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花光积蓄盘下倒闭的饭店，一年后，旧城改造文件下来了。

89年，我叫陈援朝。

这个名字，是我那个当了一辈子钳工的爹给起的，带着那个年代最朴素的愿望。

可惜，我既没能参军，也没能保家卫国。

我只是个国棉三厂的机修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听着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给那些“上了年纪”的纺织机“治病”。

扳手上的机油，比我手上的纹路还深。

那年我二十六，兜里揣着工作八年攒下的三千四百二十七块六毛。

还有我媳妇林晓慧的，一千八百块。

加起来，五千二百二十七块六毛。

这是我们俩的全部家当，一个准备用来生孩子、一个准备用来养老的数字。

我却用它，在厂里所有人看傻子的目光中，办了停薪留job。

然后，我盘下了那家倒闭的“向阳饭店”。

就在我们家那条又老又破的解放路上。

那条路，路面是坑坑洼洼的沥青，一下雨就积水，晴天就扬尘。路两边的法国梧桐倒是长得挺好，就是叶子上永远蒙着一层灰。

向阳饭店，名字挺敞亮，里子却烂透了。

老板是个姓张的男人，比我大不了几岁，头发已经愁白了一半。

他说他老婆跟人跑了，心灰意冷，不想干了。

我看着他那双毫无神采的眼睛，信了。

签合同那天，晓慧陪我去的。

那间饭店里，只有一张桌子是干净的，就是用来签合同的这张。

空气里飘着一股馊味、油耗味和淡淡的霉味混合在一起的古怪气味。

一只苍蝇在灯泡上盘旋，发出“嗡嗡”的哀鸣，好像在给这家店送终。

我从布袋里，把那一沓沓用猴皮筋捆着的钱，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

有大团结，有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甚至还有几卷毛票。

钱带着我们俩身上所有的汗味和希望。

张老板数钱的手在抖。

我签合同的手，也在抖。

晓慧站在我身后，我能感觉到她的手紧紧抓着我的衬衫后摆，指节都发白了。

她没说话，但我知道她在害怕。

我也怕。

怕得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

合同签完，张老板把一大串油腻腻的钥匙拍在桌上，发出“哗啦”一声脆响。

那声音，像是给我的人生，划下了一道分水岭。

他拿着钱，头也不回地走了，背影像个打了败仗的兵。

我站起来，看着这间属于我的饭店。

四张掉了漆的方桌，十长短不一的条凳。

墙壁被油烟熏得发黄，像是得了黄疸病。

地砖上凝固着黑色的油垢，走一步，鞋底都发粘。

晓慧终于忍不住了，声音带着哭腔。

“援朝，这……这能行吗？”

我没回头，怕她看见我眼里的慌张。

我走到后厨，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一股更浓烈的馊味扑面而来，差点把我顶个跟头。

灶台黑得像刚从煤堆里刨出来，抽油烟机上挂着的油滴，像钟乳石一样。

角落里，一个破了口的米缸斜躺着，几只蟑螂受了惊，四散奔逃。

这就是我的战场。

一个连残兵败将都算不上，只剩下一片废墟的战场。

我深吸一口气，那股复杂的味道呛得我直咳嗽。

我对自己说，陈援朝，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那天晚上，我和晓慧谁都没睡着。

五千多块钱，就换来这么个烂摊子。

她在我旁边翻来覆去，最后坐起来，开了灯。

“援朝，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图啥？”

我看着天花板上那圈昏黄的光晕，也坐了起来。

图啥？

我也问自己。

图那份“铁饭碗”的无趣？图每天听着噪音，熬到头发花白，换一个“劳动模范”的奖状？

还是图我爹那双因为常年在灶台边，被火燎得通红的眼睛，和那一辈子都没挺直过的腰杆？

我爹，陈福生，是国营红星饭店的大师傅。

一手淮扬菜做得出神入化，狮子头能嫩到用筷子一碰就散，汤汁却清亮得能照出人影。

可他干了一辈子，还是个大师傅。

见了谁都点头哈腰，连采购科的小年轻都能对他呼来喝去。

他总说：“援身板，手艺人，饿不死，也发不了财。安安稳稳，比啥都强。”

