷板两端。建议各地加密执法，明确职责边界；行业自律之外，平台可探索“扫码核验金额”“大额转账确认”之类的安全阀；警方、法院对“小额但急迫”的纠纷，能否有更快的绿色通道，给打工人多一份托底。

从个体看，我真心想说两句实用的：

写到这，心里还是堵。钱可以退，命没了。社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每个人一个微小的“多看一眼”里。那个“多看一眼”，也许是司机看一眼到账金额，也许是亲友看一眼他憋红的眼圈，也许是我们每个人看一眼自己要不要为了几十块“走捷径”。

我知道评论区里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你可以骂不讲良心的，也可以提醒大家别走线下；你也可以讲讲你遇到的“转错账”怎么要回来的。请克制攻击，给逝者一点尊重。这不是一次“网络审判”，而是一次对规则、良知、托底机制的拷问。

顺带放一个求助信息：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经历难以承受的情绪压力，记得求助。不丢人。可拨打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800-810-1117或010-8295-1332，或就近寻求专业机构帮助。身边人多一句“我在”，有时就能把人从悬崖边拉回来。

你怎么看：

评论区聊聊。你的每一个建议，都可能让同类悲剧少发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