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1933年2月5日，夜里。

故宫博物院第一批2118箱文物自太和门搬出，经过午门，直向北平前门火车站而去。

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身披斗篷，坐镇太和殿指挥文物装运。

为保证文物安全运抵南方，当天白天，易培基与张学良在西山碧云寺旁边的一所小别墅里，商谈了一整天，最后才敲定文物转移的详细方案。

尽管故宫至天安门、前门的大街上，全部实行戒严，可消息还是走漏了。

火车站被抗议的学生团团围住，一些激进者甚至卧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开动。

对峙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士兵已经拉动了枪栓。

关键时刻，张学良赶到现场，以人格担保表示，战争一旦结束，就将这些国宝运回北平。

抗议的人群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于是，装箱的文物依次装上火车，开往南京。

就这样，故宫国宝从此暌别帝王居所，开始艰辛坎坷的旅程。

而主导国宝南迁的易培基，马上也将迎来生命中最大的冤案，至死不能瞑目。这正应了那句俗话：“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乱世中，那些实际做事的人，为民族国家长远着想的人，往往得不到理解，也往往得不到善终！悲乎！

▲1933年2月，第一批故宫国宝在紫禁城装箱上车，准备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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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易培基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推动故宫文物南迁是先知先觉，功德无量。但在当时，他的决定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弹。

反对国宝南迁的声音很大，大到易培基心里早有南迁的想法，却一直不敢说出来。

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时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汪申等人商议，以修建故宫库房为名，开始集中对文物进行精选装箱，但不敢对外明说南迁。

南迁这么大的事，易培基自己也不敢拍板。他给国民政府行政院拍了急电，说北平故宫宝藏关系全国文化，现在战争随时烧到北平，如何保护这些国宝，政府要赶紧定个决策。

情势危急，容不得他等待文来文往。特别是1933年一开年，日军就攻陷了山海关，使得故宫文物的去留更加紧迫。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最终决定：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不仅普通市民反对故宫文物南迁，认为这是“亡国灭种之举”，就连鲁迅、胡适、徐志摩等文化界名流，也持反对态度。

鲁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故宫文物南迁深表质疑：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鲁迅文风的尖刻犀利和影响力，都是可以预见的。

然而，还有更让易培基等南迁派头疼的问题，就是故宫博物院内部，对是否南迁也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是南迁的积极拥护者。但他的儿子马彦祥，很不给老爹面子，化名在天津的报纸上发表了数篇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

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的反对方式更加激烈。他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故宫太和门集会，宣誓“誓与国宝共存亡”，甚至还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员寄恐吓信，声称会以适当的武力来阻止故宫文物南迁。

易培基、马衡等南迁派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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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原定1933年1月31日南运，但当天受到阻挠。

没办法，推迟到了2月5日夜里才成行。

在此之前，易培基给支持南迁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发了密电，请求用强硬的措施控制周肇祥。

宋子文于是指示北平市市长周大文，派法警将周肇祥进行秘密逮捕，直到故宫文物专列平安出京10天后，才将周肇祥释放。

如此，易培基的一桩心病才消除。

历史也终将证明，易培基的决定是正确的。

故土沦陷，还能收复，但文物一旦遭到破坏或劫掠，则万劫不复。

尽管当时社会大多数人仍把文物等同于值钱的古董，但是，易培基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文物不是古董，而是国宝，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其实，在此之前，易培基已经两次充当了挽救故宫国宝命运的角色。

因为，有人想把故宫文物卖了。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第一次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后，国府委员经亨颐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把故宫一切物品拍卖或移置，理由是故宫文物属于“逆产”。

第二次则在此次故宫文物准备南迁的过程中，北平政务委员会于1932年8月通过了关于故宫的三项决议，其中第一项即为“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

易培基两次终止了故宫及其文物的灭顶之灾，他的坚持，最终一点点改变了社会对于文物的整体认识。

写到这里，艾公子想起一位粉丝留言。他说：“一个连自己的历史都不尊重不保护的民族，动不动就要砸要毁掉自己文化的民族，有何自信可言？有何希望可言？”

这也是当年易培基极力向全国解释的一个道理。

▲1933年后，故宫国宝陆续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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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国宝开始分批南迁后，易培基迎来了个人命运的大转折。

1933年2月7日，就在首批文物南下的两天后，他被国民政府两名监察委员提起弹劾，罪名是非法处理故宫金器，并从中舞弊牟利。

舆论再次哗然。

易培基本人也很吃惊，料到自己肯定得罪人，才遭遇构陷。

不管如何，国宝南迁大业还在进行中，他的当务之急是自证清白，然后才可以继续主持南迁之事。

他向国民政府解释，分批处理的故宫金器都是没有文物价值的金砂等，所得的款项均用于故宫的日常运维支出，而且，这事根本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集体做出的决定。