我不信。

我不信手艺就只能换个安稳。

我想试试，我这双手，除了能拧紧生锈的螺丝，还能不能端起一个家，端起一点不一样的人生。

“晓慧，”我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我想自己当老板。我想……让我爹看看，他的手艺，不止值那点死工资。”

晓慧看着我，看了很久。

她眼里的泪水在打转，但终究没掉下来。

她反手握住我，说：“好。我陪你。”

就这三个字，比什么都重。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和晓慧就像两只陀螺。

我负责刮墙，铲地，通下水道。

解放路上的人都看见了，国棉三厂那个“高材生”陈援朝，穿着条大裤衩，光着膀子，跟个泥瓦匠一样，从饭店里一桶一桶往外拎黑色的油污。

那油污，黏稠得像沥青，倒在路边，半天都渗不下去。

晓慧就负责刷洗。

桌子，板凳，碗，碟子，锅，铲子。

她把家里的搓衣板都搬来了，跪在地上，一块一块地刷那些油腻的碗碟。

一双手，不出三天，就泡得又红又肿，裂开一道道口子。

我心疼，让她歇歇。

她不肯，说：“早一天开张，就早一天挣钱。”

我们俩，谁都不提那五千多块钱，但那笔钱就像一座山，压在我们心上。

半个月后，向阳饭店，终于有了一点“向阳”的样子。

墙壁刷成了干净的米白色，地板露出了原本的水磨石质地，虽然有几道裂缝，但干净得能反光。

桌椅都用砂纸打磨过，刷上了清漆，摸上去光滑温润。

后厨更是焕然一新，灶台亮得能当镜子照。

只是，店里空荡荡的。

一个厨子，一个服务员，就是我和晓慧。

我知道，这不行。

我那点三脚猫的厨艺，都是看我爹做菜偷学的，炒个家常菜还行，开饭店，那是砸自己的脚。

我得去找我爹。

那天，我提着两瓶厂里发的特供酒，回了家。

我爹正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抽着旱烟。

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把酒放在他脚边，蹲下身。

“爸。”

他“嗯”了一声，眼睛看着别处。

我知道，我停薪留职的事，他气还没消。

“爸，店弄好了。我想……请您过去，帮我掌勺。”

他猛地吸了一口烟，烟头在傍晚的微光里，亮得像一小簇鬼火。

“我去了，红星饭店那边怎么办？”他声音很硬。

“辞了。我给您开工资，比那边多。”

“啪！”

他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身，转身就往屋里走。

“我这把老骨头，伺候不了你这个大老板。”

门，“哐”的一声关上了。

我蹲在院子里，看着那两瓶酒，心里凉得像刚从井里捞出来的石头。

我妈从屋里出来，悄悄塞给我一个布包。

“援朝，你爸就是这个臭脾气。你别怪他。”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本油腻腻的笔记本。

翻开，是我爹那手歪歪扭扭的字。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的，全是他这些年做菜的心得。

“狮子头，七分肥三分瘦，粗切细斩，石臼打上劲……”

“大煮干丝，火腿、鸡丝、笋丝，缺一不可，汤要吊得清……”

每一页，都被油渍浸透了，纸张发黄发脆。

我眼圈一热。

我爹这个人，嘴比石头还硬，心却比豆腐还软。

他不愿意亲自出山，是怕万一我失败了，他这张老脸没地方搁。

但他又把一辈子的心血，都给了我。

我拿着那本菜谱，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我知道，接下来的路，还得我自己走。

我爹不来，我得找个厨子。

可我没钱请大厨。

我想到了一个人，马师傅。

马师傅是我爹的师弟，当年在红星饭店，因为一点小事跟领导拍了桌子，被“发配”去看守单位的澡堂子。

是个有本事，但脾气更臭的人。

我找到澡堂子的时候，马师傅正光着膀子，用一把大蒲扇，给锅炉扇风。

他那一身腱子肉，被炉火烤得油光发亮。

我说明来意。

他眼皮都没抬一下。

“你爹都不肯帮你，你找我？”

