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山至石牌：安庆拼凑再多的 “鼻祖”，“京黄故里”也难圆其说

近日，安庆一边执着于给自己贴上 “京黄故里” 的标签，一边在黄梅戏起源地的说法上左右摇摆，时而宣称源于黄梅山，时而又改口发源于石牌镇。为了支撑这些自相矛盾的论调，当地不断拼凑出一长串所谓的 “黄梅戏鼻祖”，从严凤英到阮大铖，再到杜撰出的程福香，每一个说法都试图绑定黄梅山或石牌镇。然而，梳理这些人物的生平脉络、戏班创办与收徒传承史实，结合怀宁近 400 年的人口变迁便会发现，这种强行挂钩的操作不过是自说自话的文化炒作 —— 所谓 “鼻祖” 既无宗师级的传承体系，相关说法更无史实支撑，从未获得学界与大众的普遍认可。

拼凑的 “鼻祖” 阵容：无传承、不宗师，只是硬贴的标签

真正的 “鼻祖”，绝非单纯会唱戏的名伶或戏子，而应是开创独特唱腔、创办戏班、广收门徒、构建完整传承体系的一代宗师。反观安庆抛出的多任 “黄梅戏鼻祖”，要么与黄梅戏起源无关，要么无像样的传承脉络，所谓与黄梅山、石牌镇的起源关联，全是后期生硬嫁接的结果。

先看被不少安庆百姓误认作 “开山鼻祖” 的严凤英。史料明确记载，严凤英 1930 年出生于安庆桐城，12 岁时拜侄子严云高为师学唱黄梅戏。作为 20 世纪黄梅戏的代表性表演者，她凭借《天仙配》等作品让剧种走向全国，唱功精湛、声名远扬，堪称 “名伶”，但绝够不上 “鼻祖”。从传承来看，严凤英虽曾参与剧团教学，培养过部分演员，但并未创办专属戏班，也未形成系统性的唱腔传承体系，其 “严派” 唱腔是在黄梅戏已成熟的基础上优化发展，而非原创开创。更关键的是，从时间线看，她所处的年代距离黄梅戏雏形形成已过去数百年，连 “早期传承人” 都算不上，顶多是 “推广者”，与 “鼻祖” 的核心定义相去甚远。

再往上追溯，安庆方面提及的丁永泉与蔡仲贤，不仅学艺脉络直指湖北黄梅，传承规模也不足以支撑 “鼻祖” 之称。丁永泉生于 1892 年，艺名丁玉兰，虽为黄梅戏早期艺人，也确实收过徒弟（包括严凤英的师父严云高曾受其指点），但他并未创办正规科班，传承多为零散带徒，且其技艺根源来自蔡仲贤。而蔡仲贤（1865-1942 年）是安庆望江县人，并非怀宁黄梅山或石牌镇人士。关键史料显示，迫于生计，蔡仲贤光绪年间前往湖北黄梅县做砻子匠，彼时当地黄梅戏正从 “两小戏” 向整本大戏转型，班社林立。他被黄梅戏的声腔吸引，主动拜师学艺，学成后回安庆组建临时班社演出，虽收过几个徒弟，但并未形成规模化、体系化的传承，更未开创专属唱腔流派。本质上，他是把湖北学到的戏曲带回本地传播，而非在安庆原创，最多算 “安庆地区早期传播者”，与 “鼻祖” 无关。

为了拔高说服力，安庆又将明末的阮大铖拉来充任 “鼻祖”。阮大铖 1586 年生于今安徽枞阳，虽为戏曲作家，曾创办过家庭戏班，但他的戏班以演唱昆曲、文人传奇为主，与黄梅戏的采茶调根源截然不同。其代表作《燕子笺》等全是昆曲剧目，戏班招收的也多是文人伶人，并未传承任何与黄梅戏相关的唱腔技艺。更关键的是，他的人生轨迹从未与黄梅山、石牌镇有过深度绑定，戏班活动范围也集中在南京等地，将其归为黄梅戏鼻祖的说法，一经提出便遭学界驳斥，连基本的传承关联性都不成立。