这一解释，弹劾案就不了了之。

不料，几个月后，南京地方法院对易培基提起公诉，罪名是违法舞弊。

这下子，易培基坐不住了。

此时一万多箱南迁文物躺在上海法租界，相对安全，易培基提出辞职，当年10月份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卸任后，他以平民身份提出反诉，并在上海当起寓公，一门心思应付官司。

然而，故宫的摊子必须有人接手呀。

马衡是呼声最高的继任者，但他坚辞不就，因为他知道所谓易培基“盗宝案”幕后的水很深。

在蒋介石的直接过问下，马衡最终才接任院长之职，时间在1934年1月下旬。他的条件是，不掺和“盗宝案”。

继易培基之后，马衡成了故宫南迁文物的“守护神”。

▲马衡，著名金石考古学家，我国文博事业奠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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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操纵“盗宝案”的幕后势力，并未打算放过易培基。

江宁地方法院在1934年10月对易培基提起公诉，指控他调换珠宝，据为己有。他在北平、南京等地的住所都被查封，财产也全部充公。

法院还请来书画家黄宾虹，鉴定故宫文物真伪。最终将认定的赝品、伪作封存起来，共计62箱。

法院据此认为，清宫古物中不应有赝品，因而赝品和伪作必是故宫博物院主管古物的人以伪易真。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易培基百口莫辩，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但稍有文物常识的人都知道，法院给易培基的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清宫藏品中本来就鱼龙混杂，不乏赝品和伪作，乾隆都经常看走眼，把伪作当真品收藏了。现在没有易培基盗卖文物的直接证据，仅凭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伪作就认定是易培基搞的鬼，这逻辑确定没毛病？

马衡原本说了不掺和所谓“盗宝案”，但他看到黄宾虹的鉴定结果以及法院的认定依据后，还是出来写了文章，从学理上指出黄宾虹的鉴定很粗糙，没有权威性，法院的判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是，水太深了。黑幕总是可以吞噬一切合理的质疑，而让一切不合理的结论公然盛行。

1937年9月，江宁地方法院再次对易培基提起公诉。而缺席审判的易培基，已经含冤病逝，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紧接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动乱年代，人命如蝼蚁，一个人的罪名或清白就更加没有人在乎。这个案子于是不了了之。

只有易培基自己，在乎自己的羽毛。临终前，他请吴稚晖帮他转交一份呈文，说个人被诬事小，但关乎国内外观听事大。他希望他的冤案有朝一日能够昭雪，这样才能死而瞑目。

▲国民政府关于易培基案的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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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易培基生前魂牵梦萦的故宫文物，在马衡的主持下，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抗战期间，这批文物一路西迁，藏身川贵大后方。期间，多次险遭灭顶之灾，最终却都有惊无险：

9000余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暂时寄存宜宾沿江码头时，上游乐山及下游泸县都受到敌人狂轰滥炸，独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

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自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即被炸毁；

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文物搬出不到1个月，空房也被炸掉……

这一切，都没办法解释，大家只能归功于“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连马衡都说，这类奇迹，都是国家的福命。

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批历经千难万险，差点毁掉一百遍的文物，竟然安然运返首都南京。

整个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了相当多的中国文物，有关统计称总数以千万计。相较之下，故宫文物的损失几乎微乎其微，堪称奇迹。

这个奇迹，离不开每一个支持故宫文物南迁西运的官员，离不开沿途一路护送的军队，离不开寄存地负责文物保管维护的学者，更离不开故宫博物院的两任院长——易培基和马衡。

日军当年占领南京后，朝天宫库房还有少量来不及抢运的文物。这些文物最后都被日军接管了，其中包括康熙、乾隆时期的西洋贡品和清宫玉牌、内务府档案等南迁文物。

贪婪的侵略者甚至将朝天宫正殿屋脊两端上的建筑构件鸱吻拆下，运回了日本。

不难想象，如果当初故宫文物不采取南迁措施，现在，它们将大部分躺在日本的博物馆里。

想到这里，我们更应该感谢最早力促文物南迁的易培基。

▲1937年，故宫南迁国宝躲避战火，途经川陕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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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尾声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都发生在1948年。

一个尾声关于易培基“盗宝案”。

1948年1月，最高法院发出了“易培基案不予受理”公告，算是含蓄地为易培基证明了清誉。

之所以在这时出公告，是因为1947年冬，一手制造此案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去世了。

尽管此案迄今扑朔迷离，但学术界公认，张继及其妻崔振华因为与易培基等人的私人恩怨，仗着国民政府高层的人脉，利用公权力，蓄意导演了这场闹剧。而易培基成了冤案的牺牲者。

随着冤案制造者离世，平反机制才得到了有效启动。

另一个尾声关于故宫南迁文物的去向。

1948年底开始，蒋介石在即将撤离大陆之前，授意将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精华2972箱运往台湾。之后以这批去台文物为主，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正如当初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人所言，文物一出故宫，要再回来就很难很难了。

然而，不管这些文物分散在几个地方，它们现在终究还是中国的文物。

但如果当时不南迁，这些国宝还会不会留在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