“我爸把他吃饭的家伙都给我了。”我把那本菜-谱递过去。

马师傅接过去，翻了几页，眼神变了。

他抬头看我，那双因为常年烧锅炉而布满血丝的眼睛，亮得吓人。

“你爹，还是那么一股拧劲儿。”

他把菜谱合上，还给我。

“你打算开多大工资？”

“一个月，一百二十块。年底有分红。”我咬着牙说。

这几乎是我能承受的极限了。八十年代末，一个国营厂长的工资，也就二百出头。

马师傅没说话，拿起蒲扇，又扇了两下。

炉火“呼”地一下，蹿得老高。

“行。不过我有个条件。”

“您说。”

“后厨，我说了算。你，陈援朝，不能插手。”

“成！”我一口答应。

就这样，我的向阳饭店，终于凑齐了人马。

马师傅掌勺，我负责采购、跑堂、算账，晓慧负责洗菜、收桌子、当服务员。

我们仨，就是一支军队。

开业那天，我没搞什么鞭炮齐鸣。

就用红纸写了个“开业大吉”，贴在门上。

然后，我用粉笔，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写上今天的菜。

红烧肉，狮子头，大煮干丝。

都是我爹菜谱上的硬菜。

第一天，一个客人都没有。

我和晓慧坐在店里，从天亮等到天黑。

马师傅在后厨，一个人，把那三样菜，仔仔细细地做了一遍。

到了晚上，我们仨就着那三样菜，谁都没说话。

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狮子头鲜嫩无比。

干丝汤清味醇。

好吃。

好吃得让人想哭。

晓慧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援朝，这么好的菜，怎么就没人吃呢？”

我心里也堵得慌。

我这才明白，开饭店，不是菜好就行了的。

酒香，也怕巷子深。

第二天，依旧冷清。

到了中午，才来了第一个客人。

是隔壁修车铺的王师傅，估计是闻着味儿过来的。

他探头探脑地问：“小陈老板，你这儿……卖啥啊？”

我赶紧迎上去，笑得脸都快僵了。

“王师傅，快请进！家常菜，随便点。”

他点了一份红烧肉盖浇饭。

五毛钱。

我亲自给他端上去，满满一碗饭，上面盖着五六块冒着热气的红烧肉，汤汁都渗进了米饭里。

王师傅吃得满头大汗，连声说好。

临走，他说：“小陈，你这肉烧得地道！明天我还来！”

就这一句话，让我和晓慧高兴了半天。

可一天就五毛钱的生意，别说工资，连买菜的本钱都不够。

晚上关了门，我一个人坐在店里算账。

水费，电费，柴米油盐，马师傅的工资……

每一笔，都像刀子一样，在我心上划。

我带来的钱，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我第一次感觉，梦想这玩意儿，的贵。

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转机来了。

那天，来了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年轻人。

是附近建筑公司的。

他们一进来就咋咋呼呼的。

“老板，有什么吃的，管饱的，赶紧上！”

我给他们推荐了红烧肉，又炒了几个小菜。

马师傅那天好像格外有劲，锅铲在锅里翻飞，叮当作响。

菜一上桌，那几个小伙子眼睛都直了。

风卷残云一般，连盘子里的汤汁都用馒头蘸得干干净-净。

结账的时候，领头的那个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板，你这菜，够劲！比我们食堂的好吃一百倍！以后我们哥几个的晚饭，就你这儿包了！”

从那天起，我的饭店，终于有了稳定的客源。

每天傍晚，那群建筑工人都会准时出现。

他们嗓门大，能吃能喝，虽然吵闹，但给小店带来了久违的人气。

渐渐的，解放路上的街坊邻居，看我这儿天天有人进出，也开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来。

