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暴涨之际“临阵换帅”，通用汽车意欲何为？

引子

一边是中国市场的复苏向好，一边是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推进，叠加核心管理层变动, 通用汽车对中国市场的战略定位变得愈发复杂。

文丨乐雯萱

图片丨网络

中国市场连续四个季度盈利、全球整车制造商中实现唯一市场份额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下，通用汽车却选择在此时更换中国区掌门人。

近日，通用汽车宣布一项重要人事变动：自12月1日起，现任凯迪拉克全球副总裁的John Roth将接替何思文（Steve Hill），出任通用汽车高级副总裁兼通用汽车中国总裁；何思文则履新全新设立的全球出口与零售创新高级副总裁，全面统筹集团全球出口战略。

这一人事调整，恰逢通用中国业务强势复苏的关键节点。去年6月，何思文临危受命，仅用一年半就带领通用中国触底反弹：2025年第三季度在华零售销量达47万辆，同比增幅10.1%，连续两个季度实现销量与份额双增长。在跨国车企普遍承压的当下，这样的成绩尤为瞩目。

选择在业绩高点完成核心管理层更迭，绝非简单的高管轮换。这位执掌凯迪拉克的老将，为何会被委以重任？何思文的调任又折射出通用怎样的全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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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帅背后的战略布局

何思文的新职位——全球出口与零售创新高级副总裁，这是通用汽车为适配全球产业格局变化，专门设立的核心岗位。这一任命的背后，是他在华任期的亮眼成绩，他打造的全球出口“核心引擎”，如今已初具规模。

2024年6月，何思文临危受命接任通用中国总裁。当时，通用中国正面临销量骤减、连续亏损的困境。他迅速启动业务重组：一方面，整合产能资源、提升本土团队话语权；另一方面，挖掘在华产能的全球价值，推动上汽通用五菱车型换标雪佛兰，出口到东南亚、中东及中南美洲市场。

这一策略迅速见效。五菱宏光MINIEV家族仅2025年第三季度就贡献了11.7万辆的销量，这一成绩还带动通用汽车在华新能源产品销量连续十个季度同比增长。同时，出口业务也成了通用中国盈利的重要支撑，给集团在新兴市场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

何思文曾明确表示：“上汽通用五菱的出口业务显示出巨大增长潜力，为通用汽车提升国际市场盈利能力立下汗马功劳。”

如今将他推向全球出口负责人位置，核心目的很明确——复制中国市场的成功经验到全球。通过“中国研发+中国制造+全球品牌”的组合拳，最大化发挥中国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而接替何思文的John Roth，是通用汽车内部成长起来的“老将”。1991年加入通用汽车，先后在一线及总部的销售和营销部门的多个岗位任职，2013年，出任加拿大市场营销、销售及服务副总裁。

2018年，Roth调任非洲与中东业务总裁兼董事总经理，带领该地区实现战略性可持续增长，展现出对新兴市场的驾驭能力，随后担任全球客户关怀与售后服务副总裁时，深化了对终端用户需求的理解。

2023年6月执掌凯迪拉克后，Roth带领品牌成为了全球增长最快的豪华品牌，还拿下豪华电动车销量第一，更推动凯迪拉克进入F1赛车领域。

通用汽车执行副总裁罗里·哈维评价他：“John具备丰富的全球市场领导经验，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出色的业务成果，深化了合作伙伴关系，还为高绩效团队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方向。”这种集豪华品牌运营、电动化转型操盘、跨区域管理于一身的复合能力，正是当前通用中国想要突破发展瓶颈所急需的。

如此看来，这场人事变动的逻辑就很清晰了：何思文带着中国市场的成功实践走向全球；John Roth则带着全球化视野与豪华品牌转型经验扎根中国。这“一出一进”之间，通用汽车正在试图构建一个全球战略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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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与矛盾并存

