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人们眼中的上海，你知道是什么样么？

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上海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的城市，作家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鲜明的笔触，记录着当时的上海及其兴衰更迭。

张爱玲更是其中一位不容忽视的书写者，而她独特的视角就是色彩。

张爱玲与她的人物角色

张爱玲是喜欢色彩的，她曾在《谈音乐》中说道：

“颜色这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悽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嘉的，使这个世界显得更真实，有了个颜色在那里，使人安心。”

她的快乐与悽惨，竟然以能否看见颜色为区分，足可见其对色彩的情有独钟。

在她的记忆中，每一段的往事都有它独特而醒目的颜色。她赋予一切记忆颜色，以色彩为载体，记录下了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成长的轨迹。

她的所看、所思、所想几乎都被她化作有意味的色彩，视若珍宝地保存着。张爱玲敏锐的色彩感知力源于先天的聪慧和禀赋，更与后天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

张爱玲肖像画

父亲用旧式文化熏染着她，母亲教她绘画技巧以及对时尚的感知与追求，对艺术有着独特见解的知己炎樱也在交往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

颜色是物体重要的外在形象展示。

但颜色无法独立存在，必须附着于形体之上，爲此，对色彩极为敏感的张爱玲为颜色寻得了意象这一介质。

张爱玲创作时用色彩浓厚的字眼组成缤纷的色彩意象，这些色彩意象传达着她的个性，展示了她的审美，也构建出当时上海独特的文化形象。

民国老上海概念设计图

一、服饰与色彩

张爱玲对颜色爱不释手，同时，对服饰也一往情深。

在她的爱情小说中有的服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有的则浓墨重彩，精细雕琢。

服饰是体现一个人性格、一段时期文化最为直观的物件。

她将自己的美学观念融入于服装的色彩搭配之中，准确地贴合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作品，也使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到张爱玲独特的审美观以及当时的上海服饰文化。

（一）服装的搭配，妥帖多样

在张爱玲笔下，每一位太太出场，都带出一片锦绣，旗袍是20世纪上海不可或缺的经典作品，是上海时尚及文化的代表。

“白地子红黄小花麻纱旗袍”、“小藕色镂花纱旗袍”、“白洋纱旗袍”、“蓝布旗袍”......每一件都古典缤纷，这些缤纷的服装给人以美的享受，与人物形象气质相符合，更直观地反映出当时上海的时尚与社会大环境。

在《封锁》中，女主人公吴翠远出场时：

“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旗袍不再有大面积的刺绣、镶滚，取而代之的以细边镶滚的装饰，十分精致。

以洋纱做旗袍，使古典中平添新兴元素，同时淡雅的白与蓝搭配，单调却也简单大方。

细边镶滚更显精致，形象地塑造了当时阁楼上“大家闺秀”恬静的形象。

《半生缘》中的曼帧：

“穿着蓝布旗袍，上面罩着件淡绿色的短袖绒线衫胸前一排绿珠纽子。”

20世纪30年代中期，流行旗袍与西式长及臂下的绒线背心或对襟毛衣相搭配，这是当时时髦的穿法，尤其以知识女性居多，简洁大方，得体且可御寒，同时又作为知识女性的标志服装，彰显了曼帧端庄贤淑的气质以及知性的人格魅力。

这样的穿搭足够流行，《茉莉香片》中言丹朱的旗袍外加了白纱外套，《半生缘》中的翠芝穿着红色旗袍配红色绒线衫。

《金锁记》中长安赴宴那天穿着：

“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

苹果绿是清新年轻的颜色，旗袍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式服装，配以西式的荷叶边袖子以及百褶裙设计，这样的搭配，与作为时尚中心的上海形象不谋而合，极能体现文化交融时期上海的多元与新潮。

张曼玉、汤唯、巩俐、陈数剧照

除了旗袍，长袍亦是张爱玲言情小说中不可忽视的服装种类。

自由的长袍给了张爱玲独特的色彩观以用武之地，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

“穿着一件异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粘着什么就染绿了。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进开了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子十字交叉一路绿了起来，露出里面的深粉红的裙。”

红绿对照映射出“红玫瑰”鲜明的个性色彩，鲜辣潮湿的绿与浓郁的深粉色蕴含着深刻的意味。鲜明却悽怆，像玻璃匣里的蝴蝶标本，正如之后红玫瑰残破的命运。

这样的搭配不得不让我们想到那个喜爱大胆撞色，标新立异的作家本身。

张爱玲爱参差的对照，“桃红配柳绿”极符合张爱玲独一无二的色彩观与独特张扬的个性，与她传奇的一生色调相似。

同时也让人们想象到当时上海灯红酒绿的生活，以及开放包容、多元杂乱的形象。

无论是多彩的旗袍，还是自由的长袍，这些古典与摩登、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的多元的碰撞，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书中人物形象的同时，也领略到包括作者在内的当时上海女人大胆又时髦的风姿，建构成古典又新潮的老上海文化形象。