一个带一个，两个带一双。

生意，就这么一点点，好了起来。

但新的问题也来了。

我的采购，出了问题。

解放路这片的菜市场，肉铺，粮油店，基本上都被一个叫“刀疤刘”的人垄断了。

这家伙，脸上一道长长的疤，从眉骨一直拉到嘴角，笑起来的时候，那道疤就像一条蜈蚣在脸上爬。

一开始，他还算客气。

后来见我生意好了，就开始给我下绊子。

给我的肉，要么是带淋巴的边角料，要么就是注了水的。

给我的菜，也是蔫头耷脑，像是放了好几天的。

价格还比别人家贵。

我去找他对质。

他叼着烟，用手拍着我的脸，皮笑肉不笑地说：“陈老板，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我这儿的货，就是这个价。你要是嫌贵，可以去别处买啊。”

别处？

最近的菜市场，要骑三轮车一个多小时。

等我拉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马师傅知道了，气得把勺子往锅里一扔。

“他妈的！这孙子，是看我们好欺负！”

他抄起一把菜刀就要往外冲。

我赶紧拦住他。

“马师傅，不能冲动。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我把他按回椅子上，给他递了根烟。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想起我爹跟我说的，做生意，要拜码头。

可我这个小庙，哪有香火钱去拜刀疤刘那尊“恶神”？

硬碰硬，我肯定输。

我一个外来户，斗不过他这个地头蛇。

那就只能……智取。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刀疤刘那儿。

我骑着我那辆破三轮，跑了二十多里地，去了郊区的养猪场。

我找到了场长，把我的情况一说，然后拍出了比市场价高一毛钱的价格。

条件是，每天早上，他们给我送最新鲜的半扇猪肉过来。

场长一合计，反正都是卖，卖给谁不是卖？还不用自己费劲拉到市里去。

当场就答应了。

蔬菜，我也用同样的办法，直接跟郊区的菜农签了合同。

当天下午，刀疤刘就找上门来了。

他一脚踹开我的店门，后面跟着两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

“姓陈的，你他妈什么意思？翅膀硬了是吧？”

店里的客人都吓得不敢出声。

我正在算账，闻声抬起头。

我没慌。

我知道他迟早会来。

我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平静地看着他。

“刘老板，有话好好说。打开门做生意，我买谁家的东西，是我的自由吧？”

“自由？”他冷笑一声，那道疤扭曲得更厉害了，“在这条解放路上，老子就是规矩！你坏了我的规矩，我他妈就让你开不成店！”

说着，他一挥手，就要砸东西。

就在这时，马师傅从后厨出来了。

他手里没拿刀，就端着一锅刚出炉的狮子头。

那锅，是黑色的砂锅，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他把砂锅重重地往桌上一放，“砰”的一声。

“想闹事？”

马师傅常年烧锅炉，又颠了大半辈子勺，胳膊比我大腿还粗。

他往那一站，就像一尊铁塔。

刀疤刘带来的那两个小年轻，明显有点怵了。

刀疤刘自己也愣了一下。

但他毕竟是混的，面子上下不来。

“怎么？想动手啊？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明天你们这店就得关门！”

他话音刚落，店门外传来一阵嘈杂。

是那群建筑公司的工人下班了。

领头的那个叫大壮，一米八几的个子，看见店里的情景，眉头一皱。

“刘哥，怎么着？又来收‘保护费’啊？”

大壮他们之前在别的地盘，也吃过刀疤刘的亏。

刀疤刘一看这阵仗，脸色变了。

他一个人，对付我和马师傅还行。

可对上这十几个浑身力气的建筑工人，他心里也发虚。

他色厉内荏地指着我：“行，姓陈的，你牛逼。你有种！咱们走着瞧！”

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那群工人爆发出-阵哄笑。

大壮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陈老板，别怕他。以后他再来，你就喊一声，我们哥几个都在！”

我看着大壮，看着店里那些支持我的街坊，看着身边像门神一样的马师傅。

我心里一股热流涌上来。

我挨个给他们递烟，说：“谢谢，谢谢各位大哥！今天我请客，大家随便吃！”

