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的读法

◎念一

宽厚和尖锐，是两种不常共存的文学评论质地。宽厚者容易温吞，尖锐者走向刻薄，唐诺的作品是少有能兼顾二者的。他的写作，就像他坐在咖啡馆里跟你聊文学。外面是台北街巷熙熙攘攘的人流，桌上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笔记本，旁边也许还有他最常引用的博尔赫斯。据说只要无特殊情况，他每天雷打不动都会在咖啡馆写作约5个小时，早上开始，下午两点回家。他阅读范围甚广，从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到朱西甯、朱天心、朱天文等人的写作；从各路青年作家，到漫画、野史、报纸、体育杂志。

唐诺熟稔于使用杂糅着恳切、犀利、婉转、热忱、悠闲感的叙事腔调。他的作品既有长评论也有碎片集，无论长短，你都能从腔调中读出唐诺的语气，从而联想出他的形象。一个温厚外表下的刁钻之人，一头兼具狐狸的观察力与刺猬的整合欲的文本吞噬怪。一个智者，一位退后之人。一个雷打不动每天在咖啡馆写作几个小时但看书时间更多的文学行家。

他不惮给出犀利的判断

唐诺早年写过小说、文学评论、体育评论，从纸媒、BBS论坛持续至今。他隐匿了自己早年间许多创作，认为在文学的标准下那些尚未达标，因此不值一提。他在中年以后的书写质地越发醇厚，近十余年来，他的写作在华语世界收获诸多读者的肯定。其中《尽头》《声誉》《求剑》三书颇能代表他的评论质地。

唐诺不惮于给出自我的批评。对于一些颇负盛名但他心存商榷的作家，他也直言于纸上。比如他说古龙早期平庸后来又太乱来，说金庸从文学的标准来看有点不上不下的尴尬。他批评村上春树写作中的甜腻，讥讽“如果卡夫卡知道会被村上当甜腻果酱来抹，我赌他会更坚持烧掉甚至生前就自己动手”。

包括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他也指出不足，他说：“《长恨歌》仍恪守七言一句的‘规矩’到底，因此节奏不免有些单调，有些地方也切割得太方正勉强，踢正步一样从人间一路直到天上。”

当然，他也有误判，比如他早年间对电视机的担忧，跟美国小说家品钦在长篇《葡萄园》里把电视机当做“娱乐至死”的媒介一样，他们都没想到短短二三十年过去，电视机已经成为过时般的存在。在《不那么担忧电视的钱永祥》一章中，唐诺点评电视，真的很像今天的文学家评人工智能。他当时认为：“把电视看成某种会被汰换、会消失的东西因此只要忍受无需调整，这可能太乐观也太高估未来了。”结果事实证明，时势的狂飙有时真会超过眼光毒辣的文学鉴赏者的想象。

而我犹喜欢唐诺在读昆德拉小说时发现的那十二瓶波尔多红酒，这是他刁钻目光和文本趣味的最好佐证之一。

在阅读昆德拉小说《无知》时，唐诺注意到了十二瓶波尔多红酒。这些红酒是女主人公伊莱娜从流亡之地法国带回捷克的礼物，“盛装了她法国的二十年”，但“她的朋友都很不自在，大家呆望着那几瓶酒，直到其中一个朋友发了难”。伊莱娜原本满心期待同学会的旧友会对品尝波尔多红酒有所期待，就像她盼望故国的朋友会真正关心她在异国的经历。但她沮丧地发现，没有任何一名老同学对“法国这二十年的伊莲娜”有兴趣，少有人真正关心她经历了什么、思考了什么。

唐诺还注意到了红酒在小说结尾的扣题作用。在小说里，在一片烂醉之中，那位叫啤酒进来喝的同学发现了红酒直挺挺的存在，他大呼小叫地“我还是得尝尝你带来的酒”，可这些老同学喝红酒的架势，仍像是喝捷克啤酒的豪情方式。唐诺指出，在这种看似补偿的关怀中，“仍没有那二十年的法国，仍只有捷克”。他引述昆德拉的句子道：“她们就这样给伊莱娜做了截肢手术，把她二十年的生命截去。现在，她们又搞了个审讯大会，想把她久远以前的过去和她当前的生活缝接起来。这么做，就像是把她的两只前臂截去，然后把她的手掌直接固定在手肘上；像是把她的两条小腿截去，把她的脚掌接在膝盖上。”

引用之网与博尔赫斯之爱

本雅明曾经幻想写一本只由引用组成的书。唐诺的书当然不是引用的堆砌，但他可能最接近本雅明的设想。他信手拈来大量文本，从卡夫卡的城堡与甲虫到勒卡雷的间谍世界，光是引用博尔赫斯搜集起来就足以拼成一篇长文。但你又能明显察觉到他原创性的观点，他那些不同于流水线论文的灵光妙笔。我开玩笑说唐诺的书能大大满足金句爱好者，一本《尽头》能摘录的金句抵上别人十本书。

比如他批评“弗洛伊德式连续杀人小说”，指出这是人类世界既有的最令人厌恶也最乏味的小说：“假装思考，假装悬疑，假装有骇人的秘密只有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才察觉得出其蛛丝马迹，但不就是‘童年创伤’或‘恋母弑父’各四个匾额也似的大字吗？得假装个三四百页真是让人又尴尬又疲惫。”