（二）配饰的选择，别致繁多

张爱玲小书中的配饰纷乱繁多，红金绿玉，每一件都是极为华丽的，有时对于人物的塑造甚至是点睛之笔，极能体现当时上海女性对精致的追求。

在她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翡翠耳坠、红宝石簪子、翠玉手镯等极具中国古典风格的首饰，如《金锁记》中长安相亲那天：

“耳朵上戴了二寸来长的玻璃翡翠宝塔坠子，又换上了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

典韵味的坠子与新式旗袍相搭配，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新式文明碰撞交汇下的直观体现。

20世纪2O年代至30年代，西风吹拂，“舶来品”汹涌而人，成为当时名媛贵妇们的心头爱。这些配饰必不可少地出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梁太太初登场时：

“一身黑，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的绿宝石蜘蛛”

网纱帽是30年代巴黎的流行样式设计，可见梁太太对于时尚的敏感与追求，这也是当时交际花们的时尚选择。

黑与绿的色彩迭加，也将梁太太阴毒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许太太镶着灰色卷发的藏青呢帽，曼帧的湖绿羊毛围巾等都各具特色、各不相同。

赏心悦目的配饰搭配不仅对人物性格的表现有着举足轻重的补充作用，更处处体现着老上海女人的精致与包容，表现着一个斑斓、碰撞的上海。

刘诗诗、赵薇、赵丽颖剧照

二、妆容与色彩

上海名媛们之间的争奇斗艳绝不会局限于衣服上的一较高低，精致如她们，在对面容的修饰与发型的选择上也极为用心。

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是有着白皙的皮肤，化着精致妆容的摩登女郎。

她将当时上海女人的形象勾勒得淋漓尽致，表现出生活在文化碰撞下的上海女性的真实状态。

（一）面容的修饰，风情万种

舞女，是老上海时尚的最初体验者与弄潮儿，是那个时代文化碰撞下特殊的产物，她们的妆容也极具特色。

曼璐，作为一个舞女，她的妆容多采用大块艳丽的颜色表现出妩媚的风姿，浓得化不开的眼影以及娇艳红唇更是她妆容的鲜明象征。

透过细微的描写，我们似乎能看见“曼璐们”在灯红酒绿的舞池中，化着浓艳的妆容，穿着高腰的一步裙，妩媚而随性地歌唱着的情景。

除了舞女与交际花，张爱玲笔下还有脸色似“半透明的轻青的玉”的流苏，“像淡淡一笔的牡丹花”的翠芝等淡雅的大家闺秀。

在张爱玲的笔下，百态的人生对应百态的妆容，“通过这些具体的妆容描写，使我们领略到当时上海女性的精致风姿，知道当时上海的摩登风向，更让我们透过妆容了解到当时的文化状态。

（二）发型的设计，推陈出新

摩登的妇女们当然不会忘记设计一款与自己气质相符合的发型。

老上海的名媛们贵妇们总是要讲究光洁整齐、对称，不管是上海亦或是巴黎，上世纪30年代的复古发型都是那标志性卷发。

除此之外，小说中也有旧时女性所梳的中式发髻。不同的发现象征着不同的人物性格与文化精神。

《连环套》中霓喜：

“梳着时尚的裘头，用一把梳子高高卷起顶心的头发，下面垂着月牙式的前刘海，连着长长的水鬓”。

在当时的上海，摩登妇女们开始梳单髻高悬后脑勺上，形如“酥蛋面板”。卷发是时尚、摩登的标志，连同张爱玲本人在内的当时上海女性们在生活中都是极喜爱这样的卷发造型的。

而封建的七巧等人依旧梳着中式的发髻。

精致的卷发与中式的发髻，是新旧发型的代表，表明女性们的时尚意识以及新旧文化在上海碰撞融合。

三、家居与色彩

张爱玲小说中的时尚元素不仅体现在人物身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

中西合璧、兼容并蓄成为民国家具的显著特点，融合了新旧文化元素的家居装饰，恰当直观地表现出当时的时尚审美追求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

（一）摆件的描绘，承古萌新

张爱玲对于家居摆件的描写无疑是颇费笔墨的，她给每一件家具着色，或红或绿、或紫或金，有的古典大方，有的新颖时尚，缤纷多彩。

《倾城之恋》中写道：

“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紫檀木上面刻着绿泥款识。”

《金锁记》中写道：

“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

紫檀匣子、绿泥款识、翠竹帘子与金绿山水屏条，经典的中式色彩搭配与款式设计，无处不散发着浓浓的中式风味。

详尽细致的描写，得益于张爱玲幼时的贵族生活的积淀，通过经典独特的家居摆件的描写，不仅体现出张爱玲的敏锐独特的时尚观与审美情趣，也可以窥见张爱玲心中对于古典无法割舍的情结。