通用中国的换帅，并非孤立事件。今年以来，全球多家汽车巨头都纷纷启动了管理层调整，Stellantis、日产、保时捷、雷诺等企业，都已完成或计划推进核心管理层的更迭。这背后有一个共性的原因：传统车企普遍面临电动化转型的投入与回报的失衡问题。

一方面，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车企必须持续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和产能建设。但另一方面，这些投入短期内很难转化为稳定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回报。整个行业，正集体进入电动化转型的阵痛期。

具体来看，保时捷2025年第三季度出现近10亿欧元的亏损，其首席财务官约亨·布雷克纳公开表示，2025年为业务调整低谷期；大众集团同期净亏损10.72亿欧元，为近五年来首次季度亏损，核心症结在于，电动化转型投入未能及时转化为市场份额；日产汽车为缓解财务压力，则启动了包括资产处置在内的成本控制措施。跨国车企巨头集体陷入了“水逆”的困境。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通用汽车堪称“逆流而上”。2025年第三季度，通用汽车全球营业收入达486亿美元。受电动汽车战略重组、Cruise业务调整的一次性费用影响，净利润同比下降56.6%至13亿美元，但调整后EBIT仍保持34亿美元的水平。

基于这样的表现，公司上调了全年业绩预期，将调整后息税前利润预期，从100-125亿美元上调至120-130亿美元。这份底气，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国市场的稳步复苏。

然而，在复苏背后，通用中国又展现出了明显的战略矛盾。据多家媒体报道，通用汽车正在推动供应链重大调整，要求数千家供应商清除来自中国的零部件，最终目标是将供应链完全迁出中国，并为部分供应商设定了2027年的完成期限。

一方面，中国市场是其全球为数不多的盈利增长点，合资企业的生产运营高度依赖本土供应链；另一方面，集团层面推进的供应链“去中国化”指令，虽主要针对北美生产车型，但长期可能对在华合资企业的供应链协同、成本控制产生间接影响。

有业内专家指出，中国在汽车照明、电子设备，以及定制零部件的模具制造等供应链领域，已占据主导地位，完全“脱钩”难度极大，还会产生高昂成本。美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协会主席Collin Shaw也表示，中国境内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网络根深蒂固，想要寻找替代方案，过程异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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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的使命

John Roth接任通用汽车中国总裁后，要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它规模庞大、竞争激烈，战略诉求还很复杂。对Roth来说，他任职后的核心命题很明确：既要维持当前的复苏态势，推进业务转型，同时，还要适配集团的供应链调整战略。

首要挑战就是来自豪华品牌的市场突围。作为通用汽车在华豪华品牌的支柱，凯迪拉克近年深陷销量持续下滑的压力。2021年，它创下23.3万辆的销量峰值，之后连续四年下滑，2024年销量仅11.38万辆，同比下滑38%。2025年上半年，累计销量49944台，同比又下滑24.21%，这也是通用在华唯一销量下滑的品牌。

销量低迷背后，是BBA价格下探挤压生存空间、品牌价值逐渐稀释、新能源转型适配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叠加结果。Roth虽然有推动凯迪拉克电动化转型的经验，但如何针对中国市场优化产品策略？如何提升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等配置的本土化适配能力？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供应链调整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尽管通用汽车的供应链“去中国化”主要针对北美生产车型，但在全球化分工的背景下，中国合资企业可能会间接受到波及。

一方面，中国合资企业要保障本土生产的稳定性，还要维持成本优势，高度依赖成熟的本土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集团层面的风险管控要求，可能会促使它增加供应链多元化投入，这无疑会进一步推高运营成本。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避免供应链调整对中国市场盈利造成冲击，考验着Roth的统筹能力。

从行业大环境来看，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格局的重构期。中国市场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区域，其发展态势直接影响着跨国车企的全球布局。

对John Roth而言，其使命不止一个，但终极目标，一定是巩固通用在中国市场的定位。而在电动化、智能化，还有地缘政治交织的行业浪潮中，通用中国的下一步走向，仍需要在市场竞争中接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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