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的一篇雄文，却掐灭了大宋复兴的希望！文人误国，比武人更甚

有一篇奏章，就让宋朝最后的中兴希望，一夜破灭了？当年那条雄文，是谁把宋哲宗的激昂斗志，狠狠浇了个透心凉？

公元1069年春，宋神宗一派雄心。北方契丹、党项虎视眈眈，朝中大臣愁云密布。宋神宗看了才二十出头，想大干一场，中兴大宋社稷。这时，一个书生走进了内廷——王安石。他手里捧着一摞密宗奏折，声称一旦实行新法，天下田畴、财政、兵制均可翻天覆地。神宗一拍桌子：“试便试之！”从此变法风起云涌。

“漕运要直管，募兵换保甲，市舶税要调高。”王安石以雷霆手段稳住军费，却引来一众老臣不满。司马光上书：“此法劳民伤财，实难持久。”御史台又有大臣拱手批评：“新法草率，恐天下动荡。”而此时，朝野两端，反对之声此起彼伏。

就在众人讨伐之际，一位“中流砥柱”缓步入朝，他就是文人苏辙。苏轼之弟，唐宋八大家，一入京便被皇帝赐与翰林学士。与性格激烈的哥哥苏轼挥毫痛斥不同，苏辙一改昔日“愤青”作风，语气缓和地进谏。他常对身边人说：“变法是条出路，只是在细节上尚可斟酌。”果然，朝中不少持中派转而倾听。

可是，新法在基层推行时，光征收青苗税就闹得江南百姓连夜逃荒。河道疏浚、筑堤造船，开支急剧膨胀，财政更捉襟见肘。王安石咬牙坚持：“日后可转盈为亏。”宋神宗文武百官随他折腰，谁还敢怀疑？

可是风云变幻，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元1085年，宋神宗突驾崩，太后垂帘听政。保守派瞬间卷土重来，司马光当先出击，罢免新法大臣，整个变法派一夜间被打回原形。王安石被贬去湘潭，朝堂上又是旧调重弹。

就在这阵痛苦反复中，苏轼遭遇“乌台诗案”。他的一首诗，被御史台解读为讥议圣旨，结果被打入大狱，几乎命丧黄泉。苏辙急忙跪谏：“陛下网开一面，方可安家国。”王安石也曾劝说神宗：“莫让苏轼沉冤。”可惜来不及了，苏轼被贬黄州，苏辙被贬江西司马。

直到太后权倾天下的权力逐渐消退，宋哲宗二十岁继位，一腔热血想接父志，再启变法。朝中保守派如鲠在喉，苏辙当即奉上那篇“雄文”――那场决定命运的那篇。

“臣观汉武兴土木，疆土广大，耗费无算，而昭帝休养生息，方成大汉中兴。今陛下一夕思父志，欲行旧制，恐复重蹈汉武之错......”苏辙把宋神宗比作汉武帝，将宋哲宗比作汉昭帝，把自己捧作霍光，人情世故，滴水不漏。语气虽缓，字字却像冷箭，一点不沾边的批评，俨然把变法写成“苛政”，把中兴说成“妄念”。

宋哲宗看了这篇奏疏，越想越不对劲：父皇为改朝局，几度在枢密院挑灯夜议；为何今日我欲再图大局，却被朝中大儒指为“妄行”？他心中气不打一处来。哲宗当场命人打断弘文阁烛火，质问苏辙：“你可知皇帝初衷？”苏辙只得面色苍白，伏地道歉：“臣愚见，未能体陛下用意，罪当万死。”

皇帝一怒，直接下令将奏疏拆毁，又把苏辙贬至徐州。苏辙满面愧色，回乡那日，寒风刺骨。他浅歎一句：“我本欲庇护变法者，却无意绊住陛下脚步。”那一刻，他自去冠冕，以发覆面，沿街而泣。

这场风波之后，哲宗打起精神，却因朝中逆流太盛，重振变法心灰意冷。未几而亡，英年早逝。徽宗即位，抛弃变法举措，新法销声匿迹，宋室从此再无中兴之望。

变法前后，宋朝究竟错在哪？有人说是“重文轻武”导致外侮；也有人说是经济不济、边境疲敝。但归根到底，还是朝政反复无常，改革缺乏持续执行力。王安石的锐气，被一群老臣的扳后腿掣肘；苏辙的善意，反成了皇帝心头一根钉。

如果当年苏辙没写那篇奏疏，宋哲宗会不会续父志？如果司马光不搅局，变法到底能否让大宋焕发生机？这些都只能停留在想象。如今千年以后，回看那段风云，我们只能长叹一句：文人误国，比武人更甚？ 信息来源：[《宋史·王安石传》] 参考资料：[司马光《资治通鉴》] 参考资料：[赵翼《宋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