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高智临时起意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询问：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明面上的仗打完了，可毛泽东心里清楚，另一场看不见刀枪的仗，才刚开打。

这场仗，不在战场上，不在会议室里，它藏在一碗羊肉泡馍的蒸气里，藏在一张几块钱的账单里，更藏在人心那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念想里。

1955年5月，北京城。

傍晚的太阳把阜成门城楼染得跟块金砖似的。

毛泽东那辆黑色的吉姆轿车正往中南海开，车里头除了发动机的声音，静得能听见心跳。

卫士长高智坐在副驾驶，寻思着今天又是个平常日子，可后座上冷不丁飘来一句话。

“肚子空了，不回去了，就在街边上找个馆子吃饭。”

这一句话，让车里的空气立马就绷紧了。

警卫员李银桥和王敬先俩人对视一眼，全懵了。

这叫什么事？

安保方案里压根就没这一出。

回中南海，吃专门准备的饭菜，那才是规矩，是铁律。

可毛泽东又说了第二遍，第三遍。

那语气，不是商量，是决定。

高智脑子飞快地转，他跟了主席这么多年，知道这股劲儿上来，谁也拧不过。

“主席，那…

要不咱们尝尝西安饭馆的羊肉泡馍？

换换口味。”

高智硬着头皮接了话。

车一拐弯，停在了西安饭馆门口。

一场看不见的战斗立刻打响。

高智先一步跳下车，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饭馆，跟掌柜的低声交代，不要清场，不要声张，只要大堂里一个能用屏风隔开的角落。

其他的警卫员，脱了军装换便衣，三三两两地混进食客里，有的坐着喝茶，有的低头看报，眼睛的余光却死死锁住周围每一个角落。

整个饭馆还是人声鼎沸，炒菜的香味和划拳的吵闹声混在一起，谁也看不出异样。

毛泽东下车时，还特意朝热闹的大堂里瞅了一眼，挺满意地点点头：“就是要人多，吃饭才有气氛嘛。”

他好像就盼着扎进这股子烟火气里。

那碗撒着葱花香菜、飘着浓浓胡椒味的羊肉泡馍端上来时，毛泽东笑得挺开心，用筷子拨拉着碗里的馍块，感叹了一句：“好多年没吃过这么地道的了。”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就活泛了。

高智也放松下来，开了句玩笑：“主席，今儿这顿我请！”

话音刚落，毛泽东抬起头，眼睛盯着他，问了个毫不相干的问题：“高智，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报告主席，100块。”

高智老老实实地回答。

毛泽东手里的勺子停在了半空，眉头也皱了起来：“全国工人的平均工资，现在还不到这个数。”

就这一句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

高智心里咯噔一下，立马明白了，这哪是吃饭，这分明是一场考试。

他赶紧把那碗泡馍往主席跟前推了推：“主席，您快吃，一会凉了就不好吃了。”

这顿饭最紧张的一幕，是结账。

伙计拿着账单过来，上面写着：6元3角9分。

高智伸手往兜里掏钱，掏了半天，指尖碰到的除了几张毛票，就是布料，钱不够。

他跟李银桥俩人脸涨得通红，正窘迫地凑钱，突然人群里有人认了出来，一声惊呼：“是毛主席！”

这一下炸了锅。

整个饭馆的人“呼啦”一下全围了过来，掌柜的更是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地摆手，说这顿饭说啥也不能收钱。

高智顶着所有人的目光，他知道，这才是这道题的最后一道关。

他把钱死死攥在手里，对掌柜的说得斩钉截铁：“不行，原则问题，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钱我们没带够，我给您写个条，明天一早就派人送过来。”

在一片混乱中，毛泽本没有再说话，只是在没人注意的瞬间，朝高智投去了一个肯定的眼神。

那个眼神，高智看懂了，这道题，他答对了。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高智就派人把6元3角9分送到了饭馆。

掌柜的还是不肯收，来人就一句话：“主席说了，不能白吃老百姓的饭。”

这顿饭钱必须给，这根弦，毛泽东从二十多年前就绷得紧紧的。

时间倒回1929年，赣南，瑞金。

红四军刚到大柏圩那地方，人心惶惶，当地的生意人把他们当土匪看，铺子都关了门。

一个下着大雪的夜里，有几个商人托人悄悄送来几个布包，打开一看，是白花花的银元。

来人只留下一句话：“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油灯底下，那银元泛着冷光。

毛泽东看着，脸上一点喜色都没有，反而把眉头拧成了个疙瘩：“这是拿我们当什么了？

把人请来，把钱退回去！”

就那个雪夜，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个人，亲自提着马灯，顶着风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把银元原封不动地送回了三家商号。

那几个商人吓坏了，以为是嫌少，哆哆嗦嗦地还要往上加。

毛泽东一句话就把他们堵死了：“我们红军，一个子儿都不能要老百姓的。”

这话比贴一百张标语都管用。

第二天，大柏圩的集市又开张了，老百姓亲眼看着这支队伍说到做到。

这条在雪地里踩出来的红线，从瑞金一直延伸到了北京的饭馆。

建国后，位置高了，盯着的人多了，那点儿“小方便”就跟苍蝇似的往上扑。

毛泽东对自己身边的人，警惕得像个老猎人。

1960年初在武汉，毛泽东自己不用肥皂，但厨房洗洗涮涮得用。

管理员就跟高智念叨了一嘴。

那年头物资紧张，肥皂要凭票买。

这事不知怎么传到武汉地方领导耳朵里，人家立马拍胸脯说“小事一桩”，没过多久就送来了。

高智自己也觉得方便，后来又托人弄了一块。

就这么点肥皂、麻花、西瓜、大闸蟹的小事，捅了马蜂窝。

毛泽东让把这几年的账本全翻出来，一查，吓一跳。

一张从天津到上海，从郑州到武汉，用各种“土特产”织起来的网，已经悄悄地伸进了中南海的红墙里。

毛泽东发了很大的火：“我早就说过，买东西必须给钱，拿群众一针一线都要算！

过去拿了的，全部按市场价退赔！”

他让秘书从他自己的稿费里，划出了三万多块钱。

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一笔一笔地算，一样一样地核，不管是几年前吃的一斤麻花，还是去年夏天的一个西瓜，全部折成钱，派人到全国各地去还。

这三万块钱，不是在还钱，是在“清算”一种正在冒头的坏风气。

紧接着，他做了个更绝的决定。

让身边这些“浮在上面”的工作人员，分批下放到农村去。

“你们在北京呆久了，不知道下边啥样了，都下去看看！”

1961年，高智成了第一批，被派到了河南信阳的农村。

他回来时，带的不是土特产，是一份写满了农民真实生活、甚至有些刺眼的调查报告。

毛泽东拿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说：“这才是我想看的东西。”

这场“特殊战争”，也改变了高智的人生轨迹。

1962年，他在中南海待了十几年，向毛泽东提出了想回家乡陕西工作的想法。

毛泽东抽着烟，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缓缓地说：“也好。

你先回去，给我打个前站。

过几年，我也要去，就到黄河边上。

到时候，我骑马，你牵马，咱们沿着黄河走一走。”

这是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的约定。

然而，这个约定再也没能实现。

1965年，高智回北京汇报黄河沿岸的情况，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临走的时候，毛泽东紧紧攥着他的手，叮嘱了一句：“以后要常回来，我想听实话。”

“听实话”，这三个字，高智记了一辈子。

1976年9月9日，消息传到西安。

已经不再年轻的高智一个人在深夜里，哭得像个孩子。

他嘴里一直念叨着那个黄河边的约定：“主席啊，说好了要骑的马，还没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