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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李敬泽/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
□安景钧
李敬泽曾言,人至30才真正领会经典的重量。“身为中国读书人,到了一定年纪,对自身文化传统总会油然而生亲近之感。”于是,他沉潜于《诗经》《史记》《左传》,写下《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书中,圣贤、王者、君子、英雄、奇人纷至沓来,痴与醉、仁与血、勇与智、爱与恨交织上演。他让历史挣脱纸堆的束缚,不再是冰冷的标本,而是成为血脉奔涌的生命现场,散发着那个时代人性的光辉、品格的高贵与道义的璀璨,构筑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相遇。
现代学者朱自清认为,经典是“经时间筛选”的作品,是人类文化积淀中“最基本、最精华的部分”,堪称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库,承载着其精神传统与智慧根基。李敬泽所沉浸的春秋时代,被哲人雅斯贝尔斯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彼时礼崩乐坏、旧秩序瓦解,恰如文明裂谷之上中华文明的“思想岩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喷薄而出。诸子百家如群星璀璨,各展锋芒,其思想交锋与智慧结晶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序列,光芒穿越千年,在思想长空熠熠生辉:孔子周游列国,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为乱世注入温润理想;孟子坚信人本性是善良的,以躬身实践“仁”“义”“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老子留下“道法自然”的哲思,指引世人于喧嚣中寻得宁静;庄子鼓盆而歌,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迈向超俗之境,在精神天地里开辟自由疆域;墨子振臂疾呼“兼爱非攻”,以朴素善意对抗战争残酷;韩非子著书立说,以“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冷峻,为治国安邦铺就制度基石;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辩题,以极致的逻辑思辨,叩问名与实的哲学边界……那个时代热烈而率真,英雄辈出,他们或许有局限、有困惑,却始终怀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毅。李敬泽从经典中读出的,正是这种鲜活的生命力——那不是后人神化的“圣贤光环”,而是真实人性的挣扎与对生命本真的坚守,是“坚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体面的人”的朴素追求,是中华文化最滚烫的底色。
李敬泽读经典,并非“复古守旧”,而是“从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因此,他在书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带着一种清醒的温情:既不盲目复古,也不刻意解构,而是于历史褶皱中探寻与当下的连接。他以敏锐直觉捕捉到那个时代特有的“少年心性”——恰似人类的青春期,满溢着未经驯化的野性生命力,既孕育着英雄主义的万丈光芒,也弥漫着悲剧性的血腥残酷,亦有几分现代人眼中的不可思议。在那个“平均寿命不足30岁”的残酷世界里,个体生命却爆发出惊人的强度与密度:子都拥有耀眼美貌,却藏着睚眦必报的狠戾;晋文公重耳流亡颠沛,狼狈中始终跳动着不屈的雄心;晏婴自诩忠诚,但面对偷情被杀的齐庄公,以“谁敢任之”的清醒保持了自尊;刺客要离以残躯挑战庆忌,三刺三败,成就“失败者的骄傲”。这些鲜活故事,生动印证了轴心时代的核心突破——“人敢于以自身内在世界对抗外部现实”。春秋人物的可爱与可敬,正在于那份拒绝妥协、不踏中庸灰色地带的决绝:无论至善或极恶,皆如骄阳烈日,爱憎分明,敞亮到底。李敬泽在书页间反复擦拭、追问并试图唤回的,便是被称作“春秋真气”的生命状态。他想象“读《春秋》的关羽,必是从中读懂了磊落行走于大地的气象”——这种气象,是无论顺境逆境,皆能坦荡担当、光明磊落的人格力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生命为抵押践行忠于诺言的选择,是天意高难问,江湖任我行的洒脱,也是守护“宁为玉碎”的荡气回肠。
李敬泽带我们在春秋遇见人和神,那些古人的欢笑与泪水、神灵的沉默与低语,激活了沉睡于典籍的文化基因。这种对历史的观照,更让我们看清自身——如何在混乱中守护秩序?如何在个体与群体间寻得平衡?如何在有限生命中追求永恒意义?正如李敬泽所言:“他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摆在我们面前,同样是我们面临的活生生的问题。”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为人性的探索持续提供精神坐标与正向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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