除了古典的中式摆件外，也有新颖前卫的西式家具，民国时期家具既传承清代家具的风格又学习西式古典家具技巧，其装饰的部位灵活多变，样式不固定。

小说中出现的乳黄色球形玻璃罩、粉红假大理石长桌、银茶壶、白漆家具、玫瑰红的灯罩、殊红牛皮小三脚凳、湖绿色小梳打饼干筒、绿洋铁筒子等，都是西式家具的代表。

上海的底子虽是旧式的，但西式的文化不断渗透，与之交融，使得当时的家居摆件变得既时尚又经典，从中我们也看出当时上海的古典与新潮。

（二）软饰的刻画，韵味斑斓

在不同的环境中，张爱玲用不同的色彩刻画不同的软饰，奇妙缤纷而又新颖经典，有翠竹帘子、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等。

《倾城之恋》中写道：

“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

金色与红色是在中国传统色彩学中有着独特的意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喜庆的颜色，有着别样的庄重。

《金锁记》中当七巧明白季泽的险恶用心后，日益绝望态的七巧走到了“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的窗前。

墨绿色是黑与绿的杂合，深深地暗色，营造一种压抑的氛围。

而窗帘是用于遮挡的物件，遮挡外界的一切，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窒息之感。形象地代表旧式文化遮蔽着外面新兴希望的光，颜色之深则代表封建思想早已根深蒂固。

张爱玲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描写旧式家庭中繁复的家居，这些色彩搭配常常能带给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及独特的审美印象。

大胆超前的色感，赋予家居环境缤纷耀眼的时尚气息，这是她敏锐的时尚感的呈现，亦是老上海色感丰富的环境的真实写照。

四、建筑与色彩

色彩作为城市外在形象的一个重要的视觉因素，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演绎着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而建筑色彩则是城市文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通过色彩语言与色彩的心理联想使城市主题特色鲜明。

（一）洋房的建设，新旧杂糅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最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

因此，张爱玲的小说中对于洋房的介绍不在少数。

如《小团圆》中郁先生姑父的小洋房是：

“院子里有假山石，金鱼池，外面却是意大利风的深粉红色牆壁，粉墙又有一段刷白粉黑晕。”

浓郁鲜明的西式外表配以中式“粉墙黛瓦”式的白粉黑晕，是鲜明的新旧文化融合的体现。

建筑中的色彩元素体现了张爱玲对色彩的敏锐和深厚的艺术素养，也从侧面说明了上海在那个年代的超前地位与时尚风向。

（二）民居的修筑，雅俗共赏

弄堂是上海人对于里弄的俗称，是上海开埠后的土特产，更是张爱玲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象征。

19世纪后期，石库门成为引领上海市民居建筑主流的时尚样式。

《半生缘》中曼帧的家是弄堂式板楼，《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的家是小小的洋式石库门绸堂房子，《小团圆》中也提到了三开间的石库门房子。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不乏对公寓的描述。

“一座阴惨惨的水泥住宅，洋铁水管上升满了青暗的霉苔，只有一户窗户露出灯光，灯上罩着破报纸”，还有“一座座白色的，糙黄的住宅。”

糙黄、灰色的水泥墙、青暗的霉苔⋯⋯一系列灰度较高的色彩堆砌在一起，组成极具代表性的色彩意象构成一幅接地气的民居图，鲜明地表现出当时上海绚丽的洋房与老式的民居间的对比。

五、结语

张爱玲通过色彩传达的画面并不仅仅是在纯客观叙述，所传达的画面本身蕴含了很多深层的意义。

赤橙黄绿青蓝紫都给人以极强的暗示，用参差对照的艺术手法，描写了人们在不同时代生存的记忆，鲜明地表达着她的个性与时尚观。

同时，这些色彩意象还使城市主题鲜明，通过色彩的联系使城市具象化，直观地建构起上海的文化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极具韵味的。

因为这个女人，本就多彩的上海变得愈发传奇起来。

她通过自己小说中的色彩意象记录当时既有东方文化的坚守，又有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上海真实的生活，引领着上海时尚。

多样的旗袍、精致的妆容、经典的家具、弹性的建筑，无一不表达着她自己独特的时尚观。

怀旧与新颖、古典与现代、传统与异域，极端的碰撞、参差的对照，看似矛盾，却又和谐，这样的包容性，同样符合上海的地域气质。

从她小说中多彩个性的色彩意象中，我们更深地认识了一个自信、大胆、优雅的张爱玲。

也更深地理解了那段历史，对那段时期文化相互交错的上海也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