他对表格式、列举法式文学评论的嘲讽，也让今天看多了东北三剑客、新南方作家群之类提法的我们为之捧腹——这文学圈的宣传，怎么今天和三十年前都还是一个味？他写道：“先立项再充填内容，以类聚以群分，所有人不管才智愚庸忽然平等地挤同一平台上——比方谈乡土文学，劈里啪啦列七八个一排小说家或小说名字；谈新一代书写，一样也是七八个一排名字，只是换成三十五岁以下。”

所以，唐诺其实很喜欢在句子里下判断，不拐弯抹角，有的评论家下一个并非洞见的判断，能用上三四千字铺垫，他是不玩虚头巴脑的，那些看似幽默、随意的判断，又能让熟悉被点评对象的人会心一笑。

他说写出了《瓦尔登湖》的梭罗，“年轻气盛、其实没什么隐士感倒像个拓荒者”；他回忆侯孝贤，“从不是个胆怯、在意自身、对安全有足够要求的人”；他在《无敌对之地，之时》里评价格雷厄姆·格林：“有一种很特别的柔弱，一种很渺茫的希望，他全力挣扎，并不那么简单被驳倒，但他‘期待被说服’”。

他讲了好几次梭罗。在《声誉》一书中《东西还可以更少》一章，他讲梭罗为什么写《瓦尔登湖》：不是为了寻求理想生活，“而是人寻求理想生活的必要条件必要基础……是以，这本书的核心思维正是——所谓真正的‘生活必需品’是哪些？”随之，他从《瓦尔登湖》书里梭罗时不时会检视自身的物品，谈到用人类学式的读法读小说，通过叙事者不经意间提到的物品，去观察“不同社会形态乃至于不同阶层人们的所谓生活必需品，以及更多生活真相”。

唐诺写作也很有对话感和提问意识。他行文中常出现的括号，也增强了这种对话感。表面上看，括号延缓了句子的节奏，让行文更缠绕，但这括号就是唐诺自己给自己加上的弹幕，是俏皮、幽默、延伸思考之处，如果删了括号，编辑才真是不懂唐诺文本的趣味。譬如他读张爱玲，说到这些年，时不时就会有新“出土”的张爱玲新文字，他就用括号发弹幕：“就不能一次拿出来吗？”当张爱玲早年的小说更被大众熟知、欣赏时，唐诺更喜欢她后来的作品，《小团圆》《雷峰塔》《易经》，这三本中，他尤为重视《小团圆》。在这本书中，张爱玲做的工作，就是对她见到过的人、事、物，进行一种“无遮无隐的专注”（朱天心语）。

在读完这本书后，他才真正确信张爱玲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而在他心里，张爱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说：“把张爱玲往公共层面想会是错误的，她自始至终、彻头彻尾是个个人主义者，不是那种强调这个那个权益的个人主义，而是质地真实、生活中生命里无一处无一事不是的24K纯金个人主义。”

唐诺的文学评论趣味，会让我联想到著名文学毒舌纳博科夫的小说评论。但纳博科夫更不留情，更刁钻，而唐诺在宽厚之余，行文间还有些文学论坛、BBS时代交流的质感。他的读法，是漫谈的，就像一个人在不同书中翻翻找找，抓住一个有趣点，天马行空又有些絮叨地扯了起来。读他的书，你会由衷感叹，这个人真会扯，真喜欢文学，也真的扯得很有道理。

文学不会消亡

《尽头》《声誉》《求剑》三书中，我最喜欢的那些部分，分别是唐诺对昆德拉、王维、间谍小说、张爱玲、侯孝贤、本雅明，当然还有他引用最多的博尔赫斯的谈论。他提出的一些概念，其实是很值得写作者深思的。比如“加挂重物的小说”。有的小说家为了让自己的小说显得有意义，引起评论家的兴趣，会刻意加挂重物，比如战争与年代戏似的时代背景，或者村上在《海边的卡夫卡》里找来卡夫卡提高阵仗的行为。加挂重物并非全然不可，但如果这重物非但无法帮助小说的文学质地更醇熟、有趣，反而令读者阅读时磕到石头，与作者本来最想表达的部分构成极大的违和，那这种理念上的虚荣，就容易折损文学本身的感觉。

借助读文学，唐诺也在输出他对于生活的看法。按理说，一个男人谈生活，在今天是很容易让人生厌的。但唐诺的幽默、真诚、自嘲稀释了说教气。他的评论魅力，既是知识之渊博，也是理解之有情。

最后，针对市面上陈词滥调但屡屡被重提的话题“文学是否会消亡”，唐诺在《将愈来愈纯粹》一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观点是：在今天，书写只能往更高更深更稀处去，这是必然的。许多东西，正从文学分离出去。

唐诺认为：“文学早已不是人的生活基本事实。”但在脱离种种热闹后，“它将愈来愈纯粹，纯粹到逐渐装不下人的其他企图，最终核心也似只留下文学自己的目标”。

唐诺坚信文学不会消失，为此他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写道：

“伍尔夫以为，人会想，会感动，会对美的新奇的事物心悸并难忘，会在比方黄昏时刻身心微妙地起变化，会抬头看满天星斗，会想象还会入梦，等等。这都是人自自然然的，无可遏止也不会消失，就是人自身的一部分；伍尔夫讲，人不是只生活和记账而已。”

在人类浪费时间这件事上，文学是帮了大忙的，可人类到头来最愿意回顾的，有时就是这看起来最无功利用处、被浪费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