被识破后，安庆转而抬出阮大铖的叔祖阮自华。阮自华生于 1562 年，同样是枞阳人，晚年虽迁居怀宁，但史料记载他仅创办过小型家庭戏班，用于自娱自乐，并未对外收徒，也未将所谓 “创作的民歌曲调” 传承下去。所谓他在黄梅山创黄梅调的说法，不过是后世为绑定地名的附会 —— 他的戏班既未以黄梅山为基地，也未传播任何与黄梅戏相关的技艺，其创作的曲调与黄梅戏的采茶调本源毫无传承关系，连 “戏曲传播者” 都算不上，更别提 “鼻祖”。

最后，为强行贴合黄梅山与石牌镇，安庆竟杜撰出程福香这一 “鼻祖”。当地称其为怀宁石牌镇人，是黄梅戏班社创始人，但翻遍戏曲史料，程福香的相关记载多为近代拼凑。即便按当地说法，他生于 1670 年，创办的科班以唱徽调为主，仅兼唱少量民间小戏，这些小戏与湖北传入的黄梅调并无关联。更关键的是，该科班从未传承过所谓 “黄梅调核心技艺”，收徒也多是培养徽调演员，程福香本人既无原创唱腔，也无成体系的传承脉络，将一个徽调从业者硬说成黄梅戏鼻祖，本质是为地名绑定而进行的史实篡改。

近 400 年人口短板：黄梅山与怀宁无孕育戏曲的群众土壤

戏曲的诞生与发展，既离不开宗师级的创始人与传承体系，更离不开庞大的观众群体和从业者基数。而怀宁及黄梅山近 400 年的人口变迁，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孕育黄梅戏的可能性。

明末清初，怀宁作为安庆府下辖县，受战乱、灾荒影响，人口规模极小。据明清地方府志推算，明末安庆府总人口不足 50 万，分摊到怀宁、桐城等各县后，怀宁人口仅数万，而黄梅山所在的石镜乡一带多为山地，当时人口可能仅数千人。如此稀少的人口，连满足日常农耕生产都捉襟见肘，根本无法支撑戏曲所需的演员培养、班社组建和常态化演出 —— 毕竟戏曲演出需要足够观众维持热度，也需要大量从业者传承创新，人丁稀少的环境里，别说形成传承体系，就连戏班都难以存活。

清代康乾盛世期间，全国人口迎来增长，怀宁人口虽有所回升，但到道光年间，全县人口仍不足 10 万。黄梅山周边因地理条件限制，人口增长更为缓慢，直到清末，石镜乡、石牌镇等地的聚居点仍较为分散。民国时期，战乱频繁，怀宁人口波动剧烈，长期维持在 10 余万的水平。这种人口规模，最多只能接纳外来戏曲演出，绝无可能孕育出一个需要完整传承体系的全新戏曲剧种。

现代数据更能佐证这一短板。怀宁县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 年全县常住人口仅 49.6 万，较 2010 年还减少了 9.6 万人，人口呈负增长态势。而黄梅山所在的区域至今仍是人口稀疏的山地丘陵，别说 400 年前，即便是现在，也不具备支撑戏曲起源的人口基础。对比之下，湖北黄梅县同期人口规模长期高于怀宁，且作为平原与丘陵过渡地带，聚居点密集，这才为黄梅戏从采茶调发展为成熟剧种提供了必要的群众土壤和传承条件。

自夸的文化标签：毫无公认度的发源地炒作

从黄梅山到石牌镇，从阮大铖到程福香，安庆对黄梅戏起源地的论证，始终在不断替换主角、修补漏洞。这种操作的本质，是为了抢夺文化 IP 带来的文旅与文化价值，而所谓 “黄梅戏起源于安庆” 的说法，从未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定，也未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

安徽学者帅根元、孙皖樵在《早期黄梅戏艺人：蔡仲贤》中就明确提及，黄梅戏是以湖北黄梅传来的采茶调为基础发展而来；陆洪非的《黄梅戏源流》也承认，蔡仲贤是安徽最早的黄梅戏艺人，而早于他的相关艺人史料，至今一无所获。这些本地学者的研究，恰恰印证了黄梅戏的湖北起源。

至于安庆热衷标榜的 “京黄故里” 标签，如同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没有扎实的史料支撑，没有宗师级的传承体系，仅凭拼凑 “鼻祖” 阵容、强行绑定地名，再辅以自说自话的宣传，终究难以服众。文化 IP 的价值在于真实的历史底蕴，而非凭空编造的谎言。当炒作褪去，那些被硬拉来的 “鼻祖” 和被反复更改的起源地说法，只会成为文化争议史上的一段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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