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国际比较研究｜国际

文/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温彬，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张梦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动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确立自身在全球服务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本文从全球视角出发，系统梳理服务业开放的演进历程与最新趋势，总结美国、日本两个代表性国家的制度路径与政策实践，进而提出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全球服务业开放现状剖析

服务业开放的量化指标

服务业开放程度的衡量方式与制造业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贸易本身具有无形性和非储存性的特征，许多服务无法像商品那样实现跨境实物运输，导致其统计口径和贸易数据获取存在较大难度；二是与制造业主要聚焦于关税和数量限制等“边境前”障碍不同，服务贸易的壁垒更常体现为“边境后”的隐性限制。

因此，在对服务业开放程度进行量化分析之前，有必要明确两个关键概念：一是名义开放度，主要指国家在法律、政策层面对外开放的程度，包括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制度安排；二是实际开放度，反映的是一国在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后，境外服务商实际进入并开展业务的广度和深度。区分二者，有助于全面评估一个国家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状况，以及制度设计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偏差。

服务贸易壁垒的主要形式

相比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的开放要复杂得多。虽然服务贸易中并不存在关税和配额等传统意义上的“边境壁垒”，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国往往通过更为隐蔽的国内规制和限制措施高筑“边境后”壁垒。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成员国对服务贸易设定的壁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市场准入限制；二是国民待遇限制，如对外国企业征收更高税费、禁止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无法享有补贴和信贷支持等；三是本地存在要求，即外国企业必须在本地设立分支机构后才能提服务；四是职业资格与监管障碍；五是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障碍，缺乏清晰公开的审批流程、申诉和救济机制等。

服务业名义开放度的度量与分析

OECD构建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ervice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简称STRI）可用于衡量全球服务业的名义开放程度。该指数包含1个综合指数和5个分项指数，分别为外国准入限制、人员流动限制、竞争壁垒、规制透明度和其他歧视性措施，覆盖51个经济体、22个行业。该指数为年度数据，时间区间为2014—2024年，取值0～1，0代表完全开放，1代表完全限制，即值越大对境外服务贸易与投资的管制越严格。

全球服务业开放趋势

2014年以来，全球服务业开放度先扩大后缩小，当前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分项来看，外国准入限制是服务贸易壁垒的主要构成。2024年占比为43.9%，其后依次为人员流动限制（占比19.5%）、其他歧视性措施（占比13.4%）、规制透明度（占比12.5%）、竞争壁垒（占比10.7%）。从各分项的变化趋势来看，除了竞争壁垒有所增加之外，10年来其他4项的限制程度均小幅放松。

分行业来看，数字网络服务的限制程度最高，物理基础设施服务的开放度最高。工程、建筑、建筑设计等物理基础设施服务的限制程度最低，子项表现不一，快递和空运两类服务的限制程度最高，公路运输和批发零售开放度最高。再次是市场服务，其中，会计和法律服务的贸易壁垒最高，银行和保险服务的贸易壁垒相对较低。数字网络服务的贸易壁垒最高，由高至低排序依次为电信、广播、电影、录音、计算机服务，此类服务涉及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国家安全与信息主权、税收监管等问题，开放难度较大。

分国别和地区来看，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开放度相对较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相对较低。在OECD涵盖的51个样本经济体中，有20个国家的STRI指数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多为发达经济体，日本、英国、荷兰的服务业开放程度最高，美国排在第15位。东盟、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倾向于保护国内产业，对服务业的限制最多，菲律宾在样本中服务贸易壁垒最高。我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样本中排名第3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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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清华金融评论》2025年11月刊总第144期

编辑 | 周茗一

审核丨丁开艳

责编 | 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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