那一天，我的小饭店，热闹得像过年。

我明白了，我的“码头”，不是刀疤刘那种人。

我的“码头”，是这些一个个普通的，善良的，愿意为我出头的客人。

是马师傅的信任，是晓慧的支持。

是人心。

从那以后，刀疤刘再也没来捣乱。

我的生意，也走上了正轨。

我听从马师傅的建议，不再追求大而全。

我们就主打几样招牌菜。

一个是“向阳狮子头”，用我爹的方子，马师傅的手艺，做出来的狮子头肥嫩不腻，汤鲜味美。

一个是“马氏红烧肉”，马师傅的独门绝活，用料扎实，甜咸适口，特别下饭。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砂锅白菜炖粉条”。

这道菜，成本低，但用料实在。

大白菜，宽粉条，加上几片五花肉，放在砂锅里，用骨头汤咕嘟咕嘟地炖。

天冷的时候，一锅端上来，热气腾腾，暖心暖胃。

这道菜，只要三毛钱一份。

几乎不挣钱。

但它成了我们店最受欢迎的菜。

附近的工人，蹬三轮的师傅，没多少钱，就来我这儿，点一份砂锅，要一个馒头，就能吃得饱饱的，浑身都暖和。

我的饭店，渐渐成了这条街的“深夜食堂”。

虽然我们只开到晚上九点。

每天，店里都坐满了人。

有高声阔论的，有低头吃饭的，有小情侣你侬我侬的，也有一个人喝闷酒的。

我穿梭其中，点菜，上菜，结账。

听着这嘈杂的人声，闻着这饭菜的香气，我感觉自己无比踏实。

晓慧也不再是那个愁眉苦脸的小媳妇了。

她学会了打算盘，记账。

每天晚上关门后，我们俩最开心的事，就是坐在灯下，听她拨动算盘珠子，那“噼里啪啦”的声音，比什么音乐都好听。

“援朝，今天毛利三十七块五。”

“援朝，这个月，我们把马师傅的工资，还有欠菜农的钱都结清了，还剩下三百多块！”

我们把钱，一张张铺在床上。

那些沾着油渍，带着汗味的钱，在我们眼里，闪闪发光。

一年。

整整一年。

从春天到冬天，再到春天。

向阳饭店，从一个没人要的烂摊子，变成了这条街上最红火的馆子。

我们不仅还清了所有的欠款，还攒下了一万多块钱。

我用这笔钱，把店面又扩了一下，把隔壁倒闭的小卖部也盘了下来，打通了。

桌子从四张，变成了十二张。

我还雇了两个小工，一个洗碗，一个跑堂。

晓慧终于不用再把手泡在冰冷的水里了。

我爹也来过几次。

他每次来，都不进门，就站在马路对面，抽着烟，远远地看着。

看着店里人来人往，看着我忙得脚不沾地。

我知道，他心里的那块石头，落地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甚至开始计划，再过两年，攒够了钱，就在市中心，开一家更大的饭店。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陈记”。

我要把它做成一块招牌。

我以为，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我以为，只要我肯干，肯努力，生活就一定会回报我。

直到那天。

1990年的春天，一个普通的下午。

阳光正好，透过法国梧桐的叶子，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店里刚走了一波客人，我和晓慧正在收拾桌子。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喧哗。

我探头出去看。

只见街口来了几辆吉普车。

车上下来几个穿着白色衬衫，夹着公文包的干部模样的人。

他们在街道办事处主任的陪同下，手里拿着卷尺和图纸，在街上比比划划，指指点点。

街坊们都围了上去，议论纷纷。

“这是干啥呢？量地呢？”

