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征求当空3军政委，直接说不愿意！刘亚楼：为什么不愿意？

“1949年11月初的晚上，北京西郊机场灯火通明，刘亚楼递过一张名单，笑着问：‘老李，空3军政委准备让你去，怎么，你眉头皱得这么紧？’”

新中国空军在1949年10月25日组建，离开国大典不过半个月，飞机不到两百架，可各级指挥框架一夜之间就要搭起来。这事落到刘亚楼头上，他的第一反应是：人手从哪来？陆军调。于是，一张又一张名单飞往各大野战军。那一年，转业两字几乎成了口头禅。

李中权的名字，比多数人出现得更早。其时他34岁，东北野战军46军政委，辽沈一役口碑极好，学历又是稀罕的中学毕业。选他，逻辑简单：年轻、打过硬仗、还能写材料。然而人选本人听完，一口回绝，“我在陆军干得顺手，空军那套，我真不懂。”

刘亚楼并不意外。前几周，刘懋功也摆过同样的架子：先找军里领导解释，再跑到兵团，最后又磨到野司。甘泗淇政委好说歹说，他才勉强点头。技术军兵种对陆战老兵的冲击，远比后来者想象的大。步马炮识途，一到飞机、雷达、无线电，全得重来，谁心里不打鼓？

有意思的是，空军、海军挑干部，标准比想象中苛刻。年龄最好三十五岁以下；文化程度能看报、能写简单训令；作战经验不能低于团一级主官。八纵、九纵里找了又找，最终确定人选时，刘亚楼对副手们说：“别嫌他们不懂飞机，先要能带队伍。”换句话说，先把部队的魂扎住，再补技术短板。

李中权却仍在犹豫。他担心三个问题：第一，到空军是不是得学飞行？第二，指挥体系完全不同，搞不好要出事故；第三，一旦去了，怕被“冷藏”。当晚的谈话，他一句“我服从组织，但是——”没说完，刘亚楼就笑了：“空3军一个空军军，比陆军军大多了。你不是降级，是升格。”一句话，说到点子上，可心里那道坎还没迈过去。

翌日，调令正式下达。组织部门行事素来干脆，没有无限期的思考空间。李中权拎着小箱子，坐上开往南京的列车，心里五味杂陈。同行还有十几位陆军干部，车厢里议论声不断，有人半开玩笑：“咱这是临时客串，干不好就申请回陆军。”没人接话，空气有点尴尬，却真实反映了彼时氛围。

南京军区航校操场，第一堂理论课是空气动力学，讲台上苏联教官操着带口音的普通话。许多陆军出身的学员先是听得晕，后干脆拿出笔记一字一字抄。不得不说，文化底子见高低。李中权笔记做得最清晰，班里很多人直接借他的本子去复印。对“空气动力”四字，他第一反应是：“不就是风力学么？”那阵子，能自嘲的人，适应最快。

1950年春，朝鲜局势骤变，中央军委命空军限期形成战斗力。时间紧、编制新，一系列紧张训练卷起风暴。空3军驻防东北，李中权抱着一摞俄文教材进宿舍，上铺战士困到打呼噜，他仍拿着小词典查单词。旁人劝他睡，他摆手说：“别打搅，我脑子本来就慢，停一停全忘了。”口气虽带玩笑，却透出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空军重奖肯钻研的新干部。1951年底，李中权和技术处一道搞出《空军三级政工工作要则》，中央批示“可在全军推广”。文件未必精妙，但在缺资料、缺经验的情况下，算开了先河。那一年，空3军的地勤、后勤、雷达站、机场管理办法，全靠边学边干。谁也没想到，一群陆军老兵能把这摊子撑起来。

然而好景不算长。1952年“三反”运动推开，空军内部也要抓贪污、浪费。李中权负责空3军纪检小组，查处物资流失四十余起，却因为手法严厉，被个别干部上书检举。运动稍有风吹草动，他就被扣上一顶“粗暴简单、包庇亲信”的帽子。军衔、军级提拔，自此停滞。外界看不透内情，只觉得他的名字频频从提拔名单中消失，议论纷纷。

1965年，空军大调整，副兵团职干部轮训。名单又出现李中权，依旧是副兵团。有人替他抱不平，他笑笑：“往上走一步，组织总得放心吧。”他没解释，当年“三反”尾巴未剪干净，层层流转的“审查结论”像影子跟随。技术兵种规矩多，档案一句话能拦住升迁，不是个人勤奋就能撬开的。

进入七十年代，批林整风席卷军队。大批干部平反。空军党委重新核查旧案，发现李中权的“问题”早被原军委监察部否定，却因文件归档混乱，一直没撤销。1978年春，他的任命终于升为正兵团职，补发差额津贴。有人问他感想，他只说：“干活照样干，待遇对上就行。”语气淡，却掺着多年沉淀的苦辣。

1983年离休时，他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驻地仍选在空军大院。楼下年轻飞行员叫他“老政委”，他回一句“好好飞”，再无多话。此后，他常被请去讲课，主题还是1950年那段珲春机场的建设。“钢轨冻到地里拔不出来，我们就烧煤炭烤，烤松了再锤。”这一幕，他讲了不下三十遍，却从不提“三反”里的波折。有人好奇，他淡淡一句：“过去事，搁那儿吧。空军这摊子立住才算数。”

他在空军待了整整三十二年，从排斥到融入，再到守望。回首初到南京航校那天，他曾拍着行李箱自嘲“走错片场”；而在他退休那年，空军航空兵师已遍布疆域，一架架歼七、轰六呼啸而过，早把那句“干不好想回陆军”碾碎在跑道尽头。朋友问他，如果再选一次，还去不去？他摇头，却笑得轻松：“让年轻人去折腾吧，我那会儿也没得选。”

故事到这里收住，没有宏大的尾音，也没有高亢的口号。某种意义上，李中权的那句“没得选”，正是第一代空军干部的共同心境：组织需要，就必须上。结果有得有失，曲折难免，可转折处往往铺就另一条路。新军种的雏形，终究是这样一点点垒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