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研究人口十几年的教授认为,我国人口在一百年后,会再次回到4亿左右。
张俊妮研究人口十几年,早在四年前,她就预测我国人口会在本世纪末回到4亿人,当时就曾受到一些质疑,但随着四年时间过去了,如果说张俊妮的预测还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判断,还过于乐观了。
很多人今天还认为,如果我们只有4亿人口,应该会过得很舒服,竞争没有那么激烈,房价也不会那么高,收入还会上涨。
但我们没有想过,这4亿人口是怎么来的,它不是凭空出来的,而是随着百年之后,我国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本世纪末我国人口真的只有4亿人,那么这意味着届时可能会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需要我们去供养。
所以,看人口问题,我们不能只看绝对数量,更要看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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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龄生育率和年龄死亡率保持2023年的数字不变,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那么在83年之后,我国的人口就会回到4亿左右。
这4亿人口听起来很好,但人口结构却非常可怕。届时我国0-14岁儿童占比只有6.4%,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则高达45.7%,试想一下,一个一半人口都在65岁以上的4亿人口里,我们会过得很舒服吗?
肯定不会。
当然,届时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已经不在了,或者还有一些已经到了晚年,但对我们的后代来说,他们是真真切切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人口的紧迫性就在此刻体现出来了。
而更严峻的还在于,以上预测都是基于2023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给出的结果。而我们都知道,按照目前的结婚率来看,未来生育率会不会继续下跌?几乎肯定会的,所以到本世纪末,4亿人口反而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数字。
目前,我国已经连续经历了几年的人口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形势的恶化速度其实非常快,以结婚对数为例,从2013年到2022年,已经是连续九年下降,2013年是1346.9万对,到了2022年直接变成了683.5万对,几乎是腰斩。
结婚对数也反映到了出生人口上,2013年是1700多万,到了2022年,变成了九百多万。
这些数据的变化也体现在总和生育率上,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01,考虑到目前的趋势,这可能还是未来比较好看的一个数字,以韩国为例,从1.3下降到1.0用了17年的时间,而我国从1.3的生育率下降到1.0,只用了3年时间。
可以说,我们的人口恶化速度,要比韩国来的更快。
人口下降,会带来什么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人口即命运,对一个国家而言,人口决定着命运。
从长远来看,人口总量减少和老龄化会不利于创新。以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的创办者几乎都是年轻人的天下,年轻人要比老年人更愿意创新、拥抱新事物,这个是大脑结构决定的,当老人开始占据多数,就会出现类似日韩那样的趋势,即整个社会创新几乎没有。
这是老龄化所面临的必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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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创新,经济也会直接受到冲击。
第一是因为劳动力的减少,第二是因为总需求的减少。劳动力减少很容易理解,当老人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干活的少了,吃饭的多了,长此以往肯定会出问题。
总需求减少更好理解,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结婚生子,背后都是需求,都可以创造消费就业和投资。
这些还都是对内。对外的话,当老龄人口增多,人口总量开始减少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继续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最终可能还会削弱国际影响力。
人口减少既然已经是趋势,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办?
影响一个国家人口的其实只有三个变量因素,死亡、出生和移民,而我们要做的其实也就只能从这三个点去做突破。
如果我们不考虑接受大规模的移民作为选项的话,那么我们几乎就只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提高本国出生率。
而这,恰恰也是最难的地方。
从国际经验来看,要想提高生育率,背后需要一整套的闭环方案,这其中就包括家庭、劳动力、医疗、劳动权益、收入甚至是地产彩礼等方面的调整。
以韩国为例,韩国在刺激生育方面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韩国的生育率仍然是全球最低的,为什么?
因为韩国本质上的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不灵活的就业环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工作时间长。
工作时间长,可以让人忙到没时间谈恋爱、没时间结婚,甚至是没时间生娃,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工作投入的精力太多,就无暇他顾。
对我们来说,韩国的例子极具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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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妮教授认为,我们应该趁早把人口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战略维度,并据此提出三个建议。
第一,就是改变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
张俊妮认为,在教育中间要大力鼓励合作,因为影响人口的组建家庭、养育孩子,背后都需要合作,而今天的年轻人往往太自我,不懂得体谅他人,更没有同情心,而从小鼓励合作,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过于高强度的教育学习压力,也让这些孩子身心俱疲,我们必须要给学习减负,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考试机制可能也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时代。
教育要改变,首要就要给人减负,降压,而不是让教育变成一场零和博弈。
第二,减少内卷。
张俊妮教授认为,仅仅是改变教育还不够,因为教育的出路就是融入社会,如果社会还非常内卷的话,那么本质上和学校也没什么区别。
为了不让人们认为养育孩子是苦差事,是很难的一件事,就需要先给教育减负,然后减少社会内卷,否则社会竞争激烈,最终还是会倒逼父母在学习层面就开始内卷。
第三,提早规划移民。
张俊妮说这个话题非常不合时宜,但从理性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么做。
目前国内各个省市都已经在进行抢人大战,其实反映的就是地方层面的发展焦虑,在国家层面,这也并非不能走的棋,以日本为例,日本的民族结构比我们还要单一,以前的日本也同样不能接受移民,但在老龄化和少子化面前,最终日本还是放开了这条路。
2024年,日本还推出了新计划,计划在未来五年之内,将接收具有特定技能外籍劳工的人数提高到80万。
我们能不能这么做?其实也可以。
事实上,人口问题的严峻性我们都知道,但在如何提高生育率问题上,不仅是我们,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很好的答案或者说经验。
日韩在刺激生育问题上做了十几年的努力,结果韩国还是世界最低生育率,而日本也比我们高不到哪里去,当然,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或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解释称,如果日韩不这么做的话,说不定生育率会更低。
对我们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也许也做不到日韩那么大力度的刺激措施,因而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更长远一些。
譬如,放开签证。
不论如何,人口形势的大趋势就在这里,它是前方的灰犀牛,我们避无可避,唯一的应对措施就是,应该如何将损失最小化,考虑到这一点,任何刺激人口生育的办法都应该去尝试去鼓励。
只有这样,我们的人口才能够真正实现高质量增长。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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