“听说是要规划，咱们这条路，太破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我没多想。

旧城改造，规划，这种话，说了好几年了，也没见有什么动静。

我安慰自己，没事的。

然后，我看见其中一个干部，拿出一张巨大的，盖着鲜红印章的公告。

在几个人的帮助下，“哗啦”一下，贴在了街道口最显眼的那面墙上。

那红色的印章，在阳光下，刺得我眼睛疼。

所有人都围了过去。

我也挤了过去。

我看到了那张公告最上面的几个字，黑体，加粗，像一把把重锤，砸在我的心上。

“关于解放路片区旧城改造暨整体拆迁的通知”。

拆迁。

整体拆迁。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

“为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经研究决定，对解放路及其周边区域进行整体拆迁，建设全新商业住宅区……”

后面的字，我一个也看不进去了。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整体拆迁”那四个字。

我的饭店……

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倾注了所有心血的向阳饭店……

就要被拆了？

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扶着墙，才没有倒下去。

周围的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耳朵。

“拆迁？那我们住哪儿啊？”

“有补偿款吧？不知道能给多少。”

“太好了！终于能搬出这破地方，住楼房了！”

有的人愁，有的人喜。

我看见刀疤刘也在人群里。

他没看公告，他在看我。

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毫不掩饰的笑容。

那道疤，像是在嘲笑我。

是啊，我就是个笑话。

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千辛万苦，躲过了明枪暗箭，把一个烂摊子，做成了这条街的招牌。

我以为我赢了。

结果，我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我不是输给了刀疤刘，不是输给了市场。

我输给了这个时代。

输给了一张纸。

一张盖着红章的纸。

晓慧也挤了过来，她看到了公告，也看到了我煞白的脸。

她抓住我的胳膊，声音都在抖。

“援朝……这，这是真的？”

我没有回答。

我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回我的饭店。

店里，新来的小工正在哼着歌，擦着桌子。

后厨，马师傅正在准备晚上的食材，剁肉馅的声音，富有节奏。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可我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的向阳饭店，被判了死刑。

我坐在我常坐的那个角落，点了一根烟。

手抖得厉害，划了好几次，才把火柴点着。

我看着这个我一寸一寸收拾出来的店。

干净的墙壁，光亮的桌椅，擦得透明的玻璃窗。

窗外，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梧桐树，熟悉的人来人往。

很快，这一切，都将变成一片废墟。

然后，在废墟之上，会建起高楼大厦。

不会再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有过一家叫“向阳”的饭店。

不会有人记得，有一个叫陈援朝的傻子，曾在这里，做过一个发财的梦。

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无力感，将我整个人吞噬。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沙滩上堆城堡的孩子。

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所有的智慧，把城堡堆得又漂亮又坚固。

然后，一个大浪打过来。

一切，都没了。

连痕迹都没有。

你甚至，都不能去恨那个浪。

因为浪，它没有错。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没有开门营业。

我在门口挂了个“东主有喜，暂停营业”的牌子。

喜？

我只想哭。

我让小工都回去了，店里只剩下我，晓慧，和马师傅。

我从柜台底下，搬出一直存着没舍得喝的好酒。

我给马师傅倒了一杯，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马师傅，对不住了。”我说。

马师傅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那张被炉火熏黑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不赖你。”他说，“这是命。”

晓慧在旁边，眼睛红红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一晚，我们三个人，喝了很多酒。

我说了好多胡话。

我说我想不通，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说我恨，我恨这个世界不讲道理。

我说我不甘心。

我真的不甘心。

马师傅没怎么说话，就陪着我喝。

最后，我喝多了，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

像个孩子一样。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二次哭。

第一次，是我奶奶去世的时候。

我哭我这一年的辛苦，哭我那还没开始就结束的梦想。

哭我那可笑的，不自量力的“人定胜天”。

第二天，我是在宿醉的头痛中醒来的。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店里一片狼藉。

晓慧已经把大部分都收拾好了，正在熬粥。

马师傅不见了。

桌上，压着一张纸。

是马师傅的字，很潦草。

“援朝，我回家了。你是个好老板，也是个能干事的人。别趴下。天无绝人之路。”

纸的旁边，放着一本更旧的笔记本。

我翻开，是马师傅的笔迹。

上面记的，全是他自己的独门菜谱。

那个“马氏红烧肉”的方子，赫然在列。

我拿着那张纸，和那本菜谱，愣了很久。

晓慧把粥端过来。

“援朝，喝点粥吧。喝完，我们想想，接下来怎么办。”

她没哭，也没抱怨。

她的眼睛里，有疲惫，有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我熟悉的，坚韧的光。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自己昨晚的样子，丢人。

我有什么资格趴下？

我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晓慧，还有马师傅的期许，还有我爹那本传给我的菜谱。

饭店没了，可我的手艺还在。

我的人，还在。

我端起粥，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

滚烫的粥，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晓慧，”我说，“饭店，我们继续开。”

“继续开？”她愣住了。

“对。开到它被推土机推平的那一天。”

拆迁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整条解放路。

人心惶惶。

有的人开始找关系，打听补偿政策。

有的人开始摆烂，得过且过。

有的人已经开始打包，准备搬家。

只有我的向阳饭店，雷打不动，每天准时开门。

一开始，客人少了很多。

大家都心不在焉，饭也吃不香了。

但慢慢地，人又多了起来。

甚至比以前还多。

好像所有人都想在最后的时间里，再来尝尝这里的味道。

再来感受一下这即将消失的人间烟火。

大壮他们那群建筑工人，来得更勤了。

他们说：“陈老板，以后你去哪儿开店，我们还去哪儿吃！”

修车铺的王师傅，每天都来，每次都点一份红烧肉盖浇饭。

他说：“小陈，你这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

甚至刀疤刘，也来过一次。

他没带人，一个人来的。

没闹事，就要了一盘花生米，一瓶啤酒，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了很久。

临走，他把钱放在桌上，对我说：“姓陈的，算你狠。”

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嘲讽，还是……别的什么。

那段时间，店里的气氛很奇怪。

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和高谈阔论。

大家说话的声音，都轻了很多。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告别的神情。

我们都在跟这条街，跟这段生活，做最后的道别。

我爹也来了。

这一次，他没有站在马路对面。

他走进了店里。

那天店里人不多，他找了个空位坐下。

我走过去，想喊他。

他摆摆手。

“给我来一份狮子头，一碗米饭。”

他说得像个普通的客人。

我亲自下厨，用尽了全部的心思，给他做了那份狮子头。

我看着他，用勺子，舀起一勺汤，喝了一口。

然后，他夹起一块狮子头，放进嘴里。

他咀嚼得很慢，很慢。

良久，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眶，红了。

“援朝，”他说，声音有些沙哑，“比我做得好。”

说完，他放下筷子，从兜里掏出几张毛票，放在桌上，起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

那个我从小看到大的，总是微微佝偻着的背影。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我赢得了我爹的认可。

却是在我的饭店，即将消失的时候。

这世间的悲喜，真是莫大的讽刺。

拆迁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街道办的人来找我谈过几次话。

关于补偿。

按照政策，我的饭店属于商业用房，补偿标准比民居要高一些。

除了房屋面积的补偿，还有一笔“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助。

算下来，总共能拿到三万块钱。

三万块。

在1990年，这是一笔巨款。

足够我在市里任何一个地方，重新开一家比现在大两倍的饭店。

街道办的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你这回算是因祸得福了。拿着这笔钱，好好干，前途无量啊！”

所有人都觉得，我赚了。

花五千块，折腾一年，换回来三万块。

这买卖，太值了。

晓慧也劝我：“援朝，这是好事。我们有本钱了，可以从头再来。”

是啊，这是好事。

我应该高兴。

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看着这三万块的补偿款数字，感觉像是在看我儿子的卖身契。

我卖掉了我的心血，卖掉了我最珍贵的一段时光。

我成了别人眼里的“幸运儿”。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失去了什么。

我失去了那个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自己。

我失去了那个和街坊邻居称兄道弟的自己。

我失去了那个让父亲为我骄傲的自己。

钱，能买回这些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心，空了一块。

搬迁的前一天晚上，我决定，做最后一顿饭。

我贴出告示，“向阳饭店，最后一夜，酒水管够，饭菜免费。”

那天晚上，解放路上所有没搬走的人，几乎都来了。

店里坐不下，就在门口摆桌子。

桌子从店门口，一直延伸到街口。

大壮他们把工地的灯都拉了过来，把整条街照得亮如白昼。

我、晓慧、还有我请回来的两个小工，在后厨忙得昏天暗地。

我爹也来了。

他没说话，默默地系上围裙，走到了灶台前。

我们父子俩，第一次，并肩作战。

他做他的淮扬菜，我做我的家常菜。

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油盐酱醋的滋味，还有我们之间无需言语的默契。

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站在灶台边，看着我爹那高大的背影。

菜，像流水一样，一道道地往上端。

酒，一瓶瓶地开。

没有人提“拆迁”，没有人提“告别”。

大家只是大口地吃肉，大碗地喝酒。

笑着，闹着，唱着。

唱着那个年代的流行歌。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唱到最后，所有人都哭了。

我也哭了。

我端着酒杯，走到我爹面前。

“爸，我敬您一杯。”

他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

“援朝，你长大了。”

我们俩，一饮而尽。

那酒，真辣。

辣得我眼泪直流。

那一夜，解放路，无人入眠。

第二天，推土机来了。

巨大的钢铁怪物，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它。

看着它那巨大的推斗，毫不留情地，撞向了我的“向阳饭店”。

墙壁，轰然倒塌。

我亲手刷白的墙，我亲手擦亮的窗。

我曾经的梦想，我的战场，我的家。

就在我眼前，变成了一堆瓦砾。

晓慧在我身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我没有哭。

我的眼泪，昨晚已经流干了。

我只是看着，静静地看着。

直到那片废墟，被夷为平地。

尘土飞扬，遮蔽了太阳。

我拉着晓慧，转身离开。

我没有回头。

我们拿着那三万块钱，离开了那座我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

我们去了南方。

去了一个据说遍地是机会的经济特区。

我没有再开饭店。

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失去了那种热情。

我用那笔钱，做起了小生意。

倒腾过电子表，卖过牛仔裤，开过录像厅。

有赚有赔。

生活，就像一锅温吞水，不好不坏。

我们买了房，生了孩子。

孩子长大了，也知道了他爸曾经是个“万元户”，曾经有过一段“传奇故事”。

他总是缠着我，让我讲那段故事。

讲那家叫“向阳”的饭店。

讲那个叫马师傅的怪脾气厨子。

讲那个叫刀疤刘的地头蛇。

讲那群讲义气的建筑工人。

每一次，讲到最后，我都会沉默。

儿子问我：“爸，你后悔吗？如果那条街不拆迁，你是不是就成了‘餐饮大王’了？”

我笑了笑，摸摸他的头。

后悔吗？

我问自己。

如果时间倒流，回到那个下午，我还会用全部家当，盘下那家破饭店吗？

会的。

我一千次，一万次，都会。

因为，如果没有那一年，我永远只是国棉三厂那个拧螺丝的陈援朝。

我永远不会知道，我的身体里，蕴藏着那么大的能量。

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可以那么温暖。

我永远不会尝到，梦想实现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滚烫的喜悦。

我永远不会得到，我父亲那句，“比我做得好”。

那一年，那条街，那家店，像一道光，照亮了我平庸的前半生。

它给了我一身的伤，也给了我一副盔甲。

它让我看清了世事的荒谬，也让我懂得了人心的可贵。

至于那个“餐饮大王”的梦……

它碎了。

碎在了1990年的春天。

但有时候，我会想。

或许，有些梦，它的价值，不在于实现。

而在于，它曾经，那么真切地，存在过。

就像那家向阳饭店。

它消失了。

但它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活在解放路上，那些老街坊的记忆里。

在那里，它永远灯火通明，永远人声鼎沸。

永远，向着太阳。